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首發 | 金角財經(ID: F-Jinjiao)
作者 | 海沃德
有人說,這是中國汽車市場最好的時代。
隨著智能化與電動化技術的普及,中國汽車的乘坐體驗實現了質的飛躍。10萬級別的新能源車不僅迅速普及了后多連桿的配置,裝上了冰箱彩電大沙發,360°倒車影像和自動泊車也成為了更多車型的標配,甚至還有車企要把輔助駕駛普及到10萬元以內的車型上。
與此同時,2023年以來車企開啟的價格戰不斷拉低單車的平均售價。根據乘聯會數據,2024年3月新能源車市場整體購買均價還需要17.23萬元,到了2025年的4月份,這個數字已經降低到16.1萬元,這樣“加量又降價”的購物體驗,中國市場是獨一份。
但也有人對市場的這種怪象憂心忡忡,認為這是中國汽車市場陷入危險局面的信號。
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自2023年以來就旗幟鮮明地反對不健康的價格戰。他堅持認為,價格戰是「雙刃劍」,短期內看似讓消費者受益,但長期將導致產業鏈“內卷”,最終損害行業整體利益。
5 月23日,魏建軍第三次接受新浪財經的專訪,繼續為中國汽車行業健康發聲,認為低質的價格戰會損害產業鏈的利益。
在短短幾天后,人民日報在5月26日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低水平“價格戰”和“內卷”。
「實現優勝劣汰,需要市場競爭。合理競爭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既讓消費者得實惠,也保證企業獲得足夠利潤繼續創新。低水平的“內卷式”競爭,則會導致多輸結局。惡性降價、地方保護,讓部分新能源汽車銷量大漲、利潤大跌,一些項目資金鏈斷裂,讓車主陷入維保難;電商平臺“僅退款”政策,擠壓商家生存空間,助長低質低價的不良風氣……一段時間內,類似案例并不鮮見。有企業家坦言,一些行業無底線“卷價格”、跟風式“卷賽道”、圍剿式“卷人才”,擠壓企業利潤空間,破壞產業鏈和市場環境穩定,阻礙產業高質量發展。」
為什么總是魏建軍挺身而出不斷發聲?
作為一個在汽車行業耕耘超過35年的“行業老人”,魏建軍比95%的人都明白,無休止的價格戰,正讓中國汽車供應鏈面臨危機。
極限的價格戰下,全產業鏈的利潤率被極致壓縮。根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提供的數據,2023年汽車產業的利潤率已經降至5%,創下10年新低,甚至低于整個工業企業利潤率的平均水平5.8%,意味著汽車企業的運營風險要比其他企業更大。
2024年全年,車企更是因為價格戰直接損失1380億元,國內汽車行業整體利潤率僅有4.3%,近5年利潤率下滑30%(2020年6.2%),近10年下滑幅度已經腰斬(2014年8.99%)根據國家統計局,這一數據到了2025年一季度,更是降至3.9%,跌破了4%。
正如魏建軍所言:“比方說無限度的逼使供應商降價,現在逼的供應商的生存環境也非常差。還有很多,比方說拖欠這個供應商貨款,回款將近一年的時間,供應商怎么去生存?”
消費者們口中的“最好的時代”,是車企“虧本換量”,以全產業鏈失血為代價換來的。
難熬的上中游
車企價格戰的“以價換量”,本質是成本壓力向產業鏈轉移,產業上下游的各個企業不僅要面對利潤被攤薄的困境,還要面臨車企超長賬期帶來的高壓。
這種壓力的轉移,不是所有上游供應鏈企業都能承受得住的。
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多家中小供應商停止供貨,部分主機廠甚至出現產能銜接困難。在技術持續投入不足、交付冗余減少的情況下,產業鏈健康正在成為影響汽車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隱患;哪怕是作為供應鏈龍頭的寧德時代,一旦中招也得“刮骨療傷”。
為了跟上市場打“價格戰”的腳步,某品牌汽車選擇“虧本賣車”沖量,然而低價策略導致單車虧損嚴重,2021-2023年累計虧損超183億元,平均每賣一輛車虧損8萬元。
2024年電池原材料價格上漲后,成本壓力加劇,但受限于低價戰略的路徑依賴讓該品牌的高端化轉型失敗,主銷車型的售價始終沒能突破12萬元大關,利潤空間基本清零,為后面的資金鏈斷裂埋下伏筆。
同一年,他們開始出現經營問題,如裁員、降薪、拖欠供應商貨款等,其資金鏈持續緊張。據業內人士透露,截至2024年底,該品牌拖欠供應商貨款已超60億元,供應鏈體系接近崩潰。
作為電池供應商的寧德時代,也大受影響。因為長期拖欠貨款,寧德時代不得不向他們斷供,同時也導致了寧德時代自己的生產線停擺,承受了產線空轉的損失。
同時,這種成本壓力的轉移,也讓車企自身遭到反噬。
對供應商拖欠貨款,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當寧德時代為主的核心供應商選擇斷供后,缺少核心部件供應的某品牌汽車再也沒有生產能力,三大工廠被迫全面停工,這才讓他們真正地畫上了句號。
價格戰短期帶動流量,但行業利潤水平整體承壓。部分頭部車企在財報中披露盈利能力下滑,一些腰部、腳部車企更是已連續多個季度處于虧損狀態。
在高強度投入與低回報之間,多數企業面臨盈利模式優化、研發支出壓縮、人員成本控制等多重壓力。當前,企業如何在激烈競爭中堅持長期投入、守住研發陣地,成為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看點。
還有一家汽車品牌,就因為價格戰中扛不住成本的壓力,在業務整合和裁員的過程中選擇向智駕動刀。
基于“急需降本”等理由,該品牌的智駕研發團隊全部被裁撤,連研發負責人也被掃地出門,這讓他們原本就沒有優勢的智駕功能進一步落后,最終和競品形成檔次,甚至是代際上的差距:當主流品牌已經能實現城區NOA功能時,他們只能提供最基礎且體驗不佳的高速NOA功能。
而背后的原因,正是2023年汽車行業全面打響價格戰,小品牌根本沒有招架的能力。受限于品牌聲量,降價后不僅沒能提高銷量,反而會進一步壓縮產品利潤,再在當前關鍵的智駕能力上被頭部車企拉開差距,最后陷入“銷量依賴→研發壓縮→體驗落后→銷量下滑”的惡性循環。
到了這時,大家才會發現,不斷地價格戰、壓縮利潤、降本增效,攢著攢著就攢出個地雷來。
但多數地雷都不會在車企這里引爆,而是會像擊鼓傳花一樣先傳到下游的經銷商,最后傳到消費者手中。
下游的覆滅潮
廣東某經銷商暴雷,讓一些認為當前是汽車消費“好時代”的消費者,得到了一些別樣的“參與感”。
2024年汽車市場價格戰持續升級,主流品牌基本都瘋狂打起了價格戰。
魏建軍說的“15萬塊錢的車,半年后就賣10萬”可不是只有一兩個品牌出現的個別現象,自主品牌降價兇猛,合資品牌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時產品的快速降價導致經銷商新車銷售毛利為負,形成嚴重的“進銷倒掛”現象。
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數據,2024年8月新車市場整體折扣率達17.4%,已經低于大部分經銷商新車的批發價,部分經銷商價格倒掛幅度更是高達-22.8%,賣一輛車就要虧數萬元,為暴雷醞釀了伏筆。到了今年4月,據摩根大通數據,中國汽車制造商的平均折扣率達到16.8%,比3月又提高了0.5個百分點,依然處于高位。
另外,車企的價格戰打得火熱,價格變動太過頻繁,不少消費者秉承著“你不買我不買,明天還能降200”的樸素信念,不想自己的車買到手就貶值,選擇持幣觀望。
這種觀望態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銷商的巨大庫壓力,2024年部分經銷商庫存系數長期高于1.5的警戒線,6月庫存預警指數一度高達62.3%;相比之下,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的數據顯示,2025年4月的經銷商庫存系數和庫存庫存預警指數也不過為1.41和59.8%。
而廣東的一些經銷商為緩解資金壓力,不得不低價拋售車輛,但因為他們主銷的是燃油車,原本在新能源車的沖擊下就銷量下跌,回款更困難,最終資金鏈斷裂。
這些經銷商只能通過抵押車輛合格證向銀行融資,但價格戰導致車輛貶值,抵押物價值縮水;當債務逾期時,銀行拖走抵押車輛,消費者無法提車,這個“錢車兩失”的地雷,最終還是在消費者手中炸開了。
根據《2024-2025年度中國汽車流通業發展報告》,截至2024年底全國依然有超過30000家經銷商,經銷商的新車銷售額依然占整體收入的75%,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
而受到價格戰的影響,2024年全國超4000家4S店退網,如中升、永達等頭部經銷商凈利潤跌幅超60%,間接威脅著消費者的利益。
一旦經銷商倒閉,等于切斷了消費者和車企溝通的渠道,不僅后續維護保養更加不方便,車主還可能要面臨金融權益失效等利益問題。
最終,價格戰對汽車全產業鏈的影響,平等地傳遞到每一個環節上。
停戰的聲音
價格戰的弊端開始浮現,為了保障產業鏈的健康發展,除了魏建軍,更多的車企大佬開始旗幟鮮明地反對價格戰。
去年9月,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表示:“價格戰越打越便宜,質量越打越差,服務體驗越來越差,走下去企業就完蛋了。”
余承東認為靠“價格戰”很難讓車企長遠生存下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來沒有哪一家企業靠低價競爭走得長遠,“只有沒水平人才愿意打價格戰”。
官方對待價格戰的態度也日益強硬起來。今年5月20日,國家發改委高層發布《關于綜合整治重點產業內卷式競爭的通知》,明確將汽車行業“虛假宣傳”“價格戰”等亂象列為重點整治對象。
當初大家指責魏建軍針對“價格戰”的炮轟是“危言”,是對競爭對手的攻擊,但最終事實證明,無論是友商的表態還是國家層面的出手整治,魏建軍的“危言”正慢慢成為“預言”。
而對于這個過程中背負的巨大爭議和壓力,魏建軍是這么說的:
“做一個事啊,還是要看長一點,不是解決當下的問題,是解決未來的問題。只要這個行業得到健康的發展,不要為中國制造抹黑,遭受巨大的損失,我覺得挨兩句罵也值。”
魏建軍的耿直,也穿透在長城的企業文化中。長城正在提倡一種名為“求是”的企業文化,所求的是穿越泡沫和迷霧直擊真相的敢說敢做,堅持“有質量的市場占有率”的宏偉目標。
換言之,“價格戰”從來都不在魏建軍與長城的考量范圍。
長城選擇的是加大研發投入,連續三年研發投入超100億元,累計專利授權達1.2萬件;以“造長城的耐心造車”為理念,建立了行業首個全生命周期質量追溯體系,從供應鏈到汽車生產每個環節都遵循國際標準,引領長城汽車高質量發展。
長城的選擇,代表了反對價格戰的真正意義,不僅是守護中國汽車產業的基礎優勢,更是引領中國汽車產業的未來努力向上躍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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