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時候，魯迅文學院是叫“文學講習所”，沒有自己的校舍，臨時設在朝陽區委黨校里面。黨校周圍空落得很，出了院門，走一段，才可抵到一個勉強可稱為“街”的地方。

那里有一個煙雜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還寒的天氣，商店門口掛著一幅厚重的棉簾子，粗藍布，絎著線，就像一床農家用的被子。路對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郵局。邊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就這些，也夠了。生活起居就是這樣簡單。

大約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黨校周圍的草木綠了起來。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蔥蘢的綠，因為地方大，氣候又干燥。但樹身是高大的，枝葉錯亂著伸展得很開，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來，就有了一種龐大和雜蕪的春意。吃過晚飯，我們成群結伙，在黨校后邊散步。記憶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樓，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樹，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崗子，崗上有雜樹林。但要我進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體的環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積似乎相當大，并且，漫無秩序。并且，終究有些單調，沒有特別的景物做參照。我們散步過了，回到黨校，各自用功去了。

我們才來不久，就搬了一次家，從走廊那端的四人間搬到這端的五人間。后窗正對著后院，院里有一個浴室，每周六燒鍋爐供熱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曉得出于什么樣的原理，它就像一個共鳴箱，將聲音放得很大，然后從頂上的小氣窗送了出來。所以，坐在我們的房間里，哪怕關著窗，浴室里的聲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們男生進了浴室，都喜歡唱歌。像賈大山這樣，平時緘默的人，也放開嗓子唱起來。唱的是他們那地方的戲曲吧？很高亢的聲腔。等洗澡的喧嘩過去，后院便靜了下來。

課堂是兼作飯廳的。前面是講臺和黑板，后邊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開飯時，便拉開來，賣飯賣菜。里面就是廚房。所以上課時飯和饅頭的蒸汽，炒菜的油煙，還有魚香肉香，便飄忽出來，彌漫在課堂上，刺激著我們的食欲。

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吃，還是一個問題。飯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國糧票，只能換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現在還記得米票的樣子，是一分錢紙幣的大小，牛皮紙的顏色，用黑色的墨印著“米票”的字樣，四兩為一張。這樣比例的米票，對于吃慣面食的北方人來說，正夠調劑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時候，油糧都是定量供給，一個人一個月的地方糧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換三十斤全國糧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國糧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花費超出定量的飯票。越是這樣米票緊張，越是能吃米。四兩一滿碗的米飯，眨眼就吃下去了。

與此同時，是對面食不恰當的厭惡，以至到了后期，聞到蒸饅頭的酵粉的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嘔了。可是，沒有辦法，還是要吃。別人似乎多少有些辦法，在北京有一些關系，可多得幾張米票。他們也會勻給我幾張，雖然有限，但聊勝于無。

有一回，我在賣飯的窗口，與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當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員很和氣，卻很堅決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這一情景，二話不說，從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在我面前。

不開課，也不開飯的時候，我們會到這里來寫東西。東一個，西一個，散得很開，各自埋頭苦作。遇到不會寫的字了，就轉過身去問：“陳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則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的字嗎？”有一些小說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環境是雜一些，可心都是靜的。

我更喜歡在院子一側的，另一座平房里的，小會議室寫東西。小會議室很小，中間一張拼起的長桌，周圍一圈椅子。我們就圍著桌子，各寫各的。這里空間小一些，也隱蔽一些，就比敞開的大飯廳里更有一種靜謐的空氣。中間進來一個人，將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發出咯的一聲。于是，都從草稿本上抬起頭來，去看新進的人。日光燈下，低頭低得久了，猛抬起來，看出去的人臉都有些發黃，而且恍惚。復再低下頭去，紙面上就有了一圈圈的光影，過一會兒，才散去。

小會議室外的甬道邊，有一棵，還是一行大樹，是不是槐樹？我不認樹，記憶也模糊了，只知道枝條很粗，葉片很大，一層層的。月光將影子鋪在地上，晚上，收拾了紙筆，從樹底下，深深淺淺的影子上面，走回宿舍去。北方的月亮也是很大的。

寫作總是在晚上，因為白天課排得很緊。老師對我們說：不要錯過聽課，寫作的日子長呢！還許諾給我們，在學習期末一定安排寫作的時間。一周六天，上午下午都排了課時。古典，西方，現當代，基礎類的，思潮性的，理論的，實踐的——這是請著名的作家來作創作的經驗談，我們聽了多少課啊！

有一位北大的老師，來講俄國文學，講《安娜·卡列尼娜》，說貴族的社交場，主要是舉辦舞會。他走到講臺前邊，離我們很近地，用手罩著嘴加了一句：就像我們的開會！他講得很好，上午講完了，我們要求他下午再接著講。老師真的將他留了下來，吃了一份客飯，睡了一個午覺，又講了一個半天。吳組緗先生講《紅樓夢》，也是這樣。講了一次，不夠，再讓老師去請來講第二次。因此，在規定好的課程外，又有些即興的，多加出來的課。

吳組緗先生講《紅樓夢》，至今還在眼前。他微側了身子，坐在講桌后面，擺開長談的架勢，談興很濃。說到激動的地方，就隔了講桌欠過身子，眼睛很亮地盯著前排的學員，好像要問他：你說是不是？

他講他的一個瑞典還是哪里的外國留學生，跟他學了三年的《紅樓夢》，臨畢業時，向他提了一個問題。大意是，從地形上看，怡紅院和瀟湘館實是不遠，他們為何不能同居，抑或是出走？吳先生說，聽了他的問題，便感到這三年是白教了，因他不懂得中國的社會，所以就不懂得寶黛的悲劇。

你們知道嗎？黛玉為什么老是和寶玉吵？吳先生問大家。黛玉為什么這么別扭？老要試探寶玉，而寶玉一旦表露心跡，她又要說寶玉欺負她？然后，吳先生便說到男女大防。在婚前，不能有一點點有涉的；否則，即便像寶玉與她這樣的兩情相知，都難免會小視她。他們就必須借別的一些事，來談情。

在他們感情史上決定性的一次交流，是寶玉挨賈政的棒子。黛玉去探望，說道：“你從此可就改了吧！”寶玉回答說：“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吳先生認為這是大有深意的，其實是寶玉向黛玉的徹心交代，而黛玉也聽懂了。所以，在此之后，黛玉再沒同寶玉鬧過小性子。

可是，吳先生不禁憤怒起來，越劇《紅樓夢》竟然將情節順序顛倒了，將黛玉在怡紅院吃閉門羹，與寶玉生隙這一場，放到了寶玉挨打之后。寶玉已經向她說了：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這里的“這些人”，就是黛玉啊！黛玉怎么會再對他生疑？這是個大大的錯誤！吳先生感情十分投入地認為，“金玉良緣”是個陰謀，書中有許多跡象，證明薛寶釵對賈寶玉窺覷已久。比如，薛家進京，說是送寶釵宮選，可是為什么后來就不提了，再沒有下文了呢？吳先生從講桌后面欠過身子問我們大家。還有，不是說寶釵“不愛花兒粉兒”，裝束簡樸，可為什么偏要時時戴個項圈？吳先生講《紅樓夢》，真是好聽，就像在與你辨析一段世事，其中深諳著許多緣故端底。

聽課以外，還舉辦過幾次課堂討論。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假期過后的一次，討論小說形式的創新。賈大山很認真地準備了一份書面發言，逐字逐句地念了下來。方才說過，他是一個緘默的人，但也可能是在公眾場合，私底下，他或者是相當善言的。那時候，我們班上的學員也是一撥一撥的，由于年齡、經歷，還有地域的差別，他不是我們這一撥的。所以，我們看到的矜持的賈大山，就只是表面。即便是從表面上，也還是可以看出他的活潑與俏皮。在他無限懇切的表情之下，隱忍著一絲明察秋毫的笑意，就是這，使他雖然沉默寡言，卻絕不是乏味的了。

這一天，他在討論會上宣讀了他的這份假期作業，專門談意識流。這時節，意識流是個新概念，它給我們保守了多年的小說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已經有意識超前的作家在使用它了。盡管還并不完全了解它內部的、心理學和語法學背景下的含義，但僅止是表面上，它的那種將敘述切碎了，又將某種細節夸張了的方式，就足夠我們見識的了。這時節，剛剛走出封閉，世界一百年的思潮向我們撲面而來，都來不及地聽、看、汲取。

賈大山發言中說，他在假期里，也寫了一篇意識流的習作，現在，他就將這篇習作念給大家聽。他的小說是寫收割的，記得最清楚的，是關于田野里草帽的描述，大致是：草帽，草帽，草帽，大的草帽，小的草帽，起伏的草帽，旋轉的草帽，陽光爍爍的草帽，草帽，草帽，草帽……大家早已笑得前仰后合，而他始終不笑，堅持將小說讀到底。他以農民式的狡黠表達了對這些半生不熟的現代小說觀念的懷疑，其中是有一些保守，可是也包含著堅守的態度，堅守他一貫遵守的經典敘述原則。那種以創造人物與故事為最終審美的敘述原則，其實是困難的，對作者的想象力，生活經驗以及語言能力都是永不歇止的挑戰。不是嗎？賈大山的“草帽，草帽，草帽”不是很簡單，很方便？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小說技法掩蓋在另辟蹊徑之下的是敘述的軟弱。直到他終年，他都沒有向敘述的嚴格性妥協過，他不多的那些小說，無一不是遵循著經典的原則。

我忘不了，有一次在水池邊洗衣服，遇到賈大山，他對我說：你發在《河北文藝》上的《平原上》，寫得不錯，我和張慶田——就是《河北文藝》主編說，這孩子會有出息。《平原上》是我的第一篇小說，還是由我媽媽送到《河北文藝》去發表的，多少帶有些“后門”的性質。一篇三千來字，排在很后面的小稿，誰能看見呢？可賈大山看見了，還斷定我會有出息，真是莫大的鼓舞啊！而我相信賈大山的眼光，也相信他的誠實天性，他不會是因為我媽媽的緣故恭維我。

當時，在講習所，我可實在是沒本錢，倘若不是前面說的那個偶然因素，我是進不來講習所的。周圍的同學們，我只在雜志上讀到他們的名字，都是我羨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對我很好，并且，我也能看出，這里邊并不全是因為我媽媽的緣故，我得到了許多真誠的關愛。

大約是在講習所學習的后半期，不知如何開的頭，我們興起了舞會。周末晚上，吃過晚飯，將桌椅推到墻邊，再拎來一架錄音機，音樂就放響了。先是一對兩對比較會跳和勇敢的，漸漸地，大家都下了海。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大會跳，而且，跳舞這事情也顯得有些不尋常。所以，跳起來，表情都很肅穆。要羅曼蒂克地，一邊閑聊一邊走舞步，那是想也別想。

在剛開放的年頭里，每一件新起的事物，無論是比較重大的，比如“意識流”的寫作方法，還是比較不那么重大，跳舞這樣的娛樂消遣，都有著啟蒙的意思，人們都是帶著股韌勁去做的。

記得那年的“五一”節，講習所放假，張抗抗挑頭，我，陳世旭、艾克拜爾，還有葉辛，一行五人去八大處玩。在一處空著的偏殿里，傳出節奏激烈的音樂，大家爭相擁去，將偏殿圍得水泄不通，偏殿里有七八個男女在跳搖擺舞，地上放著架錄音機，音樂就是從那里面發出的。他們穿著喇叭褲，女孩子穿著男式領角的襯衫，襯衫下擺束在褲腰里，十分摩登。看上去，他們也算不得多少會跳，胯和腰的扭動有些生硬，也并不都能踩在點子上。可他們頑強地扭動著腰胯，一曲結束，便有人立即過去，將磁帶翻個面，再續上一曲，接著往下跳。

講習所舞會開張，黨校食堂里的那幾個年輕人也來參加，他們帶來了錄音機、磁帶，還有舞伴。他們都比我們會跳，可做我們的老師。再后來，有些雜志社的編輯也來赴我們的舞會。后來，我們安排到北戴河度假，也帶著錄音機和舞曲的磁帶。晚上，我們走到海灘去跳舞，夜晚的北戴河，與白天很不一樣，它顯得相當荒涼。海和天都很黑，而且空闊。海水一層層地拍著岸，聽起來沒什么聲響，可錄音機里的樂曲卻變得虛弱了，原來，它們是有著巨大的轟鳴。說實在的，舞興也不怎么樣。柔軟的沙地裹著腳，走不開步子。可我們還是堅持跳著。不一會兒，四周就圍上了一些當地的小孩子，站，或者蹲在暗夜里，默默地望著我們動來動去的身影。

還有就是散步。一邊散步，一邊聊天。聊的呢，大多是文學。那時候真的很熱衷談文學，一點不是矯情，而是很認真，也很自然，談自己的思想和構思。

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還有《芙蓉鎮》，就是在那時候講給我們聽的。聽著就覺得好，不料，寫出來，更好。也談苦惱。河北作家申躍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寫作了。那時，拘泥著寫，還能寫出來，現在，放開了，反而寫不出了。他說，他就好像是一張網眼特別稀的網，打下去，東西都從網眼里漏了。

1980年文學講習所學員在山海關

左起：張抗抗、孔捷生、莫伸、關庚寅、

王安憶、王梓夫、高爾品、葉文玲

讀書也占了許多時間。講習所有一個小小的，只一間屋的圖書館，管理員叫小井。書不多，有一本新來的好書便永遠地在人們手里周轉，回不到書架上。那時候，有一本很搶手的蘇聯小說，叫做《白比姆·黑耳朵》，陳世旭看著，看著，就獨自在房間里踱著步，大聲朗讀起來。人們走過他的房間，都朝里望一眼。

晚上，黨校的學員走了，工作人員也走了，就剩講習所的這些人，在各自的房間里，做著自己的事情。偶爾從開闔的房門里，傳出一兩句說話聲。等大多數宿舍關了燈，走廊里會響起一陣腳步聲，是最后一班十八路汽車將哪個人送回來了。也有來串門看朋友的人，也得趕十八路的末班車回去。

然后，講習所就組織去北戴河了。很隆重地，出發之前，我和抗抗，還有葉辛，特地去了趟王府井，買旅行用品。買了太陽鏡、遮陽帽，我沒有買到合適的游泳衣，后來是小井將他妹妹的游泳衣借了給我。男式的游泳褲倒有，但葉辛又不想買了。他的思路是這樣的：假如買了游泳褲，他就要去游泳，假如去游泳，就可能淹死。最后，在抗抗的連笑帶罵之下，他不得不買了游泳褲。到了北戴河，他就穿了新買的游泳褲，站在齊膝的海水里，用手蘸了水往身上拍。臉上的表情多少有些愁苦，好像不是出自情愿，多少是由于某種壓力。去海濱游玩的東西準備齊了，上路了。

到了北戴河，住下，所領導古鑒之立即召集開會，作一番講話。大意不外是讓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玩，注意安全，通過這機會，更進一步地互相了解——所以，不妨可以打破圈子，廣泛地接觸、交往，比如古鑒之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喬典運也可以和王安憶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嘛！大家便哄然大笑，大約是覺得喬典運與我太不相似了。

喬典運來自河南農村，是學員中最年長的一位，當年已是四十九歲。開學初，天還寒冷，他就穿一件對襟的黑布棉襖，理著一個發茬很低的平頭，完全是一個田里的把式。但他有著相當沉著的氣質，這是內心生活在起作用，這使他變得睿智。大家拿這話取笑了很久，老喬則很厚道又不失大方地說：“其實我和安憶經常聊天。”

北戴河，藍天綠海。都是剛走出暗淡的生活不久，不相信好日子就這么輕易地來了。往后的日子其實越來越好，可是再好哪有剛開始的時候新鮮？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