2025年5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全球教育監測報告2025：性別報告》之《女性領導學習》，概述了政治領導層中的性別多樣性如何轉化為可衡量的教育成果。

一、失衡的權力場：女性占據課堂，卻缺席教育領導層

報告指出，盡管女性構成了全球教師隊伍的多數，但在教育管理、管理和領導崗位上仍然代表性不足，這種“領導力差距”，不僅阻礙了實現性別平等的努力，還可能限制教育的變革潛力。

例如，在小學教育中，14個非洲法語國家中，2019年僅有16%的小學校長為女性，在幾內亞和布基納法索小學女性校長占比分別低至10%和11%。同年，在柬埔寨、老撾和馬來西亞，分別只有18%、25%和41%的五年級學生就讀于女性擔任校長的學校中。相比之下，在許多中東歐國家以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小學女性校長往往占多數。

在中學教育中，全球57%的中學教師是女性。然而，在有數據的70個國家中，女性校長的比例比女性教師低約20個百分點。在不丹、日本、韓國、南非、土耳其和越南，這一差距至少為30個百分點。

在高等教育中，全球范圍內，女性占學術人員總數的45%，但在高等教育領導者中僅占30%。2025年，全球排名前200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只有27%由女性領導（高于2024年的25%）。在美國，2022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學和學院校長是女性。大約40%的大學從未有過女性校長。

2018年，巴林、科威特、利比亞、卡塔爾和也門沒有女大學校長。2020年，馬來西亞20所公立大學中只有兩名女性副校長，孟加拉國46所公立大學中只有一名女性副校長。歐洲工程和技術領域的“A級”學術職位中，僅有19%為女性所擔任。

在政治職位上，2010-2023年，約27%的教育和高等教育部長是女性。高等教育部長（21%）比教育部長（28%）更不可能為女性。女性部長比例最低的是北非和西亞（7%），最高的是歐洲和北美（41%）。高收入國家（36%）的女性部長比例高于中低收入國家（22%）。

二、解鎖教育潛力：女性領導者的核心優勢

研究發現，女性教育領導者在許多背景下對教育和其他社會成果產生了積極影響。

1.有助于教育成果的提升

在低收入國家，當女性領導學校時，學習成果有所提高。2019年調查顯示，貝寧、馬達加斯加、塞內加爾和多哥由女性領導的學校在閱讀和數學方面取得了比由男性領導的學校更好的結果，相當于額外接受了一年的教育。2019年東南亞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女性領導的學校中，緬甸的孩子相當于額外獲得了多達四個月的學習時間，柬埔寨為五個月，老撾為六個月。

2.更支持包容性與合作文化

研究發現，女性領導者更有可能優先考慮包容性的學習環境，經常解決不成比例地影響女孩的挑戰，例如獲得教育、性別暴力、安全運輸、性別敏感的課程、衛生設施和月經健康教育。

一些研究表明，女性更傾向于合作、包容和參與，而男性則更注重結構、層級、績效和控制。女性傾向于采用更加民主和共識構建的方法，與男性領導通常采用的指令性和權威性方法形成對比。例如，根據2018年TALIS調查，女性校長傾向于在課程和教學以及家長和學生互動上投入更多時間，而男性校長則更傾向于優先處理行政任務和紀律相關職責。

研究發現，擔任學校領導職位的女性鼓勵教師之間的合作和專業發展，她們更偏好分布式的領導方式，從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那里尋求意見。這種對合作的偏好往往會減少沖突，培養共同的責任感，并激發創新的教學方法。TALIS數據顯示，女性校長（36%）比男性校長（28%）更認同合作學校文化的重要性。在貝寧、喀麥隆、馬達加斯加、塞內加爾和多哥，女性領導的學校中的合作文化已被認為有助減少教師缺勤。

女性領導也被描述為關系導向型。成功的學校管理實踐與女性領導特質緊密相關，這些特質可以影響溝通，如關懷、同理心、直覺、妥協和關懷。女性領導者在人際溝通和為同事提供鼓勵和支持方面具有優勢。

3.更支持教育投入

研究發現，女性政治家更傾向支持教育政策，往往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并優先考慮女童教育、教師工作條件和兒童早期發展等問題。

例如，在19個高收入國家中，下議院女性代表比例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就會增加0.04個百分點。政府中女性擔任重要職位的國家會分配更多資源給小學教育。立法席位女性占比每增加1%，小學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就會增加0.03個百分點。

另外，1990-2020年期間，191個國家中，議會中女性比例的提高與教育平等指數的改善存在相關性。

在阿富汗，2021年政權更迭前，性別配額的引入使低社會經濟地位地區的女性進入公立大學的入學率增加了30%。在法國下議院，女立法者更有可能關注兒童保育問題，而男性同行則關注軍事問題。在阿根廷，性別配額顯著提高了女性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從而出臺了更多涉及女性問題的政策。女性立法者比男性同行更有可能發起和支持關于托兒、生殖權利和反家庭暴力的法案。

三、隱形的枷鎖：刻板印象扼殺女性的領導雄心

領導才能通常被視為男性的特質，女性并不總是能獲得所需的扶持來擔任領導角色。在法國，女性科學家關于科學事業和性別刻板印象的為時一小時演講，使12年級女生選擇STEM類課程的入學率增加了3.4個百分點。

在校長招聘決策中，如果選拔小組由男性主導，則存在性別偏見的風險。在美國，在女性占據75%或更多董事會席位的地區，女性獲得了48%的校長職位，而在男性占據多數的地區，這一比例僅為33%。《全球教育監測》報告的分析發現，在選拔學校領導方面，只有11%的國家促進了兩性平等。

女性較難獲得指導和專門的領導力培訓機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一項教育領導力調查中，許多受訪者認為缺乏指導（28%）、網絡機會（22%）和培訓發展機會（24%）是女性領導力發展的主要障礙。

家庭責任和照顧責任可能會使女性無法擔任領導角色。由于社會期望和性別角色，女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承擔了不平等的家務和照顧責任。在全球范圍內，無薪照顧和家務勞動在女性24小時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17.8%）幾乎是男性（6.5%）的三倍。無償照顧和家務勞動相當于全球GDP的9%，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為11萬億美元。這種“第二次轉變”或“雙重負擔”可能會阻礙女性進入需要大量時間、可見度和社交網絡的職業領域，尤其是教育和政治責任的高級職位。

四、破冰行動：如何打破性別領導力困局

配額制已被證明是推動變革的有效工具。在那些已采用議會席位性別配額制的國家，其成果顯著。在阿富汗，2021年之前的配額制使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地區的女性就讀公立大學的人數增加了30%。納米比亞于1992年引入了30%的性別配額，以確保女性在決策職位中的代表性。2025年，該國選出了第一位女總統和女副總統，內閣成員中50%為女性。

除了配額之外，各國還必須將領導層輸送渠道制度化。這包括為女性職業生涯早期和中期提供領導力培訓、為女性提供與高級政治導師對接的贊助計劃，以及提高任命透明度的治理改革。

一些努力已在進行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參加領導力培訓項目的女性中，91%的人表示該項目提升了她們的領導力。在南非，女性議員之間的指導網絡幫助新成員建立了信心和立法知識。在愛爾蘭，一個由研討會發展起來的網絡旨在解決女性教育領導力方面的障礙，并搭建“橋梁”，概括為“信心、文化和育兒”，旨在通過研討會和面對面會議，支持女性在領導力方面的發展。

轉變觀念也至關重要。關于誰應該領導的性別刻板印象在媒體形象、招聘政策甚至教育本身中根深蒂固。開展宣傳活動，凸顯女性在政治中的領導力——例如部長、市長和立法者——可以挑戰這些刻板印象，并使女性掌權成為常態。

最后，追蹤高層領導職位的性別平等至關重要。高質量的數據有助于問責。

總而言之，將女性納入教育治理并非僅僅是象征性的。它能夠改變結果——將優先事項轉向公平，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并激勵新一代女性領導者。挑戰不再是證明女性能夠治理，而是確保她們獲得機會。

資料來源：

1.UNESCO（2025）.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2025: gender report: women lead for learning.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93701

2.Anna Cristina d’Addio. Female politicians are rewriting education policy. https://world-education-blog.org/2025/05/22/female-politicians-are-rewriting-education-policy/

3.UNESCO. New 2025 Gender Report calls for more women at the top in education. https://world-education-blog.org/2025/05/20/new-2025-gender-report-calls-for-more-women-at-the-top-in-education/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IFRGE）成員整理，課題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內容僅供參考，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