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卡西爾說：“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倍?，人們使用符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頻繁，尤其是短視頻、直播、電玩、外賣、網購等正在構建全民暢享的數智生活，但以上這些方式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們非常頻繁的一個動作即“刷屏”。正因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刷屏者”。但當人們無節制地把精力耗費在刷短視頻等動作上時，則會逐漸變為習慣成癮的刷屏者，即只會反應、缺乏解釋能力的“信號人”。顯然，當今刷屏成癮的“信號人”屢見不鮮，刷屏成癮已然成為一種“征候”。本文主要以刷短視頻為例，從符號學視角審思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刷屏者何以可能從“符號人”漸變為“信號人”？第二，“信號人”如何可能做回“符號人”？這兩個問題實屬智媒時代媒介素養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

“符號人”何以變為“信號人”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媒介生態已然呈現出社交化、移動化、視頻化、數據化和智能化特征。特別是，因智能手機具有以上五大特征，故傳統媒介幾乎皆成其內容。這正應驗了馬歇爾·麥克盧漢所預言：“媒介即訊息?！泵浇榧夹g的發展似乎正是為了迎合人之圖方便的本性。

因智能手機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們進入了“刷屏時代”。我們中部分刷屏者在不間斷的刷屏中逐漸失去了閱讀、觀看、解釋“長文本”（書籍、影視劇等）的耐心和能力，漸變為刷屏成癮的“信號人”。在“高被刷文本”中，短視頻尤為突出，這些“高被刷短視頻”都試圖“講好故事”。從符號學視角看，短視頻生成可模式化為：事件/可述性、創作者/情節、短視頻/敘述性。簡單地說：“事件”具有“可述性”，就能進入“情節”，而創作者對情節的處理使短視頻具有“敘述性”。也就是說，“情節”使事件的“可述性”轉化為短視頻的“敘述性”。但終因短視頻（不包括短?。w量有限、敘述性弱，所以大多數僅具有情節性而缺乏“故事性”。既然如此，刷屏者為什么還要像追劇一樣，刷一個又一個缺乏故事性的短視頻呢？

不難發現，短視頻之所以吸引人，蓋因它能夠給刷屏者帶來一個又一個“期待”，即“下一條又是什么呢”。久而久之，讓刷屏者上了“癮”。而這種“癮”就是只反應不解釋。從符號學視角看，這一認知過程可以模式化為：發送者/意圖意義、符號文本（短視頻等）/信號、接收者/反應。這類只作反應的接收者也即前文所稱的“信號人”。而傳統上我們的認知過程卻可以從符號學視角模式化為：發送者/意圖意義、符號文本（書籍、影視劇等）/符號、接收者/解釋意義。這類有解釋能力的接收者即前文所稱的“符號人”。

相比而言，作為“信號人”的前者，只反應不解釋，得到的只是短暫的快感，而作為“符號人”的后者，解釋意義雖然需要作出認知努力，但得到的卻是長久的快樂。此處需要強調的是，所謂“信號人”和“符號人”，只是基于對符號文本“反應—解釋”的復雜程度不同而言，反應即簡單解釋，解釋即復雜反應，“信號人”與“符號人”之間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轉換。

刷屏者因期待得到回饋而頻繁刷短視頻，除獲得快感外，似乎還在不斷地彌補期待與需求之間的“信息差”。而這種“信息差”的彌補方式甚似羅蘭·巴爾特的神話學運作方式，即刷屏者似乎總能看到自己所期望看到的“內容”，而實際上看到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只不過，由于這些碎片化的信息被編碼后以多模態形式呈現，再加之各類修辭性伴隨文本縈繞周遭，所以刷屏者習焉不察而已。

不停地刷短視頻看似是在學習新知、了解時事，而事實上，刷著刷著就“迷航”了，刷屏者因獲得即時的滿足感而不愿靠岸。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說，這是“多巴胺”戰勝了“內啡肽”。當然，本文不是不提倡通過短視頻來了解時事、進行學習，而是想強調刷屏者要加強自身的媒介素養，對短視頻要有清醒的認識與合理有效的利用，不能迷航，要格外重視長文本學習。

“信號人”如何做回“符號人”

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命題向來都是教會人們如何判斷信息的真假。盡管這一傳統命題依然值得關注，但如何讓刷屏成癮者從“信號人”回歸為“符號人”，則是在新媒介生態中產生的新問題，亟須探究。當然，短視頻這種傳播方式是由當今的傳播大勢所孕育。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短視頻的出現帶來了傳播效能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不可不察，短視頻出現亦帶來了諸多問題。從符號學視角客觀冷靜地認識短視頻這種傳播方式，有助于提升良性增益傳播效能。

刷短視頻的“方便性”及許多短視頻內容的“別出心裁”，著實給刷屏者制造了接二連三的“期待”。特別是，許多短視頻讓自制力不強的刷屏者在不斷的“期待”中，一步步變成了刷屏成癮的“信號人”，變得越來越“短視”、越來越浮躁，從而喪失了解釋能力。特別是，當一個人對符號缺乏解釋能力而僅會作出反應時，他所面對的也就不再是“符號”，而是“信號”了。在此，本文呼吁：刷屏成癮者應該做回“符號人”，成為使用符號的人，而不是被信號牽著鼻子走的“信號人”。

具體而言，刷屏成癮者該如何做回“符號人”，或刷屏未成癮者該如何避免成為“信號人”？

首先，無論刷屏成癮與否，我們都要做好自我管理，努力克制自己不斷想刷屏的沖動，把更多注意力轉移至經典長文本。當然，短視頻中也不乏好內容，但其中很大部分還僅僅是干擾刷屏者作出全面且正確判斷的認知噪音。刷屏者應該多閱讀或觀看經典長文本，這里面蘊藏著判斷是非的各種標準。倘若刷屏者僅僅通過短視頻這種碎片化信息來學習，久而久之就會因缺乏閱讀或觀看經典長文本的耐力和能力而失去判斷力。

其次，短視頻生產者要遵守媒介法規和倫理道德。在當今智媒時代，短視頻創作者為了增粉和引流，常常借“主文本”（各類有影響力的文本）的影響力，制造各種“伴隨文本”式短視頻。相比文字文本而言，具有多媒介聯合編碼特征的短視頻更容易刺激刷屏者的多路感知通道。短視頻推手利用極端事件游走在法律法規與倫理道德邊緣，進行伴隨文本式炒作與傳播。因此，要加強短視頻生產者的法制意識和倫理道德意識。

最后，深究技術，優化算法，訓練智能型把關人?，F如今，短視頻生產幾乎泛濫成災，形成了海量數據，難以做好推送前的把關，智能型把關人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把關人的工作量，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把關的精準度。因此，在智能型把關人的研發與應用上應加大力度。

根據莫里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觀念，世界整體絕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個視域，這個視域將我們圈在里面，我們生活于其中。也即是說，世界是進入人的實踐領域的世界。智能手機既是世界這個視域的構件，也是我們參與實踐的感官的延伸，在當今世界中我們與智能手機的遭遇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要坦然面對。當以上三個方面均做到盡可能完善時，智能手機屏幕中的“信息流”“意義流”及“影響流”才會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以明確的方向匯聚，并逐步形成井然有序的屏幕文化。

要言之，刷屏者應該做好自身的媒介素養教育，做到有效刷屏、有節制刷屏，不做只會反應的“信號人”，要做有解釋能力的“符號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電影中紅色文化的符號學研究”（21BXW09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