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還手就錯了嗎？”“還手是互毆還是正當防衛？”

現實中許多人的疑惑，也是山東淄博一家飯店的老板張琳（化名）四年多來尋求的答案。

2020年11月22日晚，醉酒的劉某進入張琳飯館，用桌子起啤酒瓶蓋。張琳擔心損壞桌子，遞上起瓶器勸阻，劉某隨即情緒失控，摔瓶辱罵并毆打張琳，張琳用啤酒瓶反擊。最終，經鑒定劉某左側面部有1厘米的劃痕，構成輕微傷，要求張琳賠償4萬元。

這起治安處罰案件，最初被山東桓臺縣公安局認定為互毆，劉某行政拘留六日；張琳行政拘留五日，罰款200元。張琳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認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其“用啤酒瓶將劉強頭部打傷”“毆打他人的違法行為成立”系認定事實錯誤，請求依法撤銷。

當地法院一審、二審及再審均駁回張琳訴求。此后，張琳向桓臺縣人民檢察院提出監督申請。受理案件后，山東省、市、縣三級檢察院抽調辦案力量，組成辦案組。檢察機關調查后認為，劉某率先施暴，張琳在緊急狀態下反擊，行為符合正當防衛。山東省檢察院依法提起抗訴。

2024年4月，山東省高院再審采納抗訴意見，認定張琳反擊屬正當防衛，撤銷原行政處罰及判決。

這一起結果翻轉的個案，引發法律界的廣泛討論。在治安管理處罰領域，挨打還手就會被認定為互毆嗎？正當防衛究竟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為什么張琳花了四年時間才“翻案”成功？

監控視頻顯示，劉某掐住張琳脖子將其按倒在地。 圖源：央視新聞

“我難道任他打罵，一直等到公安機關過來？”

飯店內的監控，記錄下這場沖突的全過程。

視頻顯示，事發時飯店里還有多位顧客在用餐，張琳提醒劉某用起瓶器開啤酒，劉某情緒激動，摔瓶辱罵。

隨后劉某將張琳推得趔趄，張琳順勢抓住桌上的酒瓶，但并未做出擊打的舉動。劉某第二次推打時，張琳扔出的酒瓶沒有砸到劉某。第三次，劉某掐住張琳脖子將其按倒在地，張琳再次抓酒瓶試圖反擊。隨后，劉某上身失控，與張琳一同壓向地面。此時，張琳年幼的兒子一直在她身邊哭喊。

由于有顧客起身，部分畫面被桌子遮擋，監控中看不出酒瓶是否擊向劉某頭部。后兩人被旁人拉起后未再動手。

整個過程持續約40秒。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看過事發時的監控視頻。在他看來，男子劉某明顯具有壓倒性體格優勢，且系主動挑釁、暴力侵害的一方，被攻擊的張琳是一位體型弱小的女性。

“張女士案的行為具有明顯的正當防衛特征。”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表示，張女士并非事先有任何預謀或準備，而是在突發情境下，基于應急反應作出的本能防衛。順手拿起的是啤酒瓶，如果現場是棍子，也可能拿棍子，完全是見什么拿什么，這種“急中生智”，正是人面對不法侵害時的自然反應。

據央視新聞報道，此前公安機關在調查中認定劉某尋釁在先，但張女士使用啤酒瓶還擊，導致對方輕微傷，反擊行為超過一定的限度，也構成違法，故作出雙罰。

從一審開庭到申請再審，張琳始終主張，自己的行為是為制止劉強的不法侵害而實施的。

在檢察機關介入后，案件走向發生變化。

檢察機關復盤監控視頻時發現，劉某與張琳一同壓向地面，其頭部距離墻壁暖氣片很近，頭部低于暖氣片的瞬間身體明顯后縮。劉強面部受傷，不能排除是他將張琳壓倒在地上時，撞到暖氣片所致。

法醫給出的鑒定意見，也支持這個觀點。

淄博市人民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主任楊剛在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說，“我們不能用事后的眼光去判斷，我們要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看這個案件，我代入張女士，我處在那個位置上，我能怎么辦？對方來我的飯店尋釁滋事鬧事，我難道就任他欺負，任他打罵，我難道一直要等到公安機關過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什么都不能做嗎？我覺得這個是跟我們現代的法治理念相悖的。”

他還表示，在提請抗訴的報告當中，就正當防衛的法律適用作了重要的闡述。其中提到，2007年1月公安部印發的《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公安部《解釋（二）》”）規定：“為了免受正在進行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違法侵害行為，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這一條款與正當防衛制度的司法精神具有一致性。

2024年4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張琳的反擊行為屬于免受正在進行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違法侵害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不能與劉強構成相互斗毆行為，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的互毆行為。法院全部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撤銷原判決，撤銷原行政處罰決定。

檢察機關調查后認為，劉某率先施暴，張琳在緊急狀態下反擊，行為符合正當防衛，并依法提起抗訴。圖源：央視新聞

執法慣性，“還手即互毆”？

既然從法律上看，“還手即互毆”是一種誤解，為什么這一誤解如此廣泛，甚至還有人將其當成知識來“普法”？

這或許是基層執法過程中，簡單地將還手認定為互毆的情況并不少。

阮齊林直言，當初對本案件認定之所以出現偏差，原因之一或許是“以傷論責”的結果導向。

由于劉某額頭有輕微傷，而張琳身上看不出明顯外傷，導致辦案機關在處理時采取“結果導向”，將二人認定為“互毆”，并進行雙向處罰。這種“結果導向”忽視案件起因，模糊了不法與防衛的差異，作出“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處理。

韓旭也提到“唯結果論”。在實踐中，民警往往以“平息糾紛”“息事寧人”為出發點，更愿意做調解，而不是承擔責任去明確區分“誰對誰錯”。尤其當案件涉及“互相有傷”，執法機關就更傾向于“兩邊都處罰”，避免爭議。

“對于一方引起的打架案件造成雙方輕微傷的，基層公安機關處理原則是調解優先。”山東省泰安市公安局王昭東曾在《法治日報》發文，討論公安機關在處理一方引起的打架案中，在雙方均鑒定為輕微傷的情況下，應否適用正當防衛理論對案情進行法律評價。

在“基層公安機關執法現狀”中，他提到，類似案件調解不成的幾乎全部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三條雙罰，只是處罰決定時考慮案件起因。這種以調代罰，犧牲公平、正義換來的調解結案價值需要重新考量。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總隊行政案件支隊彭楊曾對近年來發生涉及治安案件“正當防衛”相關內容的300余件實務案例進行逐案剖析。其中有多例案件被公安機關判定為互毆，又在當事人申訴或法院或檢察院的介入下改判為“正當防衛”。

他提到，“相比刑事領域，治安執法領域往往漠視對正當防衛的認定，甚至認為治安案件中不存在正當防衛。”

彭楊還總結，“面對不法侵害，當事人請求公安機關處置為唯一合法途徑”“只要還手就屬于互毆”“只要造成對方身體傷害就得處罰”等都是認識上的偏頗、錯誤。

比如在郭某不服治安處罰再審案中，郭某與李某、劉某夫婦存在訴訟糾紛，劉某叫來丈夫李某，兩人先后對郭某進行毆打，郭某予以反擊并后退，李某、劉某追打郭某到馬路對面公交車站，被群眾勸阻。經鑒定，三人傷情均為輕微傷。

公安機關以結伙毆打他人，對李某、劉某均行政拘留；以毆打他人對郭某行政拘留。

郭某認為自己是正當防衛，向法院提起訴訟。兩審法院經審理均駁回郭某的訴訟請求。郭某不服申請再審。某高級人民法院經再審認為，郭某在被圍攻、追打情況下反擊并退讓，符合正當防衛的條件，構成正當防衛。判決撤銷此前的判決和處罰。

2007年1月公安部印發的《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二）》。 圖源：公安部官網

治安案件中正當防衛的法律依據何在？

多位專家提到，治安案件中很少認定正當防衛，“缺乏法律依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并未明確列出“正當防衛”條款，這在制度層面造成了一種“空白”。阮齊林認為，這導致在處理輕微暴力沖突時，辦案機關往往因為缺乏明確法律依據，影響到具體運用。

我國民事和刑事領域都對正當防衛做了明確規定。但在治安執法領域，并沒有明確規定正當防衛，只有公安部《解釋（二）》中有類似規定。

上述辦案檢察官在采訪中提到，這一規定是正當防衛制度在治安管理處罰領域的適用。但由于這一規定是公安機關內部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解釋，如果適用該規定，需要經過較為復雜的審批手續，實踐中較少被適用。

對此，阮齊林表示，這是一項規范性文件，對于公安機關處理案件具有指導作用，可作為辦案依據。但畢竟不是法律規定，在一線執法中可能未被普遍重視。往往僅對不法侵害方進行處罰，而對正當防衛方不作治安違法處理。

其次，正當防衛的認定中，不僅是事實判斷，也是價值判斷。這非常考驗執法水平，并沒有一個金標準，需要就個案去具體區分。

互毆和正當防衛都有“受到攻擊后再暴力還擊”的特征，也造成了該類型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區分。但從本質上看，兩種行為卻是截然相反的，一是不法行為，一是與不法行為作斗爭。是否構成互毆，不能只看動作，而要追問起因與責任劃分。

韓旭表示，正當防衛的判斷本就復雜，要綜合考量行為的起因、強度、手段與結果，還要結合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具體環境。而在治安案件中，執法機關普遍不具備刑事調查那樣詳盡的查證體系，很多現場證據未被及時保全，為后續判斷造成困難。

在治安案件中，由于處罰輕微、成本有限，公安機關缺乏深入查明事實真相的機制，也沒有足夠動力對行為性質進行復雜判斷。“不如各罰一筆，盡快結案。”

另外，辦案人員是否勇于厘清雙方是非曲直，擔當責任，對于正當防衛的適用也有一定的影響。

阮齊林指出，治安案件違法性質輕微，當事人往往自認為有理，因而更考驗執法者的法律素養、社會經驗、擔當意識。“如果執法者具備足夠的社會閱歷和法治意識，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根據案件的是非曲直進行分析，也能作出合理判斷。”也即用普通人的視角來看待、處理日常生活中的糾紛，往往能讓當事人對處理結果口服心服，取得定紛止爭的效果。

喚醒治安案件中的“正當防衛”

多位法學專家強調，不管是治安管理案件，還是刑事案件，正當防衛的適用標準應當保持一致，不能因為案件“輕”就忽視其中的權利問題。

但即便在刑法領域，正當防衛的“蘇醒”也并非一蹴而就。

阮齊林表示，近年來司法系統對正當防衛的認定發生了重要轉變。他感嘆，早在1979年刑法對正當防衛就作了專條規定，但直到今天仍在反思它的適用問題，并在實踐中不斷糾正。

他提到，近年來“于歡案”“昆山龍哥案”“福建趙宇見義勇為案”等一批正當防衛案件被媒體廣泛傳播，司法機關也陸續出臺關于正當防衛的指導意見和典型案例，這些都加速了“第二十條”被“喚醒”的進程。

而每一起正當防衛案件，幾乎都會引發公眾熱議，普通公眾對此類案件有天然的代入感。“每個人都會想象：如果是我，我會怎么辦？”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范辰是“福州趙宇見義勇為案”的辯護律師。趙宇因阻止女鄰居被打，與施暴者產生肢體沖突，施暴者腹部橫結腸破裂，傷情屬重傷二級，因涉嫌“故意傷害”被刑拘多日。該案件開始被偵查機關定為涉嫌故意傷害罪，后改為過失致人重傷罪，防衛過當。在辯護律師的抗爭、輿論的關注下，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最終被認定為正當防衛，完全無罪。

范辰表示，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一種自我保護“斗爭武器”。在他看來，這項制度的核心意義就在于，當一個人遭遇無故侵害時，有權利、有底氣作出必要反擊。“你無故毆打我，我當然可以還擊。我們甚至不需要翻法律條文，這就是最基本的邏輯。”

他舉例：“一個身高體壯的醉酒男子在女性門口叫罵鬧事，威脅殺人，二者力量對比懸殊，女性反擊卻反倒被認定為互毆，這公平嗎？你能要求她不還手、不用身邊物品自保嗎？”

對普通人而言，面對他人的暴力侵害，“不還手默默挨打”當然不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在面臨他人的挑釁、攻擊之時，還是要堅信法律，在被毆打時要大聲呼救，盡量避開對方的攻擊，但對方升級暴力、使用工具之后，也要進行必要的防衛。在現實生活中，公力救濟往往是滯后的，警察無法即時到場時，允許適度的“私力救濟”。

范辰提到，治安案件遠多于刑事案件，離普通人更近。“你無故動手打我，我還手，這就是正當防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讓公眾認識到這一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法。”

而真正的轉變還來自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個案推動。張琳用了四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正當防衛”的認定。

多位專家呼吁，應在下一輪《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中，正式增列正當防衛條款，明確其適用條件和判斷依據，從而為一線執法提供法理支持，也為公眾提供明確預期。

治安領域的正當防衛同樣需要被看見、被討論、被落實。讓基層執法和公眾都意識到：哪怕只是一起飯館里的口角沖突，只要存在明顯的不法侵害，依法反擊就應被承認為權利，而不是簡化為“互毆”。

新京報記者 李聰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