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成都女子在家門口遇害案開庭。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曾在小區無故滋擾死者王某雅住處，沖突中持事先準備的刀連刺其十刀，王某雅經120現場搶救無效死亡。

成都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顯示，經依法審查查明，被告人梁某某因精神異常，經常無故與家人吵鬧、摔打物品，無故竄至成都市郫都區紅光街道鵑興路666號中航城小區部分住戶門口，進行敲門滋擾和辱罵。梁某某經司法鑒定，作案時患精神分裂癥，被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

檢察院認為，被告人梁某某無故滋擾他人并持刀故意剝奪他人生命，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殺害的成都女子

代理律師藏范清認為，精神病患者行兇應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提出精神疾病鑒定能否防范“偽裝者”脫罪的關鍵疑問，如何預謀殺人者偽裝精神病，法律能否有效識破。

最近，有關精神病患者行兇的案件屢屢發生。2023年9月7日晚，在江西撫州樂安縣，一名7歲女孩王某某和同學在廣場上滑旱冰，突遭一陌生男子摁倒在地，被其持菜刀連砍多下當場身亡。該男子楊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

2025年2月26日的夜晚，河北廊坊的街道上，24歲的女幼師周易與母親視頻通話。

然而，這段溫馨的對話在幾分鐘后戛然而止——行至薛家營新村小區對面時，周易突然對著鏡頭喊出“我給你”“我給你”，隨后是一聲撕心裂肺的“救命”。

電話那頭的周母只能無助地聽見女兒接連的慘叫聲。等家屬趕到時，周易已倒在血泊中，身中13刀，生命永遠定格在了那個寒夜。

被殺害的女幼師

兇手作案后，還冷靜地返回家中洗澡、更換衣物，并仔細清洗兇器，全程表現出異常清晰的邏輯。盡管此前他曾被鑒定患有精神疾病，但周母堅決反對這一結論。目前家屬已申請二次精神鑒定，試圖撕開“精神病免罪”的疑云。

法學理論認為，精神病人無法控制自身行為，所以，他們沒有主觀的“犯罪故意”，因此不符合犯罪的“主客觀統一”，所以不算是犯罪。

在現實中，判定精神病人犯罪時的刑事責任能力并非易事。首先，需要專業的醫學鑒定，這通常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鑒定過程需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包括精神病人的病史、癥狀表現、作案時的精神狀態等。

其次，司法人員在判斷時，不能僅依據鑒定結論，還需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如作案動機、行為過程等。而且，實際中可能出現不同鑒定機構給出不同結論的情況，這就要求司法人員具備嚴謹的審查能力，確保刑事責任認定的準確性。

但是，理論只是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問題是非常具體的。當精神病人傷害到了正常人，法律理論保護的只是精神病人的豁免權，但誰來為正常人伸張正義呢？

正常人的命，難道就不是命嗎？當“精神病”成為兇手的護身符，誰為無辜逝去的生命負責？

法律對弱者的保護，不應變成對惡行的縱容。殺人就是嚴重犯罪，殺人者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都應當被追究責任，這不應當有例外。

一旦有了“精神病”這塊“免死金牌”，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犯罪者費盡心思證明自己是精神病，從而逃過法律的制裁，受害人一家只能欲哭無淚。

這不是正義。

就算犯罪者是貨真價實的精神病，也應當對其監護人追究刑事責任。監護人有義務約束精神病人，不讓他們對社會產生危害。而一些監護人把有暴力傾向的病人放出來滿大街跑，這是極大的安全隱患，應當以危害公共安全治罪。

現在這些監護人滿不在乎，無非就是因為法律對他們太寬松了。法律應當想清楚，要保護的應該是什么，是少數人的“豁免權”，還是多數人的生命權？

罪與責，要匹配。強烈要求取消不追究精神病人刑事責任的規定，讓犯罪者和犯罪者的家屬承擔相應刑事責任，這才能告慰受害者失去的生命，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