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一個下午，我在瑞典小鎮烏普薩拉（Uppsala）的林奈植物園散步。這座大學城是現代生物分類學的起源地，有“分類學之父”之稱的生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曾在此居住了五十年。

烏普薩拉的春天

三月，初春的痕跡在北歐一點點地洩露出來。附滿地衣、葉子掉光了的老樹的根前，鵝絨白色的雪滴花、油紫的番紅花和明黃流動的冬菟葵，正在不知魏晉地蔓生抽長。不收門票的植物園里，年輕的學生在長椅上曬太陽，老人推著助行車，在花朵前駐足觀看。在這個清凈的小鎮，道路、建筑、園林，都無可挑剔地干凈且優美。這一刻，不難理解為何很多人覺得瑞典，或者北歐，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

也是在這一刻，蘇丹、加沙、烏克蘭、緬甸......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在經歷一時難以聯想的災難，愈發襯托出此刻向春天緩緩邁進的、寧靜優美的北歐，宛如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

可是我們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孤島。“瑞典已經不是烏托邦了”“瑞典在墮落”“瑞典很不安全”……這樣的話，不但瑞典人這么說，世界各地的旁觀者也常這么講。瑞典本地人可能會告訴你，他們心中寧靜有序、民胞物與的理想國，如何“不再安全”，涌現愈來愈多的幫派犯罪和“文化沖突”，又陷于經濟低迷，難以自拔。國外的時事愛好者可能會告訴你，這個曾經富裕的烏托邦，經歷了2010年代的“難民危機”，遍地槍擊，“難民成災”，而今又在俄戰的威脅下放棄了中立國的智慧位置，一去不復返。

2024年11月，瑞典政府開始給每一個居民分發“戰爭手冊”，指導人們做好準備，以在可能的戰火下存活。這本手冊，仿佛一個桃花源隕落戰火的正式宣告，立刻登上了全球媒體的版面。2025年2月，瑞典史上最大規模的槍擊案在小鎮厄勒布魯（?rebro）的一個成人教育中心爆發，10人死亡，又一次震驚了世界。這些聳人聽聞的新聞讓人不安，時不時提醒沉醉于春光乍泄的瑞典風光的我，我居住的這個國家，其實不乏內憂外患，可能并不如我眼前所見般的安全、美滿。

可是，如何定義“不安全”呢？北歐理想國真的已經危在旦夕，還是說，覺得這世界上應該有一片與世隔絕的安寧桃源，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的幻想？

1、何以為家

《何以為家》電影預告片

2019年， 我在電影院看了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這部影片講的是12歲的黎巴嫩男孩贊恩在貧困與不公中掙扎求生，最終在瑞典獲得庇護的故事。在貧民窟出生的贊恩因妹妹被迫童婚，憤而離家，在流浪中遇見來自非洲的移工拉希爾，開始幫她照顧孩子。拉希爾因非法居留被捕后，贊恩獨自承擔起了照顧孩子的重任。聽聞偷渡瑞典能夠給他們帶來一條生路，贊恩便將孩子交給中介，回家索要身份證準備辦理手續。回家后，他得知童婚的妹妹因難產去世，悲憤持刀報仇而入獄。在監獄中，他打電話給電視節目，公開控訴父母的不負責任，揭露兒童被忽視的困境，引發轟動。最終，拉希爾與孩子團聚，贊恩也獲得了瑞典的居留身份，得以開啟新的生活。

六年過去，電影的情節其實我早已淡忘，但仍有不少觸動我的片段在心里浮現。其中讓我久久難忘的，是電影結尾男孩贊恩抵達瑞典、獲得庇護那個夜晚的俯拍一幕。看電影的時候，我不曾想到自己也會有到瑞典生活的一天。回憶這部電影，我發現，也許多年之后的我之所以選擇來瑞典生活，有一個無意識的、情緒性的隱秘動因：瑞典可能是一個愿意接納外人和有難者的國家，而我被這一面觸動。

許多我在瑞典遇到的移民，或許也是因瑞典的這一面而來。來自東南亞的博士生朋友在戰火中停止了多年的工作，拿著瑞典政府的獎學金來讀研究所，最終得到了讀博士的機會，每月自用的生活費外，她要將部分的工資匯給身在故國的父母；來自中東的朋友伉儷一邊兼職一邊在大學讀心理學，他們辛勤地打工、找工作，為的是在這個國家留下、以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活下去；我在斯德哥爾摩城市邊緣的露天菜攤上遇到的伊拉克小伙，說一口流利的中文，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他想必已萬水千山走遍；我在厄勒布魯——瑞典史上最大槍擊案的發生地——的一家阿富汗面包房里和店主聊了各自的來處，他們于是贈我一壺芬芳的甜茶。我看著他們和進來買面包的白人街坊們熟悉地寒暄，不曾想到這座城市很快會發生針對移民的慘案。

瑞典對移民的接納當然不只出于倫理的關懷，也基于現實的需求。小國寡民的老齡化國家需要移民，就如北上廣深需要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推動城市的發展。瑞典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就成為許多新移民的家園，有的來自東歐如波蘭、前南斯拉夫等國，有的來自伊拉克、厄立特里亞、伊朗、索馬里等中東和非洲國家。2010年代的“歐洲難民危機”中，瑞典以歐盟國家中人均接收難民最高的比例，接納了許多中東移民，尤其是來自敘利亞的尋求庇護者。據統計，當今的瑞典居民中，占比最高的有移民背景的人口包括1.8%的敘利亞裔，1.4%的芬蘭裔和1.4%的伊拉克裔。[1]

瑞典不是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但至少對我來說，作為一位異鄉人身在瑞典，還是相當舒服的。在我生活的城市，走在大街上，一般不會有人會因為你的膚色和樣貌而投來奇異的目光。最大的問題是語言的障礙：因為不會瑞典語，有時的確難以參與到社會的主流之中；但在人均英語水平極高的瑞典，我并沒有遭遇溝通的不便。在瑞典人面前隨口講英語，也未曾覺得不妥。還記得好幾次去一些比較保守的歐洲國家旅游回到瑞典，都有一種由衷長舒一口氣的“回家了”的感覺：終于回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不必擔心自己因身為亞洲人而被另眼相待，也不必因為只講英語而處處碰壁。

來自挪威的安德曾在瑞典讀書，他告訴我，相比挪威，鄰國的瑞典的多元化顯然要更加地深入：“瑞典有很多很棒的多元文化社群。在瑞典，你可以體驗到如此多的文化，結識到如此多不同的人。在YouTube上，甚至是在不少電視節目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有移民背景的名人活躍在瑞典的公眾舞臺上。”

但是，不少瑞典人日益質疑自己國家對移民的開放態度。如果你問一個瑞典人：為什么瑞典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得到的答案中很少不包括移民這一項。

我曾經在瑞典科學院的一個關于全球健康的論壇上聽到一段令人記憶深刻的問答。提問環節，有學生提問一位國際援助的專家：“比起源源不斷地給貧困地區提供援助、等同于維持現狀，難道不應該從根源上解決貧困和戰亂嗎？”聽到這個尖銳的問題，專家想了想，說：“有時候，想要你幫助的人已經在生命的邊緣。在這個時候，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幫助解決最迫在眉睫的問題，不是嗎？”

我想，這也許是瑞典為什么選擇在十年前接納那么多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吧。在一個富裕的福利國家接受支持社會正義的教育長大的移民局官員們，找不到借口不去接納一部分尋求戰爭庇護的、來到家門口的、亟需幫助的平民。

2010年代“歐洲難民危機”發生時，斯德哥爾摩人露莎正在上高中。那個時候，她的班上也來了兩位來自敘利亞的插班生。“我覺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她和身邊的很多人一樣，最初都支持接收難民的政策，覺得是一件對的事情。她在校園里也和不少中東背景的同學是朋友；對她而言，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見其中一位穆斯林朋友的時候，她不能帶著她的寵物狗：“狗和豬一樣，是需要避諱的動物。”露莎笑著說。

即便觀念素來偏向開放，即使有許多移民朋友，露莎仍肯定當下瑞典存在嚴重的“移民問題”：“不是移民本身的問題；是瑞典在幫助移民融合進社會上做得太差了。”

瑞典政府網站對融合政策的介紹。（來源：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integration/the-objectives-of-the-integration-policy/）

2. “融合”的辯證法

無論支不支持開放移民，無論對于接納移民的態度如何，很多瑞典人都會告訴你，瑞典的移民問題，癥結在于“社會融合”。社會融合的意思是，新移民能夠融入瑞典社會，包括：講瑞典語，這樣可以和其他人交流，也可以找到工作；相信并實踐瑞典的價值觀，比如世俗化的政治制度，比如性別平等的生活方式；更抽象的層面上，他們應該認同自己是瑞典人，并熟悉所謂的瑞典文化。

挪威人安德也同意移民問題的核心在融合：“我不覺得接收難民必然是個問題；相反，應該要有更多的國家接收難民。但是和瑞典的移民政策在過去的寬松程度相比，政府并沒有提供很好的融合政策和系統。”

移民沒有融入瑞典社會，被視作是當今瑞典幫派犯罪猖獗的癥結。“接收難民后，政府并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露莎說。由于不會瑞典語、找不到體面的工作，許多第三世界背景的新移民只能自限于移民的聚居區。他們不但無法融入社會的主流，也缺少和其他族群的交流。幫派犯罪因此在這些聚居區興起。當一個人對于自己的國族身份感到迷茫，又感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難免因缺乏歸屬感而投向幫派兜售的致富傳奇和共同體神話之中。

加入幫派，也不見得常是一個人主動的選擇；那些缺乏社會支持的青少年，是幫派眼中最容易招攬的獵物。在這些相對封閉的社區，幫派會以誘騙、脅迫、恐嚇等手段，招攬幫他們執行犯罪的青年人。

“這些孩子之所以誤入歧途，往往是因為缺乏足夠的家庭和社會支持。他們的家長可能需要工作很長時間，無暇監督孩子的行蹤。有些人的母親在難民潮中獨自來到瑞典，家里只有一位監護人。有些家長一開始是來自中東的農民，不是很重視教育，而且有的至今不太會講瑞典語，很難幫助孩子融入瑞典社會。”斯德哥爾摩人托比告訴我。

當今瑞典出現的槍擊案、爆炸案，幾乎都是幫派內部的互相攻擊，但有時難免誤傷無辜的路人。越來越多的在瑞典出生的移民后代，正在卷入這些犯罪之中。豐厚的金錢報酬之外，參與幫派的歸屬感和尊嚴感對于年輕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瑞典不曾是移民國家，所以我們也沒有展示出清晰的價值觀和符號，能夠讓移民們能夠知道成為瑞典人意味著什么。”露莎說。她的想法反映在近年來瑞典對移民政策的不斷更新中。當今的新政府提議將瑞典語首次定為申請瑞典永久居留和國籍的強制要求，也強調新移民需要通過“瑞典社會和價值觀測試”才能入籍。[2]

但是，“社會融合”是一個曖昧的概念，可能有被濫用的風險。比如說，在瑞典讀了幾年書也不太會講瑞典語的我，可能在一些瑞典人眼里，就是一個不夠融入瑞典社會的人。我可以反駁：我還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不確定未來能不能留在瑞典，怎么有動力花這么多時間去學一門新的語言呢？但是，對方也可以質疑我：如果你真的把瑞典當家，為什么你不愿意交付這一份學習語言的努力？的確，我把學瑞典語的時間，花在了其他我感覺更有意義的事情上。——所以，我應該被指責嗎？

“融合”，有時候，暗示著這個社會有關理想公民的模板，也裹挾了民族主義對個體忠誠的要求。同時，“社會融合”的概念也是種族化的。比如，中東背景的移民常被詬病的就是其恐同的宗教文化。但是，最強調移民不夠融合的極右派“瑞典民主黨”，也是反同政客的老巢。[3]為什么沒有人問，他們是不是也違背了“瑞典價值觀”，“融入”不夠呢？所以，不少左派人士認為，移民問題并非文化差異的問題，而是經濟問題的障眼法。犯罪，終究是因為貧窮——幫派的犯罪、移民社區的隔絕，本質上是階級不平等的問題。

瑞典語能力，往往被視作是一個移民“融合”程度的最重要指標，也是瑞典政府融合政策的核心。但是，一位社工從業者告訴我，比起語言，許多學歷低的新移民最需要的，可能是賴以謀生的能力。許多尋求庇護者來到瑞典后學習語言的效率并不高，因為居留申請的結果并不確定，而他們一旦被遣返，學習到的瑞典語就再無用武之地。

社會融合，不只是移民單方面的事。我相信露莎也知道這個道理；瑞典白人畢竟是這個國家的主導者，他們主導了誰能被容納入社會的主流之中。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認識之初她熱情的攀談和主動的邀請，我也不會和她成為好友。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她一樣，有踏出舒適圈的意識和勇氣的。露莎認為，這和瑞典人的內斂性格有直接關系。很多瑞典白人怯于和新移民社交，“因為瑞典人在社交上本來就不是很開放”，露莎說。很多瑞典人核心的朋友圈往往是從小玩到大的童年好友；他們一般不愿輕易邁出那“安全”的圈層，更何況是對來自遙遠的亞非拉的“外人”敞開懷抱。

因此，如何和不同文化的“本國人”相處，是瑞典人需要從頭開始學習的。畢竟，瑞典幾百年來族群和文化都較為單一，有著高度同質的社會構成。托比有時會追憶瑞典過去的“好時光”：“我認為瑞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福利國家，是因為大家不論互相認識與否，都認同對方是自己的‘鄉人’，因此大家愿意上繳高稅收幫助弱者，實現比較均富的社會。瑞典花了一百年時間實現了沒有貧困、人與人之間如兄弟般相待的狀態，但現在已不復存在。”他的言下之意是，在接納了不同經濟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后，瑞典成為了一個不夠融合的國家，更難治理得好了。

托比對于瑞典過往的保守懷舊，也許來自他的家庭經歷的切膚之痛。他父母住在斯德哥爾摩市郊的一個獨棟別墅，幾年前，家對面搬來了新鄰居，其中有一位幫派的成員。一天，他家廚房的玻璃窗忽然被子彈擊穿——其他幫派的人想要開槍射殺他們的鄰居時，誤打誤撞，把槍口對準了他家。廚房一片狼藉，所幸無人傷亡。

事發后，幫派成員遷出了社區，地廣人稀的鄰里回歸了平靜，但回憶起這段往事，托比的父母仍心有余悸，生活在瑞典大半輩子，從沒有遭遇過如此大風大浪。他們自此在廚房安裝了監控攝像頭，鏡頭朝外，而窗戶上的彈孔被保留了下來，作為紀念。

與托比類似，一些瑞典白人對于移民的保守態度，是來自真實的遭遇。另一位斯德哥爾摩人艾琳對于瑞典的移民融合也頗有微詞。和她的好友露莎不同，她沒有進入大學，而是早早自力更生，在汽車廠擔任維修人員。因此，她所接觸到的有移民背景的人，不是在高校中的知識菁英，而是社會現場的工人階級。她自嘲說，“因為我見到的都是社會最壞的一面，所以我顯得十分伊斯蘭恐懼癥。”她和上一份工作所共事的幾位土耳其裔的男同事相處得不好，造成了很多不愉快的回憶：“他們的文化強調尊卑，但瑞典的職場向來以平等相待。我受不了我的土耳其上司和他的下屬的互動方式，也不愿意卑躬屈膝地迎合他們，所以不被待見。更何況，雖然都會瑞典語，他們時不時在工作時講土耳其語，讓我覺得很被排斥。”艾琳認為，這種“文化沖突”是讓很多瑞典白人不知所措的源頭。

露莎、艾琳和托比都提及，在過去的很多年里，關于移民如何融合的問題，往往不在瑞典社會的公共討論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家都假裝問題不存在，閉口不談。政治人物則生怕觸碰族群矛盾，不愿觸碰這個問題。”于是，極右派的“瑞典民主黨”異軍突起。“因為他們是唯一一個敢于公開討論這些問題的。這就是瑞典社會對于移民問題沉默不語的后果：最終，只有最瘋狂的聲音浮出水面。”艾琳說。2022年的選舉中，強調移民問題的瑞典民主黨成為國會第二大黨，聯手其他中右派政黨組閣執政至今。

斯德哥爾摩市的“百萬計劃”住宅區（黑色房子標志）、地鐵線路以及2015年的少數族裔居住區（顏色越深代表比例越高）。[8]

3. 多維度隔離

為什么瑞典社會多年來避談移民融合的問題？右派喜歡強調這是講究不批評弱勢族群的“政治正確”的負面效應，但主流社會對于移民/難民人口有意無意的忽視，何嘗不是其重要動因？

這種忽視，最能從瑞典城市中不同族群的居住區的地理分布中體現。和瑞典的“平等”形象大相逕庭的是，瑞典的三大主要城市，包括首都斯德哥爾摩、工業城哥德堡和南部城市馬爾默，早在十幾年前就被地理學研究歸于歐洲種族和經濟隔離最嚴重的城市之列。[4]

如何解釋這種“隔離”呢？瑞典隆德大學的社會學家 Johan Sandberg 在他2023年的論文中，以一段在瑞典首都的地鐵見聞，鮮明地呈現了首都斯德哥爾摩作為一座“內城富裕，而周圍被邊緣”的國際都會的“多維度隔離” [5]：

我們搭乘斯德哥爾摩的地鐵藍線，從位于諾爾馬爾姆 (Norrmalm) 的終點站國王花園出發，諾爾馬爾姆是斯德哥爾摩市十三個行政區中最富裕的地區。工作日的下午，火車上擠滿了人，我們看著同行的乘客，被這種同質性所震驚：盡管斯德哥爾摩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大約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有移民背景，但在旅程開始時，我們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經過接下來的幾個車站，這些車站位于富裕的諾爾馬爾姆和國王島 (Kungsholmen) 區，其中地鐵中心站（T-Centralen）尤其擁擠，這是地鐵系統的核心，也是不同地鐵線路（藍線、綠線和紅線）交會的唯一車站，上下火車的主要是瑞典本地人。然而，我們越向北移動，乘客的變化就越多。

當我們經過索爾納（Solna）時，乘客群體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主要由非歐洲移民組成。旅程初期，較為單一的著裝風格和只說瑞典語的現象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語。女性穆斯林移民戴著市中心很少見到的面紗和罩袍，交談者大多是中東和非洲男性。

火車進入藍線的最后一段，該線于1977年修建，旨在支持該市西北部的住宅擴建。在希斯塔 (Kista) 地鐵站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城市的雙面性 ，這是藍線上唯一的地上車站。左邊是希斯塔科學村，歐洲最大的ICT集群——全球高科技和數位知識經濟最前沿的技術和創新中心。地鐵軌道右側是無盡的貧民窟公寓大樓，它們是由瑞典20世紀70年代的“百萬計劃”建造的，如今是該國社會經濟最脆弱和最邊緣化的地區。

離開希斯塔后 ，火車繼續駛入林克比-希斯塔 (Rinkeby-Kista)——該市最貧窮的行政區，超過84%的居民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絕大多數非歐洲裔。火車經過這座城市最短的地鐵線路上的11個車站，到達終點站阿卡拉 (Akala) 。我們只花了不到25分鐘就穿過了這座隔離最嚴重、人口最稠密、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就如地鐵線路由近及遠所勾畫的，斯德哥爾摩最為繁華熱鬧的內城核心地段寸土寸金，是最為精英的人群的聚居地，余下的市民則住在廣闊的市郊區域。在城市的最邊緣，則居住著大量的有移民背景的、經濟弱勢的居民。因此，雖然同在一座城市，斯德哥爾摩最富裕的內城和最貧窮的外圍區域的“大多數居民從未見過面”[6]。

斯德哥爾摩城市空間的隔離現象是瑞典族群隔離問題的縮影。這種隔離，既是經濟上的，也是種族上的，而且二者高度重合。

斯德哥爾摩的空間區隔，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其特殊的城市規劃歷史所加劇的。最初，斯德哥爾摩僅由內城的幾塊島嶼組成。在數百年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的遷入，城市的范圍逐漸在陸地上輻射開去。本已具有鮮明的中心-邊緣分野的城市構造，在上世紀末的城市建設中再一次被加劇：市政規劃者認為城市應有功能分區——在全城的層面上，內城是辦公、文化和購物區，而周圍則是居民區；同時，每一個居民社區自成一體，以地鐵站為“中心”區域，配備購物和娛樂的屬性，中心區以外則負責居住功能。

如此井井有條的規劃看似工整且有序，卻為如今移民融合的困難埋下了伏筆。由于社區與社區之間獨立性強，而市郊與市區之間又有著鮮明的功能分區，不論你住在哪里，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會需要踏足其他社區，而是統一去往社區中心或市中心活動。而住在內城核心區域的居民，除非踏青遠足，也不會需要去到遠離市中心的居民區。此外，斯德哥爾摩中心放射狀的地鐵線路設計，更進一步鞏固了這樣的中心-邊緣結構：環線的缺失，大大限制了非中心區域之間的平行移動。加上瑞典本就地廣人稀，其結果是，如果你不住在靠近市中心的繁華區域，就會常有被整個城市遺忘的遺世獨立之感。

我曾住在斯德哥爾摩一個離內城不算特別遠的區域，那是學生公寓的所在地之一。這片社區被森林山水環繞，美不勝收，然而生活于此，我仍時有強烈的孤獨感，覺得自己不屬于斯德哥爾摩這座城市。和人口繁多的東亞城市常見的街坊鄰里的煙火氣截然不同，我所在的社區幾乎沒有幾家商鋪。買菜或者去圖書館，我需要走到社區中心的地鐵站一帶去；而如果想感受煙火氣、下館子或者參與文化活動，就需要坐上地鐵前往斯德哥爾摩的內城，而后在夜幕低垂時風塵仆仆地坐車回到寂靜無聲的住宅區去。

我相信，這種與世隔絕的孤獨感也為大部分住在斯德哥爾摩的非白人移民所共享：經濟實力較低的移民在租房買房時，只能選擇遠離內城的市郊；而瑞典政府在安置難民時，也一向來把他們安置在城市最偏遠的邊陲區域，特別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全國“百萬住房計劃”下在市郊大規模建成的大批水泥森林般的保障房公寓區中。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瑞典政府為回應城市化進程中的住房短缺問題，發起了“百萬計劃”。這些為工人階級建造的大規模住房，為所有民眾提供了體面的居住保障，卻意外促成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在地理上的隔離，也因其“重復、單調、宿舍化”的設計以及區域內單一的住房功能很快受到批評，漸漸被污名化為“貧民窟”。二十世紀末，許多百萬計劃區域原先的白人住戶漸漸遷出這些高密度的公寓，擁抱獨門獨戶的私人住宅。[7]

這些人去樓空的市郊區域，最終成為了主要來自非歐洲地區的移民和難民的歸宿。其結果是，自二十世紀末起，其中部分以移民為主的社區由于地理上的隔絕、失業率的高企，以及缺少政府積極的融合治理，漸漸形成一片片瑞典白人眼不見為凈的飛地。漸漸地，暴力犯罪滋生，成為現在瑞典政府所謂的“脆弱地區”——更直白地說，就是“不安全地區”。

值得強調的是，瑞典城市空間的種族隔離和幫派犯罪的滋生，并非一個單純的城市規劃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盡管當代的瑞典輿論傾向于將“百萬計劃”或其背后的福利國家制度視作隔離問題的罪魁禍首。瑞典的財富不平等自上世紀90年代起急劇擴大，而這與城市的種族隔離布局的定型時間剛好重合。

為什么隔離是經濟不平等的結果？既有的研究給出了以下解釋。[8]一方面，在上世紀九零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浪潮下，政府從住房保障的角色中抽身，大大加劇了本地人和移民之間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的居住區域的分化。另一方面，瑞典作為一個后工業社會的經濟結構轉型，導致其無法為教育和技術水平不夠高的移民和難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而財富則加速地流向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的精英。Sandberg 的研究指出，社會不平等的快速發展，導致了不同族群間住房分布的高度隔離：“2021年，瑞典最富有的0.01%的人擁有家庭總財富的17%，而美國則占9.6%。瑞典前0.1%的人擁有總財富的29%，而美國則為19.3%。通過住房實現財富的金融化顯而易見，從1996年到2021年，瑞典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約33%，而租戶擁有的公寓價格上漲了約800%。”[9]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人文地理學者Roger Andersson在題為“如果我能重新規劃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同樣強調不應夸大“百萬計劃”等福利工程對當今瑞典隔離現象的貢獻。相反，他強調新自由主義與經濟不平等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角色：“市場具有一些明顯的優勢，但住房領域的更多市場、更少監管和更少規劃，永遠無法解決經濟隔離的問題。”他的研究也觀察到，種族隔離問題也不應被簡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因為經濟水平類似的低收入居民之間，也存在種族間的顯著隔離。[10]

瑞典警方2023年制作的“脆弱地區”地圖，下文提及的“Rinkeby/Tensta”區域被劃為“特別脆弱區域”。（出處：https://polisen.se/om-polisen/polisens-arbete/utsatta-omraden/）

4. 不安全區域

如果你問一個斯德哥爾摩人，這個城市有哪些“不安全區域”是夜里去不得的，人們往往如數家珍，并主動地退避三尺。“不安全區域”分布在城市的最邊緣，往往在地鐵線路的末端，被視作幫派活動、犯罪猖獗的化外之地。即使不考慮“安全”因素，這些區域由于位置偏遠、也無甚可觀處，大部分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駐足的機會和動機。

挪威人安德在來斯德哥爾摩求學前，早已對瑞典的“不安全區”心里有數。“經濟能力低的移民們會聚居在房價低的城市邊陲，這些區域很多失業率高企，產生一系列的問題。而白人常傾向于從移民大量遷入的社區搬走，也造成了族群間的隔離。在挪威也有類似的情況；在有些地方的學校里，甚至看不到一個白人學生。”

“讓人們沒辦法接觸到那些移民社區，也不知道那些社區發生什么事情，可謂是政府的最優先考慮。”一位城市生態學專家曾在私下場合和我們這樣調侃斯德哥爾摩的城市規劃。她的言下之意是，瑞典的移民融合問題，毋寧說是當權者在無意識中劃分你我的必然結果；之所以移民聚居區在城市的邊緣成為與世隔絕的“不安全區”，正是因為這些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在來到瑞典的一開始，就被市場規律和難民政策有意無意地安置在能讓瑞典人“眼不見為凈”的城市盲區里。

即使這些地方臭名昭著，我有時還是會在白天坐上長長的地鐵，到“不安全區”去買菜和理發——因為比較便宜。一出站就能感受到這些社區與斯德哥爾摩其他區域的同與不同。一方面，和其他居民區一樣，地鐵站是該區域的中心，配備有圖書館、超市、長凳、ATM機，當代藝術家的雕塑作品也隨處可見，仍是一派安居樂業的北歐城市景象。另一方面，這些區域明顯有更高比例的非白人人口，偶爾還能看到身著罩袍的女性提著菜籃走在路上，或小跑追趕公交車的場景。我喜歡拜訪這些區域的一大原因，是因為這里有大型的露天菜攤，還有售賣各國食材的中東超市。在這里，能夠逃離被幾家大公司壟斷的連鎖超市體系，以實惠的價格買到在超市找不到的多種多樣的新鮮蔬果——由于“不夠瑞典”，這些“不安全區”創造了另類于主流模式的多元空間。

但是，走在這些“不安全區”的街道上，我很容易不自覺地小心翼翼，被隱約的不安全感所籠罩。這也許是由于我早已內化了口口相傳和媒體描繪中對于“不安全區”的種種渲染，同時也難逃在種族主義和恐穆話語的全球彌漫下產生的對非白人移民的無意識恐懼。在瑞典，卷入暴力犯罪的絕大多數的幫派成員都有中東或非洲的族裔背景。因此，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宗教，就被附上了特定的標簽，牽引出特定的情緒：恐懼。在這些時刻，我深刻地理解了情感理論學者Sara Ahmed所說的“情感的文化政治”：恐懼，本身就是一項政治建構。[11]

我相信，那些反移民的瑞典極右派民眾，也是被相同的“不安”所驅動的。這種不安和恐懼，既是出于對這些區域真實發生過的暴力和犯罪的心有余悸，也是因為對“他者”缺乏了解而產生的一概而論的想象——如果城市的隔離讓瑞典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難和這些移民產生真實的互動，那么，看到中東人的面孔便覺得對方是幫派成員，見到罩袍就聯想到宗教的吃人，也并不讓人意外。

“我是真的認為危險被夸大了。大部分住在這里的人是普通人，或者說，我希望自己是有這種信念的。”鷦幾年前從中國搬到了瑞典，她現在住在斯德哥爾摩最臭名昭著的“不安全區”之一，天斯塔（Tensta）。

鷦告訴我，她經常在周末的深夜里一個人走路回家，并沒有經歷過“危險”。相反，她對她現在的住所還是比較滿意的：安靜，房子大，房租劃算，周圍有很多性價比高的超市，也有生活氣息。更重要的是，從這里到她上班的希斯塔科學村通勤很是方便。她的房東，一位中東裔的男性，也很樂于助人，多次幫她搬家、運送家具。

鷦相信，由于暴力犯罪絕大多數時候只發生在幫派之間，她并不需要過分擔心安全問題。她的房東還曾開玩笑地告訴她：“你不是白人男性，在這邊不會有危險，不會被盯上的。”

2025年初，房東告訴鷦，他在給房子尋找買家。在瑞典，買房往往是比租房劃算的。就在鷦決定買下這套公寓的那一天，家對面居民樓的樓梯間里發生了一起爆炸案。雖無人傷亡，但就在眼前發生，仍讓她心中不安。“現在我是不會考慮買下這個公寓了——爆炸這件事，因為距離太近了，太切身，有點像埋了一根刺一樣。”鷦說。

許多這樣的爆破，是由居住在“不安全區”的幫派成員所執行的，往往是青少年和年輕人。幫派犯罪的執行者，正在顯著趨向低齡化。由于瑞典對于15歲以下的青少年有著寬松的法律，低年齡段的青少年就成了幫派招攬的主要目標，因為他們即使殺了人，由于年齡小，不易受到重罰。而幫派的頭目則往往身在國外，遠離法網，靠著跨國的網絡維持幫派的運作。

斯德哥爾摩人露莎小時候住在斯德哥爾摩市郊一片移民較多的區域，初中時，就近入學的她曾目睹同班同學卷入幫派之中。后來，她因成績優異，進入了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最聲名顯赫的高中就讀。她的新同學們大多從未在內城以外居住過，因此，露莎發現，她那些一路進入頂級商學院的同學們可以把吸大麻嗑藥當作是云淡風輕的時尚和縱樂，只有她知道這背后意味著什么：“沒有需求就不會有市場。這些毒品交易是幫派的主要業務。你去購買，就是在直接推動他們繼續招攬更多的未成年人，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卷入犯罪。”露莎目睹過這背后的陰暗面，但那些富家子弟對此一無所知。

瑞典電視臺svt今年推出的調查報告《幫派學校》指出，“隨著犯罪團伙招募年齡越來越小的兒童和年輕人，學校已經成為他們犯罪的場所，被用來販賣毒品、儲存武器并招募年輕人實施最嚴重的暴力行為。據瑞典檢察機關統計，過去十年間，涉嫌謀殺案的15至17歲青少年數量增加了千倍以上。”[12]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幫派、執行犯罪——主動地，被動地，有的被脅迫，有的被誘惑。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大多是移民后代的孩子，是土生土長的瑞典人，而非暫時停留的外人，是需要被國家栽培和扶持的國民——他們沒有“祖國”可以回去。

“每一個年輕人在幫派暴力中殺人或被殺，都是整個社會的失敗”。瑞典的地方報紙《烏普薩拉新報》的記者Tove Hovemyr觀察到，瑞典人對于幫派犯罪受害者的同情與憐憫正在干涸。“每次槍擊或爆炸后，我們都變得越來越麻木，尤其是當受害者是持續不斷的幫派沖突的參與者時。”她在題為《非人化并不能打擊幫派暴力》的評論文章中強調，每一位受害者都值得哀悼，即使他們是幫派的一員，因為在這些事件中，往往殺人和被殺的都是孩子——“真正的敗類是那些膽怯地遠離槍林彈雨、眼不見為凈的幫派頭目，他們在毀滅那些被培養成殺人犯和暴力實施者的年輕人的生命，也在毀滅那些不幸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受害者的生命。”[13]

從《幫派學校》的報告中，我們可以一窺那些年幼的幫派成員的生活：有一位受訪者因為擔心敵對幫派成員攻擊，每日持刀槍上課；他常在高一學生中尋找脾氣暴躁的不合群者，引誘他們加入幫派。另一位受訪者從高中輟學，但仍在低年級學生中為幫派招攬成員，“尋找那些缺乏社會聯系、成長困難的年輕人”。他的招攬方法是： “我給他們買昂貴的夾克，買香水，也許在他們需要錢的時候給他們錢，與這些小家伙建立關系。”[14]

在那些被幫派活動籠罩的學校，老師為了自保，即使目睹毒品交易，也不敢出聲。有的母親看著自己的孩子陷入幫派之中，向警方求助無門，能想到的唯一辦法是把孩子帶出國。如何解決幫派犯罪的問題，瑞典社會仍在艱難地尋找答案。2025年1月，平均每一天就有一起爆炸案發生。遺憾的是，右派政府執政兩年多以來，瑞典的暴力犯罪似乎有增無減。如何治理社會，如何解決不平等，顯然不是口號就能簡單解決的事情。

即便見證了家門口的爆炸案，鷦對于瑞典的“不安全”仍有著自己的看法：她認為，“瑞典人喜歡大驚小怪，無限放大事態的嚴重性”，公允地說，這些“不安全區”相較瑞典過往的一派祥和，的確顯得十分不太平，但和其他一些國家，如南歐的意大利比起來，瑞典的暴力犯罪“壓根是不值一提的量級”。

鷦告訴我，“我還是會住這邊，也還是會出去玩到深夜回家，并且依然認為媒體在刻意渲染夸大這里的治安問題——我覺得是在給歧視推波助瀾”。

“的確，比起像是美國，瑞典當然是更安全的。大部分的暴力犯罪都是那些愚蠢的幫派之間的互斗。即使在夜里走在那些脆弱區域，也不是說會遭到生命威脅。”托比的伴侶是一位來自東歐的新移民。即使對于瑞典的治安和移民問題恨鐵不成鋼，他的伴侶也承認，當討論瑞典的“不安全”時，其所比較的尺度是瑞典的過去。

但是，在一個戰爭不斷，貧富差距不平等不斷擴大的世界里，覺得一個真空般無擾于外部世界的“最安全國家”可以持續地安寧下去，是否本身就是某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廂情愿？

“沒有人是自由的，直到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在斯德哥爾摩大街上的挺巴游行里，我經常看到這樣的標語。

兩份瑞典政府于2024年印發的手冊：《發生危機或戰爭時》、《談談幫派：給家長和監護人的指南》

5. “發生危機或戰爭時”

2025年2月，瑞典史上最大規模的槍擊事件在小城厄勒布魯爆發。兇手，一位當地的白人男性，在一所成人學校里開了50多槍，含兇手在內有11個人死亡。10名遇難者中，其中至少有兩名襲擊受害者來自敘利亞，一名來自伊朗，一名來自伊拉克，一名來自索馬里，一名來自厄立特里亞，一名來自阿富汗，一名來自波斯尼亞。[15]

開槍的兇手沒有留下任何有關動機的信息，而瑞典警方和政府則反復強調此案“與恐怖主義無關”、“無意識形態色彩”。

這起慘案的確跟移民有關——事發學校的學生多是移民，許多人在此上“給移民的瑞典語課”，一項瑞典全國性的公共服務，旨在幫助新移民學習語言、融入瑞典社會。這樣的暴力犯罪的發生，不是因為瑞典的新移民們不夠努力地“融合”；相反，正是那些最努力想融入瑞典社會的、到成人教育中心學習技能的人們，倒在了槍口下。

事發后，瑞典新聞頻道TV4公開了一段據稱來自現場的錄音。錄音中，在槍擊的前幾秒鐘，一名男子高喊：“你們應該離開歐洲。”[16]

瑞典官方對于此案“不是恐怖主義”的定調，以及兇手動機的缺失，間接影響了全球媒體對此事的報道。許多中文媒體在報道此事時，無不順帶介紹瑞典近年如何從“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墮落為一個幫派橫行、移民犯罪猖獗的地方；英國BBC一篇有關此案的報道，還選用了一張非白人的照片作為封面圖（而后受到批評）。——閱讀這些媒體的報道，不仔細分辨的話，你可能會以為這起瑞典史上最大的槍殺案，又是哪位無惡不赦的非白人移民所策劃的。

“盡管沒有宣言，但恐怖已被宣揚。這場槍擊向很大一部分有外國背景的人們發出了有針對性的恐懼信息。”瑞典左翼雜志《Flamman》的評論指出，官方避免將此事視作恐怖主義的姿態，“與對今年1月斯德哥爾摩幫派爆炸案的反應對比鮮明”：“就在學校襲擊發生前幾天，作為該國右翼政府一部分的自由黨的領袖Johan Pehrson就呼吁將犯罪網絡Foxtrot歸類為恐怖組織。當總理Ulf Kristersson出現在TV4 的早間新聞中討論爆炸事件時，他將其主要歸因于移民。在那些案件的語境下，去總體化一件事，去指責特定的群體，以及去延伸恐怖主義的定義，則是被接受的。”[17]

“很難相信這場暴力事件的目標不是政治上的。”瑞典記者Martin Gelin在《衛報》的評論文章中說，“在一代人內，瑞典已經變成了一個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國家，種族和英國一樣多樣化。在同一四十年里，大致包括我的一生，我們也看到了可怕的白人至上主義暴力、種族主義大規模槍擊事件和連環殺手的浪潮，這些事件經常針對移民。但在過去的10年里，執政的保守派（溫和黨）和中左派反對派大多避免說任何可能被視為包容移民社區的話，更不用說為移民社區辯護了。相反，他們逐漸接受了更具戰斗力的言論，將移民與犯罪和幫派暴力聯系起來。”[18]

雷比和求學的伴侶一起從亞洲來到瑞典，至今已居住三年。為了找到工作和融入社會，她和許多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一起，在當地的瑞典語學校上課。在半年的學習后，她已經能夠聽說讀寫生活所需的瑞典語了。今年年初，她因為個人原因暫停了一段時間瑞典語的學習。在這期間，這起史上最大的槍擊案發生了。

雖然并不生活在厄勒布魯，但雷比也感受到切身的恐懼和擔憂：“發生槍擊的瑞典語學校和我在我所在的城市上瑞典語課的是同一個機構。看到新聞后，我覺得很害怕，擔心不知道以后我上課的時候，會不會也發生針對移民的暴力事件。”

雷比上一次因為新聞而對在瑞典的生活感覺到不安，是瑞典政府在2024年11月更新《備戰手冊》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會在自家的信箱里真的收到這樣一份關于如何為戰爭做準備的手冊，仿佛俄軍要打到門前了。”

如果說厄勒布魯的大規模槍擊案更為瑞典的有色人種和新移民帶來不安，那么《備戰手冊》的分發，則是對所有瑞典人的一次輕輕的提醒：在經歷了兩個世紀之久的和平后，瑞典正在面臨一個好戰的世界，戰爭的風險正在國門外盤旋。

這本備戰手冊全稱《發生危機或戰爭時》（Om krisen eller kriget kommer），由瑞典民事應急署發行，有多語言版本，在2024年底更新，陸續郵寄給每家每戶。手冊的第一版在二戰期間發行，于冷戰期間也曾兩次更新，此前最后一次改版是2018年。備戰手冊的更新，與其說是在暗示特定的戰爭風險，更意在未雨綢繆的全民動員，幫助國民為可能到來的風險做好提前的準備。

這份最新更新的戰爭手冊強調了瑞典防御戰略的三大支柱：軍隊、民防與北約。手冊指出，瑞典面臨日益升高的軍事攻擊和安全威脅，可能會遭遇的危機風險包括戰爭與武器攻擊、假消息、恐怖攻擊與破壞行動，以及極端氣候、危險病原體、IT系統服務中斷與組織犯罪等。此版手冊的更新也包括更詳細的危機預備措施，包括：居家儲備一定的食品、飲水與維生物資；熟悉空襲警報與避難處所；提高心理防衛意識；加強電子安全，使用高強度密碼、安裝安全性更新并備份重要資料；學習急救止血技巧等。此外，手冊也提及對寵物的關懷，提醒飼養動物者應同時為寵物準備所需物資。[19]

收到小冊子后，許多瑞典人前往超市，按照手冊的建議購置備戰物資。“我在結賬的時候，看到周圍排隊的人和我一樣，都提著一模一樣的東西。”一個晚宴上，一位大學教授告訴我。

但是，就像我遇到的很多瑞典人一樣，雖然擔憂國際局勢的變化，他并不真的覺得戰爭會發生在瑞典的國土上——“瑞典的右邊有芬蘭擋著！”。

而我身邊的許多移民朋友，并沒有準備備戰物資的動力：他們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當地找到工作，能不能真正在瑞典安定下來，何必囤積呢？

備戰手冊更新至今好幾個月，所幸歐戰沒有爆發，但國際新聞每一天都令人心驚膽戰。歐洲如何在美國和俄國的陰影下求得和平，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討論主題。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新移民們仍絡繹不絕地前往成人學校上瑞典語課；演奏烏克蘭古典樂的小型音樂會在市民文化空間里舉行；活動團體每周都在集會，為巴勒斯坦、蘇丹以及其他遠方的人們上街。

春天在瑞典一天天逼近，我看到無數的野花在化凍的泥土里生起——至少在這一刻，我覺得腳下的土地如烏托邦般安寧。

民眾紀念烏普薩拉槍擊案受害者。

尾聲：唯有哀悼

每年四月三十日的“春節”（Valborg），標志著春天正式抵達瑞典。這個節日在烏普薩拉這座大學城尤其盛大，人們每年都相聚在這一天，飲酒、點燃篝火，慶祝嚴冬的離開。在一年的這個時候，總會感覺生活一天天地在變好起來——郁金香和薔薇科花樹完全綻開，青藍色的天撒播下北歐清澈的金色陽光，天色至少晚上九點才會暗下來。

但是，今年的“春節”，烏普薩拉被恐懼和悲傷籠罩：就在節日的前一天，市中心的一家理發店爆發了槍擊案。據警方調查，一名20歲的幫派成員在數名年長者的教唆下執行了這場暴行。死者都很年輕，年齡在15到20歲之間。

其中那位15歲男孩的家人，向媒體公開了死者的生活細節。男孩的同學和球隊的朋友也接受了采訪，懷念他生前的善良和友好。他的父親說，這個孩子剛找到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麥當勞，他為此非常開心。那天，他剛結束考試，準備去理發，讓自己在隔天的“春節”顯得好看一些。結果，他在理發時被槍殺，再不能回家。那天出門前，他親吻了母親的額頭，竟成了永別。[20]

這一年的瑞典“春節”，不再只關乎在草地上慶祝新春的縱樂的狂歡。數百人在烏普薩拉清真寺，一同哀悼死去的15歲男孩。在槍擊發生的理發店路口，人們立起了一個小小的紀念碑，前面放滿了鮮花和蠟燭。每次走過這條小路，都能看到默哀的人潮：有中學生模樣的人群，有推著嬰兒車而來的家長，不同膚色的男女低著頭哀悼，把路口包圍。

哀悼，如精神分析理論所言，是對于喪失的承認，對于當下現實的全然接納；唯有哀悼，才能不陷入對過去的執迷和憂郁的沼澤。[21]瑞典，何嘗不應該誠實地接納它所謂烏托邦般的過去的喪失，承認現實——承認它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也承認它本身就是一個多樣復雜的社會。這內外的復雜，也許使瑞典再也回不去那想象中的過去的輕盈純潔，卻不妨礙它在復雜中淬煉出深刻的品格來。

參考資料

[1] Population Statistics Sweden:https://culturalatlas.sbs.com.au/swedish-culture/swedish-culture-population-statistics

[2] Stricter requirements for Swedish citizenship. KPMG 2025-01-15.https://kpmg.com/se/en/insights/newsletters/taxnews/2025/stricter-requirements-for-swedish-citizenship.html

[3] Lagerman, Julia. "Homonationalism on the Defensive: News Media Responses to Nationalist Anti‐LGBTQ Attacks in Sweden."Antipode56.2 (2024): 538-557.

[4]Tunstr?m, Moa, and Shinan Wang. "The segregated city: A Nordic overview." (2019).

[5][6][9]Sandberg, Johan. “Stockholm: social mechanisms of migrants’ emplacement in a segregated global 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6.11 (2023): 2355-2377.

[7]Maudsley, Ann. “Swedish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European Planning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2022): 105.

[8]Rokem, Jonathan, and Laura Vaughan. “Geographies of ethnic segregation in Stockholm: The role of mobility and co-presence in shaping the ‘diverse’ city.” Urban Studies 56.12 (2019): 2426-2446.

[10]Roger Andersson. “If I could re-plan Stockhol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egregation challenges facing the capital of Sweden”. “The Multicultural Helsinki Region 2040” Conference, Hanaholmen, Nov. 8, 2019

https://stiginastusisaan.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Roger-Andersson-Presentation-.pdf

[11]Ahmed, Sara.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D-New edition, 2,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13]H?r g?ngkriminella om vilka skolbarn de rekryterar: ”Klassens clown”. SVT Nyheter 2025–04-24.

https://www.svt.se/nyheter/granskning/ug/hor-gangkriminella-om-vilka-skolbarn-de-rekryterar-klassens-clown

[14]Tove Hovemyr. Avhumanisering kommer inte att bek?mpa g?ngv?ldet. Upsala Nya Tidning 2025-05-03

https://www.unt.se/ledare/ledarkronika/artikel/avhumanisering-kommer-inte-att-bekampa-gangvaldet/j8mgo2pl

[15]Police reveal more details about ?rebro shooting: Gunman fired 'more than 50 shots' The Local Sweden 2025-02-12.

https://www.thelocal.se/20250212/police-reveal-more-details-about-orebro-shooting-gunman-fired-more-than-50-shots?gaa_at=eafs&gaa_n=AerBZYNBTt0VGHlZPYfNgaTfRvEnqRnVftkzGu1jIA4tEJDzUfGGRDxIfQjjIIDraug%3D&gaa_ts=68172001&gaa_sig=A_dN5mnME8FaD6JPWY60Gr3mfoZ9ybgkUhlI1IHEo2AWjKDV8cRyl-OgHeYllq19R-CwigncZMq4z14y9yeSSg%3D%3D

Most victims in Swedish mass shooting had immigrant background, say police The Guardian 2025-02-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feb/10/most-victims-in-swedish-orebro-mass-shooting-had-immigrant-background-say-police

[16]Ropet innan skotten p? skolan: ”Ni ska bort fr?n Europa!” TV4 Nyheterna 2025-02-10https://www.tv4.se/artikel/7qTRgWLWukxyqdqrWOwTyY/ropet-innan-skotten-pa-skolan-ni-ska-bort-fran-europa

[17]Jacob Lundberg & Liz F?llman. Flera skjutna till d?ds p? skola i ?rebro: ”En mardr?m” Flammans 2025-05-04.https://www.flamman.se/flera-skjutna-vid-orebroskola/

[18] Martin Gelin. Will any Swedish politician defend the group most terrorised by the ?rebro gun massacre? This article is more than 2 months old. The Guardian 2025-02-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feb/12/sweden-risbergska-orebro-gun-massacre

[19]The Swedish Civil Contingencies Agency.

https://www.msb.se/en/advice-for-individuals/the-brochure-in-case-of-crisis-or-war/download-and-order-the-brochure-in-case-of-crisis-or-war/?ref=bunko.watchout.tw

[20]15-?riga Aiham sk?ts hos fris?ren – Pappan: ”Gud valde honom” SVT Nyheter 2025-05-04.

https://www.svt.se/nyheter/lokalt/uppsala/15-ariga-aiham-skots-hos-frisoren-pappan-gud-valde-honom

[21]Butler, Judith.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