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顯符（940—1013），主要生活于宋太宗和宋真宗兩朝，是我國古代杰出的天文儀器制造家。據有關史料記載，韓顯符先后制造了兩架大型渾儀，即至道渾儀和祥符候儀。渾儀在天體測量和天文觀測以及歷法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一個人制造兩架渾儀，不僅在宋代，即使放在整個中國古代，都是十分罕見的現象。正因如此，學界才對韓顯符渾儀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當然，學者的認識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認識韓顯符兩架銅渾儀的性質。如果其性質不清，人們就很難客觀、準確地認識韓顯符渾儀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至道渾儀是觀測儀器

如眾所知，測量天體坐標與兩個天體之間的角距，或者說，測量星宿的赤經與去極度，應是渾儀的一項重要功能。在北宋之前，唐代李淳風已經將銅渾儀從兩重環（即外環和內環）改進為三重環（即在內環和外環之間增加了一個三辰儀），從而使銅渾儀的觀測精度越來越高，同時其功能也日益增多。五代渾儀沒有改進，據《五代會要》卷10載：后唐清泰三年（936）十一月，司天少監趙仁锜曾到汴州（即開封）取后梁留下的渾天儀。可惜，“舊渾天儀損折，不能拖運”。即使放置在文德殿（又稱前殿或外朝）鼓樓下面的銅渾儀，也是“制極疏略，不可施用”。宋承五代之后，厲禁“玄象器物、天文圖書”在民間流傳，甚至宋太宗還詔“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數術者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正是在此背景下，五代舊臣韓顯符才在淳化初年（990），“表請造銅渾儀、候儀”。其中渾儀于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建成，并在司天監（亦即測驗渾儀刻漏所）內筑臺置之。對此，宋太宗給予較高評價，他說：“渾儀制度，廢之已久。如顯符于陰陽律歷頗有性格，遂令考天象，仿古人遺意，創造此器，逾年而就，觀其日月晦明，節候盈縮，星辰晷度，以管一窺疏密高下，無絲毫之誤，信靈臺之秘寶也。”由此可知，至道渾儀是用于實際觀測的天文儀器。

既然宋太宗如此夸贊至道渾儀，說它“以管一窺疏密高下，無絲毫之誤”，那就表明這臺渾儀確實有其超前之處。考《宋史·天文志》載，至道渾儀之制有九：一曰雙規，二曰游規，三曰直規二，四曰窺管一，五曰平準輪，六曰黃道，七曰赤道，八曰龍柱四，九曰水臬。根據《宋史·天文志》提供的數據，陳久金特將韓顯符銅候儀進行了復原。此外，從“水臬”與“平準輪”結構的創制看，“地盤平準輪”的首次出現，不僅加強了儀器工作部分的水平調節，更重要的是，它還開啟了北宋渾儀革新的歷史序幕。在理論方面，《宋史·天文志》記載：雙規“南北并立，置水臬以為準，得出地三十五度，乃北極出地之度也”。相對于《晉書》《隋書》及《新唐書》所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的數值，韓顯符所測定的北極高度是當時最新的精確數據了。

龍圖閣渾儀是教學儀器

韓顯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制成第二臺銅渾儀（亦作候儀），安置于龍圖閣，史稱“祥符龍圖閣銅渾天儀”。與至道渾儀不同，龍圖閣渾儀的主要用途是教學而非實際觀測。所以，《玉海·天文門》記載：祥符三年十一月三日，宋真宗“召輔臣至龍圖閣觀銅渾儀”。龍圖閣不是一般地方，《宋史·職官志》說“閣上以奉太宗御書、御制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譜”。可見，韓顯符所制銅渾儀應當屬于“寶瑞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也是宋真宗帶領那些輔弼之臣前去龍圖閣觀看銅渾儀的主要原因。

由于“龍圖閣渾儀”具有“皇權天授”的象征意義，所以在龍圖閣安裝一臺銅渾儀除了教學和供大臣參觀之外，并不常用于觀測天象。如，當時跟隨韓顯符學習《銅渾儀法要》的保章正楊惟德等，在其所撰寫的《景祐乾象新書》序文中明確記載：“臣等將司天監銅渾儀測驗周天星次，較定前書，符契天道，具列于左。”因此，《玉海·天文門》載其用途云：“令顯符選學生中可教者傳授其業。”為教學之需，韓顯符還撰寫了《銅渾儀法要》十卷。對此，《宋史》本傳載：“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文中的“渾儀法”即《銅渾儀法要》，《玉海》亦作“候儀法”。可惜，《銅渾儀法要》后來已佚，其部分文字見于《宋史·天文志》。陳久金先生認為，當時沈括、蘇頌在改造渾儀時，都曾參考過《銅渾儀法要》。

至于龍圖閣渾儀的結構，鄧可卉先生認為與至道渾儀相同。然而，《宋史·律歷志九》卻說：“真宗祥符初，韓顯符作渾儀，但游藝雙環夾望筒旋轉，而黃、赤道相固不動。”是不是韓顯符的銅儀制造技術退步了呢？不是的，至道渾儀用于觀測，而祥符渾儀則是用于教學而非觀測，所以才有“黃、赤道相固不動”的設計。

韓顯符制作渾儀之所本

“五代亂亡，遺法蕩然矣。”對于韓顯符制作的渾儀，西漢的落下閎遠不可及，而能夠效法的只有孔挺、斛蘭、梁令瓚和李淳風所留下的舊法。因此，《宋史·天文志》說：“銅候儀，司天冬官正韓顯符所造，其要本淳風及僧一行之遺法。”沈括《渾儀議》又說：“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這兩條記載，哪一條更可靠呢？當然是沈括的《渾儀議》。考我國渾儀的演變歷史，北魏斛蘭的鐵鑄渾儀（412）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特別是斛蘭鐵渾儀首次采用水準儀，被韓顯符直接采用。

根據沈括《渾儀議》的記載，北宋“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也就是說，韓顯符制造兩架渾儀并非“本淳風及僧一行之遺法”，依據此條史料，陳久金先生指出：《宋史·天文志》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李淳風所創渾儀不僅尺寸要大得多，環架結構也增為三層，區別是很清楚的”。

韓顯符渾儀作為北宋最重要的兩架渾儀，其研究價值較大。20世紀70年代，何丙郁通過研究典籍中記載的韓顯符渾儀，得出古代“寸”與“度”的比率為1寸=2°；鄧可卉經反復比較，認為郭守敬所制作的簡儀與至道渾儀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中“定天極”的實驗問題，“始自韓顯符，成于郭守敬，直至明代周述學才對‘定極’理論做出明確論證”等。誠如陳久金先生所言：“韓顯符的銅候儀雖然以后魏太史令晁崇、斛蘭鐵儀舊法為準，但卻注以新的內容：它使渾儀結構再次簡化，但卻增設了黃道環，從而承上啟下，成為北宋儀象制造的一個新起點。”

（作者系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