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文明論概略》譯者前言）

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和學者。他出生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關西地區一個下級武士家庭, 幼時與當時一般武士家庭子弟一樣也曾攻讀儒學, 其18歲時正值西方列強開始染指東亞社會之際。1853 年的 “黑船事件” 迫使日本打開了國門, 一時間日本民眾深感國家民族危機, 一些人通過抵抗甚至暗殺等極端行為反抗西方列強，而福澤卻意識到了東西方文明的區別, 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 并在19世紀60年代多次隨團遍訪歐美進行實地考察, 痛感在日本普及 “洋學” 及學習西方社會之迫切, 歸國后遂通過積極創辦學校講學及著書立說來啟蒙日本國民。1868年, 福澤等人創辦慶應義塾, 后來即發展成為著名的慶應義塾大學。與此同時, 福澤還創辦了《西洋事情》等雜志, 翻譯介紹西洋知識。19世紀70 年代, 福澤開始從譯介轉向著述, 1875年出版《文明論概略》, 1880年出版《勸學篇》。福澤所做的這一切, 對日本的現代化和國民的啟蒙開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得日本很快適應了西方列強制定的國際新規則, 成為亞洲少數幾個沒有被西方殖民的國家, 甚至后來成為列強之一。

福澤在其著作 《文明論概略》中, 主要闡述了兩層含義, 即社會發展需要文明, 而文明則需要國民的智慧和道德進步, 在此基礎上民族和國家才能夠獲得獨立。 他認為, 文明是相對的和發展的, 在當時西方文明是優于日本文明的一種文明, 因此日本必須全面學習西方, 促進國民智慧與道德的發展, 并在此基礎上維護日本的國家獨立。

《文明論概略》一書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出版的，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里面的一些觀點也有所偏頗。不過，在一定程度上，這本書有助于我們了解那段歷史，同時，其對文明本質的深刻洞察和對社會進步的積極倡導，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是根據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0年9月出版的伊藤正雄譯注的現代日語版本翻譯的，書末附有他對福澤及《文明論概略》的全面介紹與評價。伊藤先生出生于1902年，1927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學科，曾于日本神宮皇學館、甲南大學和神戶女子大學擔任教授，后又擔任甲南大學名譽教授，1978年去世。

梁云祥

2025年3月

專家視角

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其《文明論概略》一書中提出了國家走向文明和獲得獨立的路徑，其中一些論斷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比如，他認為：引進文明的“外形”較為容易，但追求文明的“精神”則比較困難，所以應該先具備文明的“精神”，然后再構筑文明的“外形”，如果順序顛倒，將貽害無窮；“只偏重政府，不偏重人民”會阻礙一個國家文明的實現，只有培育出具有權利意識的國民，才會有國家的文明。

——王新生(北京大學)

《文明論概略》刊行于將近150年前，有學者稱之為“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著作” “東西方文明初次交會的路口一個醒目路標”。它是19世紀日本乃至亞洲面對歷史重大變動之機，福澤諭吉為日本轉向以西方文明為師建設近代國家所設計的方案。今天，當世界再次走到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再讀重譯版本，反思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李寒梅(北京大學)

讀完《文明論概略》，才真正理解了福澤諭吉的頭像為何會出現在日本的萬元紙鈔上。作為東亞國家的中國與日本，在同樣面臨西方殖民擴張的情形下，其邁向文明的現代化進程卻迥然不同。日本在經歷嚴重挫折之后，最終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識精英。他們當年孜孜不倦地進行思想啟蒙活動，提高了日本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國家只有在社會開放的條件下，才會懂得如何借鑒外來文明，促進本國的革新改良。

——王緝思(北京大學)

福澤諭吉主張，國家在推進近代化和促進文明的過程中不應該僅僅追求文明的外在形式而忘記其內在精神。按照福澤的看法，文明的精神就是國民的風氣，所謂文明，就是要徹底拋棄自古以來形成的一些習慣并提高人們的智慧與道德水平。福澤用一些具體的事例通俗易懂地闡述了如何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促進國家的文明并使其保持獨立。《文明論概略》是日本近代思想的典籍，眼下的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樣面臨一些問題，福澤此書中的有些觀點或許可資借鑒。

——〔日〕高原明生(東京大學)

文明論概略

〔日〕福澤諭吉著

〔日〕伊藤正雄 日譯

梁云祥 漢譯

ISBN：9787301314524

定價：79.00元

2025年4月出版

編輯：銜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