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全面依法治國的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逐漸形成，加強中國法治的國際傳播，積極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法治建設成就恰逢其時。法學著作是中國法學在全球法律多元格局之下構建自我表達的重要方式，是精準表述中華法治文明的“文化符號”和“精神標識”，良好的譯介傳播對于構建中國特色法治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具有深遠的學術意義與文化價值。

現狀分析

中華法學譯介傳播肇始于19世紀中期，迄今已走過約兩百年的歷程。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的加強和依法治國基本國策的踐行提供了精品圖書保障，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法學著作蔚為大觀，譯介傳播事業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豐富的出版項目、多元的項目層次以及不斷提升的資助力度為優秀法學著作“走出去”打造出一條“康莊大道”。法學譯介傳播矩陣持續壯大，形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法學外譯浪潮。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出版工程、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學術平臺應運而生，中華法學外譯事業在弘揚民族精神、高揚文化自信的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法學類項目為例，自2010年項目啟動至今，共有122項法學類項目立項，年均近9項，其中，2023—2024年的立項達19項；項目立項呈穩步上升之勢，年均漲幅高出“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總數年均漲幅約十個百分點。法學譯介的主題涵蓋9個學科門類，位列前五的依次為法學理論、民商法、法律史、國際法學以及憲法學與行政法學。譯著文版涉及10個語種，其中，英語占比高達65.6%，其主體地位無法撼動；其次為日文、俄文和韓文，說明中華法治文化在日、俄、韓三國的傳播較為積極。通過Worldcat數據庫檢索發現，當前中國法學譯著收藏于世界60個主要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圖書館和數據庫，館藏量位列前五的國家為美國、加拿大、德國、荷蘭和英國。就出版社而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法學譯介傳播工作開展積極，在規模化外譯和數字化出版方面成果突出。

中華法學譯介傳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國際社會對中華法系的制度偏見，在積極傳播中華法文化的核心價值、推動中華法系與其他法系平等交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但依然面臨一些認知性和制度性問題。從譯著的獲取、交流和應用情況來看，其傳播效能與傳播初衷仍存在較大差距，導致國際影響力有限。原因可能在于：法學譯介主題范疇狹窄，多聚焦于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較少展現當代中華法學研究的全貌，可借鑒的當代性主題不足，對全球治理問題缺乏中國方案的闡發；譯介多為概覽性介紹，往往是宏大理念與概念判斷，缺乏具象化敘事；翻譯質量參差不齊，翻譯模式單一，合譯數量極少，外國譯者的參與度尤為不足，復合型傳播人才匱乏成為當前制約法學譯介傳播的短板；傳播主體協同度不高，尚未充分挖掘高校、媒體等傳播資源；數字出版、融合出版技術應用不足，書籍獲取的便捷度不高；傳播形式較為分散，以學者零星的外譯活動為主，未能形成規模效應；等等。

發展路徑

提升中華法學影響力是法學譯介傳播的邏輯旨歸。法學譯介傳播輻射翻譯學、法學、傳播學等諸多學科，應突破傳播主體的區隔和傳播視域的局限，建立共識、共情、共導的法學譯介協同傳播機制，層級式、系統化助推中華法學譯介實現“說服—感染—改變”的國際傳播效能。

一是堅定法學本土價值自信，加強選題規劃，深度挖掘中國法治文化內涵。相關部門可以組建中華法治文化傳播專家智庫和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法學研究成果數據庫，注重選題的特色性、針對性和普適性，以增強傳播的精準度和接受度。具體而言，重點推出在世界法治前沿領域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探索，比如新時代“楓橋經驗”、中國特色調解制度、互聯網司法等；針對國際貿易與投資、生態環境、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發表睿智思考和獨特創見，以高質量的“中國方案”突破域外法學的話語壁壘，推動國際法學事業的發展。

二是培養“外語+法律+傳媒+X”復合型傳播人才，構筑“譯者共同體”，打造法治傳播人才培養的重鎮高地。法治傳播人才應堅守意識形態與文化安全底線，至少精通一門外語，通曉目的語與源語國家的法律制度，具備國際傳播的情懷與素養，同時掌握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知識。高校應秉承協同育人理念，在宏觀維度，以國際協同為抓手，在課程創新、學分互認、項目交流等方面實現國際交融；在中觀維度，加強校地（企）協同，切實發揮法院、律所和企事業單位中涉外部門的作用，通過產、學、研的良性互動催生傳播人才培養的創新范式；在微觀維度，相關院系組建跨學科協同教學團隊，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上深度融合，促進學生復合型知識結構的形成。同時，應積極探索“中方譯者為主，域外學者/旅居中國的外籍學者/僑居海外的華人學者為輔”的合譯模式，既確保譯著立足國家立場，又實現精準的國際化表達。

三是拓展多主體協同的多維傳播途徑，推進學術出版現代化，構建全媒體傳播矩陣。發揮高校“排頭兵”作用，利用高校的研究型、專業型特質，以合作共建的模式在國外大學設立中華法學研究機構，通過舉辦學術沙龍或研討會推介中華法學精品，約請相關專家發表評論或集冊宣傳。發揮出版社“主力軍”作用，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策劃系列譯叢，建立法律文獻翻譯專題數據庫，加大數字化出版力度，擴展電子譯著的租賃業務，建立可操作的學術譯介傳播效能評估體系，及時了解國外政界、學術界、媒體界以及民眾對中華法學譯介的反饋。發揮傳播媒體“生力軍”的作用，在國際傳播媒體上開辟專欄持續、及時發布出版信息、內容評介以及相關學術研討活動，利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的即時性和碎片化傳播優勢，發布與中華法學研究和法治實踐有關的新聞報道，增強法學譯介傳播的多元性、趣味性和復調性。

向世界展示中國法治思想的理論魅力和實踐偉力，是中國法治傳播的重要任務。應構建以新中華法系為基點、立足東亞市場、拓展“一帶一路”市場、深耕西方主要法治國家市場的法學譯介傳播新格局，推動中華法學同國際法學對接并逐步走向全球法治的中央。推進中華法學譯介傳播的行穩致遠，也將反哺于中華法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創新，從而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