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農牧民增收等方面具有基礎性、戰略性作用。不久前舉辦的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草原保護修復主題發布會提出，我國草原生態保護取得歷史性進展和標志性成果，這是長期重視草原生態保護的生動體現，彰顯了我國治理生態環境的堅定決心。

　　我國擁有近40億畝草原，其生態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的穩固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多年來，我國將草原生態保護納入生態文明建設全局，從“天人合一”的科技突破到“取之有度”的價值轉換，再到“和合共生”的協同合作，我國的草原生態保護正走出一條具有鮮明特色的生態治理之路。數據顯示，“十四五”以來，中央財政支持草原保護修復總投資達1100億元，年均修復草原超4600萬畝，年均防治草原鼠蟲害面積超1億畝；我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已連續多年穩定在50%以上并穩中有升，草原高水平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關于加強草原保護修復的若干意見》等政策相繼出臺，為草原生態修復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一些地區采取的舉措也值得借鑒。例如，內蒙古自治區通過“禁牧休牧+草畜平衡”雙軌制，利用遙感技術、地面核查等方法實現三級基本草原“一張圖”管理，17個解決草原過牧問題試點旗縣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數由23.9%降至10%以下。又如，青海省聚焦高寒草原保護，在三江源等區域實施黑土灘綜合治理，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高達58.56%，天然草原鮮草產量突破1億噸大關，為長江、黃河中下游提供了更穩定的水源涵養。

　　也要看到，在草原生態保護過程中，一些問題仍然存在。例如，生態治理中人工干預占比偏高，對自然規律與生態系統內在機理的系統性把握不足；生態價值轉化渠道單一，資源合理利用與保護的動態平衡機制需要完善；跨區域協同治理存在壁壘，傳統生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融合效能尚未充分釋放；等等。如何在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辦法，呵護好草原生態環境，是題中應有之義。

　　科技賦能，推動草原保護從“經驗型”向“智慧型”躍升。融合傳統智慧的治理模式，尊重農耕文明的自然規律，在草原生態治理技術研發中加大草品種選育生產、退化草原植被恢復、人工草地建設及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等核心技術與配套裝備的研發推廣力度。鑒于草原生態系統的復雜性，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監測網絡，利用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檢等先進技術手段實時監測植被、動物、土壤、氣候等要素的動態變化，并充分考量人類活動對草原生態系統的影響。借鑒“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智慧，在關鍵生態節點設置智能圍欄以實現禁牧休牧的動態化管理；將物聯網傳感器嵌入草場，打造“數字牧場”，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對草原生態保護進行智能化管理。

　　構建“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發展格局。廣泛推廣“草光互補”“林草復合”等立體生態農業模式，將傳統“輪作休耕”的智慧與現代光伏技術深度融合，實現生態保護與能源開發協同發展。加快培育草原碳匯交易市場，搭建完善的草原碳匯計量、監測與交易體系，讓生態效益轉化為牧民的經濟收益。著力培育草原文化旅游新業態，打造“生態觀光+文化體驗”的復合型產業，促進生態優勢與經濟優勢有機統一，達成“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良性循環，為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開辟路徑。

　　增強區域協同與國際合作。打破行政區域壁壘，加強不同地區間的協同合作，共享草原生態保護的經驗、技術與資源。在國際上，秉持“和合共生”理念，積極參與全球草原生態保護合作，與其他國家分享我國在草原生態保護方面的經驗，借鑒國際先進技術與管理模式。匯聚各方力量，共同應對全球性草原生態問題，加強草原學科建設和高素質專業人才培養。加強草原重點實驗室、長期科研基地、定位觀測站、創新聯盟等平臺建設，構建產學研用協調機制，提高草原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加強草原保護修復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作者：李丹丹 張銳云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