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發生時，戴笠人在香港。他一得到消息，立刻飛回了南京。

那一刻的戴笠，失魂落魄。

戴笠在這之前，本來已經發現了一些異常，但因為事情太大，卻不敢隨便匯報。

他曾經命令陜西站抓緊調查，但陜西站隨后的報告中，除了說張楊與延安往來頻繁，并拿不出切實證據。

這樣的大事不能亂說，也不可不說，于是戴笠最終沒法，就只好春秋筆法，上報備案，讓老蔣自己定奪。

蔣介石后來在《西安半月記》里，對他這個報告，是這樣說的：

“中正二次入陜之先，即察知東北軍進剿部隊思想復雜，言行歧異，且有自由進退等復雜離異之報告，甚至謂有非常之密謀與叛亂……”

但老蔣那時非常自信，并沒有想到張楊敢于“兵諫”，于是就終于還是去“訓誡”他們了。

西安事變發生，全國震動，當時的南京政府更是亂成了一鍋粥。那時候，宋美齡、何應欽等人都急于知道蔣介石是死是活，西安那邊是什么情況，卻因為西安與外界的郵電已經中斷，完全不得要領，于是戴笠隨即成為各方的焦點。

戴笠是特務頭子，在西安設有情報網和秘密電臺，他事先沒得到情報已經該死，現在什么情況總該知道。

可是戴笠當時更急得團團亂轉。陜西站完全聯系不上，他這個特務處長（那時還不叫軍統），其實也一點消息沒有。

而這個一點消息沒有，對別人或許還只是決策或前途問題，對他那可是百分百的性命攸關。

第一，戴笠的特務處正如蔣介石在浙江警校訓話時說的那樣，是“領袖的耳目”。

那時候蔣介石的追隨者，尤其是黃埔系的那些骨干們，早在第一時間，就來追責了。

你是負責特種工作的，為何會讓校長遭遇如此危險？

你的工作是情報和保衛，校長若有不測，我們一定找你算賬！

第二，戴笠是靠老蔣起家，老蔣如果有個閃失，他也就完了。他本來已經失職，如果再沒有任何貢獻，那老蔣就是能夠安全無恙地回來，后面也一定沒他什么事。

第三，老蔣被捉，何應欽那幾個立刻就要轟炸西安。何應欽什么意思，人人明白，很多大員已經開始向他靠攏，就連戴笠力行社的書記長鄧文儀，也已經把組織的核心機密，包括骨干名單，全都獻給了何應欽。

這預示著何應欽一旦掌權，戴笠不但要失勢，還可能丟命。

第四，戴笠本人及特務處仗著老蔣撐腰，一向跋扈，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大家早就嚷嚷著要殺要剮，這就更加決定了，老蔣如果回不來，戴笠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戴笠那時候吃不下睡不著，暴脾氣連續發作。他就是沒有宋美齡、何應欽等不斷打電話追問，也會把電訊科長魏大銘逼瘋。

除此之外，他也早就命令河南、甘肅等特務站，緊急潛入西安打探。方寸大亂之際，他甚至都打算找幾個飛檐走壁的大俠，去把老蔣扛出來。

然而東北軍的墻不是那么好爬，他最終也只找到了幾個能靠著飛爪之類爬墻的人而已，這事完全不現實。

戴笠的特務處，成立于1932年，到西安事變時，已經組織嚴密，規模不小，那么堂堂的一個陜西省站，為何會在西安事變前，一個有價值的情報沒有，又在事變發生后，一個電報都發不出呢？

這事跟戴笠用的那個人有關。

戴笠陜西特務站的首腦，是馬志超，這個人很有意思。

馬志超是陜西本地人，黃埔一期畢業，而且還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親自保送的。按理說，他是蔣介石的學生，又是參加過北伐的一期老大哥，資格老，后臺硬，應該混得不錯不對，但是他混來混去，最終卻只能在戴笠門下混口飯。

原因只有一個，能力不夠，特別拉低黃埔一期的水平。

但是馬志超卻有一個好處，很講情面。當初，黃埔六期都沒畢業的戴笠，過得相當潦倒，馬志超對他很有些有飯同吃，有難同當的味道。

所以戴笠等后面混出點眉目，就立刻把馬志超請到特務訓練班，做了教官。

只不過戴笠從來不簡單，他對馬志超好，并非只為個人友誼，他那里對黃埔系的人，其實照單全收，再草包也沒關系。

這里面有三種意思。一，黃埔系是老蔣的嫡系，這可以討好老蔣；二，黃埔系個個關系復雜，一個牽一串，有助于四處放射；三，黃埔系到了后面幾期，已經很叫人瞧不上，何況戴笠還沒畢業。你們這些老大哥都得在我手下干活，這忒有面兒了。

說起來，戴笠那“事業”的起步，相當不易，他真是拼出來的，蔣閻馮中原大戰那會，他單槍匹馬做了不少事。他那特務處早先的重點，是以南京、上海為中心的南方，而他真正重視起西北，是在紅軍長征之后。

“領袖的耳目”嘛。

但是西安是西北的中心，戴笠要在西安發展，除了要有信得過的人，還得那人在西北有點根基，所以那時候，戴笠就很自然地想到馬志超。

超哥，西安警察局長，和陜西站的站長，你來當吧。

馬志超后面跟著戴笠，當然也是看中了戴笠的后臺，想混出個名堂，但是他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于是以退為進。

可我也不懂特務工作啊。

戴笠說沒事，你只要會坐汽車，會吃大餐就行。

馬志超有點懵，啥意思？

戴笠說，你內部有督察長負責，外面有偵緝隊長干事，剩下的不就是坐坐汽車，吃吃大餐嗎？

戴笠應該說對馬志超還是挺照顧的，但是不料馬志超不但汽車沒坐好，大餐也吃壞了。

戴笠給馬志超派去實際負責的岳燭遠，做事能力還算不錯，但馬志超自己選的偵緝隊長，就不大靠譜。

許忠五雖然是堂堂的黃埔五期生，卻最擅長的是跟流氓、幫會打交道，他那個偵緝隊，幾乎全都是地痞流氓、小偷騙子之類。

馬志超曾經派人監視楊虎城身邊的人，尤其是楊虎城的秘書宋綺云。宋綺云是老地下黨，深得楊虎城信任，他為人警覺，早就有所發現，只是拿不出切實證據，而這時候，許忠五的分隊長白冠五，卻很“得意”地把這事透露了出去。

楊虎城敢不忠于委員長，哼哼，我們監視他秘書好久了。

這事坐實，所以楊虎城就怒了：宋綺云是政府《西北文化日報》的主編，我的秘書，馬志超是活夠了。

而白冠五，其實也是我黨的老地下，他很早就參加革命，也很早就在潛伏，劉志丹1930年的那場被捕，就是他和南漢宸等人解救的。他當時因為劉志丹犧牲，實際已與組織失去聯系，但他還是在積極滲透，積極工作。

白冠五地下工作做久了，早已修煉得嗅覺靈敏，他那“得意”，當然是為了保護宋綺云等人。

馬志超，當初就是因此與西北軍結下大仇的，但他作為特務頭子，還有一個更大的敗筆。

中共的地下情報工作，因為周恩來的英明領導，從一開始就將情報獲取，與情報傳送嚴格分開，所以敵人往往抓到情報人員，卻找不到電臺，找到電臺，卻抓不到情報人員。而馬志超為了省事，卻把整個陜西站，都搬到西安警察局了。

這就是說，在他那里，特務的公開身份與秘密身份，完全沒有分開。

馬志超的這種做法，岳燭遠起先當然反對，后面也曾一次次打馬志超小報告，除了說這樣一來，陜西站的特務沒人不認識，就是說馬志超的各種不行。

但是戴笠起初沒管，岳燭遠后來也樂得馬志超只圖省事，他可以大權獨攬。只是戴笠后來更換的陜西站站長，卻并不是岳燭遠。那時候馬志超仍舊負其總責，而陜西站也只是搬走了人馬，沒搬走電臺。

所以，這后面等楊虎城起事，要把西安警察局和陜西站一鍋端，就毫不費事。然后西北軍還因為前仇，非殺了馬志超不可。

只可惜西北軍沖進西安警察局時，馬志超恰好不在。西北軍之后全城搜索，還曾把馬志超的照片放大，掛到城門樓上，也沒抓到。

馬志超做事不大行，逃跑有一手，他當時走在路上，一聽到警察局那邊傳來槍聲，就知道不好。所以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錢，把黃包車，和車夫的衣服買了下來。

馬志超之后在逃跑的路上，幾次遇到西北軍，都是靠這個蒙混過關。他發現當時很亂，想坐黃包車的人太多，擔心自己業務不熟練會露餡，又趕緊扎破了車胎。

馬志超本來是打算在朋友家躲藏幾天，然而西北軍又要挨家挨戶搜查，所以馬志超最后就只好化裝成雞販子，冒險逃出西安。

馬志超出城之后，據說一口氣跑了二百多里，才敢停下。

西北軍當時也曾捉拿岳燭遠，岳燭遠也是化裝逃走的。西安警察局、特務站，包括電臺，整個被端，馬志超與岳燭遠又臨陣而逃，戴笠那邊當然得不到任何消息。

而這，也正是戴笠最終不得不跟著宋美齡等人，親自去西安的原因。

不去死路一條，去可能會死，也可能不死，不死就是大功一件，他總不能坐以待斃。

但是戴笠能夠成就那么大的氣候，靠的不只是豁得上，敢冒險，他當然也腦子夠用。如此大事，他不知經過多少權衡，大致上的把握還是有的。

第一，他布置在西北軍、東北軍的眼線，不只是陜西站，就是張學良的身邊，也有他的人。他對張學良本人，和西北軍、東北軍的情況遠比一般人了解，他的親信與他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關鍵時刻必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第二，戴笠與張學良的交情很深。張學良當年在南京治病，蔣介石派去保護他的正是戴笠。后來戴笠成立特務處，張學良還送了他一套房子。

這房子在南京洪公祠對面，正是特務處的辦公總部。

但是戴笠這些權衡，當然不會告訴別人，他還要做出必死的樣子。

首先在特務處禮堂召集部下大哭，說我此去兇多吉少，但我決心與委員長共存亡。

然后把兒子戴藏宜從上海召回，當著全家人留下“遺言”：我此去必無生還之理，但我惟有效忠領袖，萬死不辭，望家人勿以吾死為悲……

當時宋美齡去西安，一般人都覺得兇多吉少，所以機場之上，古鼎文夫人才會大哭不止。而那時候的戴笠，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只有一句：“有領袖就有我，沒有領袖就沒有我。”

戴笠終于到西安了，他去了，立刻就要求面見蔣介石，但是張學良卻迅速把他關進了地下室。

講義氣的張學良果然沒讓戴笠失望，那一刻，戴笠對自己的命運徹底放心。

戴笠是西北軍、東北軍將士最想殺的人，他實際上一到西安，張學良的部下就紛紛要求：“速殺戴笠，以絕后患?！睆垖W良如果要殺他，不用這么費事，他把戴笠關進密不透風的地下室，正是為了保護。

所以戴笠這時候就敢鬧騰了，一再要求見張學良、蔣介石，總是被拒絕，也不罷休。直到張學良親自來見他，給他看了那些要求“速殺”的報告，他才消停下來，表示絕不隨便離開地下室。

不過他也把南京的情況告訴了張學良，勸了一番。更重要的是他還在地下室寫下一張紙條：“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p>

他以后不知道曾多少次把這張紙條拿給人看，這成了他的資本。后來蔣介石當然不但沒有怪罪，還在《西安半月記》里提到了他，并給他頒發了一枚“西安事變紀念章”。

所以國民黨特務系統的人后來都說，戴笠的得寵，真正是始于此，徐恩曾等人的失勢，也真正始于此。他們那些人當時都沒站好隊。

還有人說，戴笠此后看管張楊的態度截然不同，也與張學良對他的保護關系莫大。這其中只有最了解戴笠的鄭介民，從一開始就呸呸呸，說戴笠太聰明了。

戴笠的西安之行，有真有假，有對蔣介石的考慮，也有對自己命運的權衡，但他若論冒險，是一直都有，若論視死如歸，則肯定談不上。

戴笠從西安回來不久，就急性盲腸炎發作，住進了醫院。這本來不是大手術，但他卻緊張死了，就怕被人暗算。

他一面命令親信沈醉在外警衛，除非提前預約，或宋子文、楊虎等人，一律不得放進，一面又讓特務處的上海督察陳質平，日夜守在病房內陪伴。以至于胡宗南都差點被沈醉擋駕。

眾所周知，西安事變是促成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的關鍵，戴笠軍警特系統的發展，后來也到了龐大驚人的地步，所以他就終于“飛機失事”了。

這事如果從正常失事的角度去想，就是千算萬算算不過天，從人事方面去想，那就是跟著戴笠混難，跟著老蔣混更難，枕邊總放著本《戰國策》的蔣介石，其實最懂得戴笠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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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