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中國有一門學問叫做“紅學”，是專門研究《紅樓夢》的。《文藝雜志》1914年第8期發表了均耀《慈竹居零墨》，稱清末上海松江有個叫朱昌鼎的人，對《紅樓夢》十分入迷。有人問他“治何經”，他對人家說，他所治的“經”，比起一般的經，少“一橫三曲”。

繁體字的“經”字去掉“一橫三曲”，就是個“紅”字。“紅學”一詞隨著這個小故事的流傳，而成為研究《紅樓夢》的名稱。對于紅學的研究，有一個多個流派，集大成者、是周汝昌。

周汝昌，字禹言、號敏庵，后改字玉言，別署解味道人，曾用筆名念述、蒼禹、雪羲、顧研、玉工、石武、玉青、師言、茶客等，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是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

周汝昌開始研究《紅樓夢》純屬偶然。當時，其四哥周祜昌讓他去燕大圖書館查找一個資料；結果，他在敦敏詩集《懋齋詩鈔》中，發現了六首與曹雪芹有關的詩，就此寫了一篇文章發表了。結果，文章被胡適看到，就寫信給周汝昌。兩人開始通信討論，前后七次信札往來。

期間，周汝昌向胡適提出借閱他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胡適二話沒說便應允了。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來到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宅造訪，胡適親自將《甲戌本石頭記》遞到周汝昌手上。此后，周汝昌便正式開始研究紅學。

左起：藍翎、李希凡、馮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吳世昌、吳恩裕

左起：周汝昌、潘素、周汝昌女兒周倫玲

1953年，周汝昌在四川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任教時，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紅樓夢新證》，反響盛極一時；不到三個月時間里連銷三版，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據稱，主席也讀過這部著作，并在考證“胭脂米”出處的一節文字旁加了很多小字批注。對“胭脂米”這一段考證文字，雖然都是6號宋體字印的，字都很小，但主席都一一作了圈劃。

當時的主席已年過花甲，對與《紅樓夢》有關的“胭脂米”這樣的考證文字，看得這樣仔細，看得這樣認真，可見他對《紅樓夢》中有關經濟問題也是很感興趣的。因為這部書，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和古典部負責人聶紺弩看中了他，報請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將他調到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出了一部《三國演義》，主席看到后，說“里邊好多詩，你們怎么都給刪掉了，那不行，要恢復”。于是，1954年5月、周汝昌到了北京以后，就開始補這些詩。此事完成后，《紅樓夢》隨即列入整校計劃，這讓周汝昌喜不自禁。

因為周汝昌早年跟胡適書信往來時，說過自己的一個宏愿：校勘一部真正的《紅樓夢》，接近曹雪芹原本的，打破高鶚的假全本。很多人都知道，曹雪芹的《紅樓夢》沒寫完，留下的是一個只有80回的殘本，80回之后的部分都是后人的“狗尾續貂”，風格和曹雪芹有很大距離；尤以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周汝昌對之深惡痛絕。

周汝昌(右)與哥哥周祜昌

周汝昌23歲時與小6歲的妻子毛淑仁結婚

但是，周汝昌當時接到的整校任務、要求堅持使用“程乙本”。這無疑是個遺憾。對待遺憾，周汝昌總是表現得很達觀。在接下來的文革中，周汝昌受到“不公正”待遇，下放到了湖北咸寧向陽湖干校。每天凌晨4點，都要趟過沒膝的水塘，走很遠、去看護古湖邊的一塊菜地。

那時，他常常獨坐一天，轟蚊子、吃帶來的干糧，哼唱二簧，別人可能認為受了很多委屈，但落在他的筆上，只有輕松隨意、沒有苦和怨。

王扶林拍攝87版《紅樓夢》時，請了他做顧問，后面7集大量參考了他的觀點。比如林黛玉其實愛錯了人，她要還淚的人應該是甄寶玉（真寶玉），而不是賈寶玉（假寶玉）……

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在北京家中去世。彌留之際，周汝昌曾打起最后一點精神，對小兒子說了一首詩：“九五光陰九五春，榮光煥彩玉靈魂。尋真考證紅樓夢，只為中華一雪芹。”

此去經年，如去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