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2017年）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是美國新儒學派的主要創建者。狄百瑞的新儒學研究對美國乃至國際漢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專著及匯編文本亦是國內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文獻資料，為中西文明對話搭建起新的橋梁。他所編撰的東方文明系列讀本被多次再版，屢獲美國教學獎項，為美國多所高校通用教材，有效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用新儒學研究批判西方“沖擊——回應”模式。攻讀博士期間，狄百瑞論文研究對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自開啟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譯介，狄百瑞便被深厚的新儒學所折服，并將其確立為一生所執著的學術研究。狄百瑞研究的新儒學是一個海外漢學中的概念，與國內的現代新儒學、當代新儒學等皆不同。它通行于西方漢學界，研究內容主要為唐末至清初儒者在重振與堅守儒家思想上所作出的努力。

1953年，狄百瑞發表文章《重評新儒學》，并于1957年開始承擔“新儒學研究”項目，出版系列相關書籍，推進美國儒學研究從政治運作角度，轉向深入儒家人格和文化思想內部，并促使美國漢學研究重心逐漸從先秦轉向新儒學。隨著新儒學的影響力逐漸提升，大量新生力量的加入，新儒學學術研究對象內容逐漸擴展至“道統”“理學”“鄉約”“社學”“書院”等各個方面。時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儒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得以建立。

狄百瑞漢學研究起步的20世紀40年代，正值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盛行時期，其中尤以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回應”模式最為典型，認為中國的過去靜止不變，無法自我更新，需依靠外力才能發展進步。狄百瑞并不贊同此種看法，他以頗具批判思維的新儒學代表人物黃宗羲為例，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指出中華文明尤其是新儒學，不僅具有批判精神，更有與異質文明溝通對話互補互融、推進自我革新發展的能力。狄百瑞亦不贊成韋伯、湯因比等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歷史材料的方法，認為人們應該立足世界文化多元立場，否定以西方理論解釋中華文明的方式，指出其“具有的自我批判、創造和發展之能力”。在研讀《明夷待訪錄》的過程中，狄百瑞發現新儒學對傳統君、臣身份定位等問題的批判，很好地駁斥了西方認為中華文明靜止、停滯等觀點。新儒學對“法”的認識，反擊了西方認為中華文明封建、落后等觀點；對書院“清議”等功能的認識，證明了中華文明自身已具有進步思想，而非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刺激才能轉化發展等觀點。

狄百瑞認為中國思想文化具有革新力和創造力，而新儒學則是最具這種革新力和創造力的代表性學說。他堅信中華文明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發展演進，根本無需其他文明的沖擊和影響，印證這種觀點的還有新儒學思想中“理學”的理性思維方式、“心學”的個體思維方式，以及《明夷待訪錄》等新儒學代表作品中呈現出的東方人權等需求。

把新儒學視作中西文明對話的橋梁。狄百瑞指出，在世界大融合的當今社會，中西文明對話尤為重要，新儒學因其自身所具有批判、革新與發展之能力，并同時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近代性特質，是成熟獨立的思想體系，具備與西方文明對話之條件。

狄百瑞開展的新儒學研究，不僅認可并讓世界看到豐富獨立的東方文明，更是強調以他者視角檢視自我文明，通過文明對話互補互融，能夠促進文明自我更新。例如，狄百瑞提出的以新儒家的人格主義觀照西方的個人主義。

西方盛行的個人主義導致威權主義的弊端日現，狄百瑞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個體與群體的沖突”，并認為純粹的個人主義是不合理的，因為事實上每一個個體都必須生存于一個有秩序的統一體中，“沒有真正單獨的個人可以存在”，“只要是一個人，他必須生存于一個群體之中”。而在歐洲文化內部似乎是無法解決個體與群體的沖突這個問題了。

狄百瑞在新儒學研究過程中發現，與西方個人主義不同，新儒學強調人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個人之于“道”“天命”的強烈責任意識，以及個人與集體之間價值實現的良性互動關系等，這種能夠緩和西方個人主義之內部矛盾，介乎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個人主體認知，被狄百瑞稱為“人格主義”。新儒學“人格主義”對自我的規定是整體性、綜合性的，具體而言即身與心的統一、天與人的統一、個體與社群的統一、階段性與過程性的統一。狄百瑞有關新儒學人格主義的解讀，拓寬了西方有關個體認知的維度，對西方反思個人主義的弊端有深刻啟示。

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在美國的傳播。狄百瑞將其以新儒學為核心的學術研究，悉數投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教材編寫和教育實踐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在美國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

1949年，狄百瑞主持“哥倫比亞大學新東方研究”項目課程教材翻譯編寫工作，開啟中華文明教育實踐歷程。該項目的具體任務是翻譯并編寫開設“東方文明”課程所需要的教材，代表作品有《走進東方經典：大眾教育之亞洲文學與思想》《東亞傳統典籍匯編》《新儒學詞典：北溪字義》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傳統典籍匯編》套書中，狄百瑞具體負責的章節內容，幾乎涵蓋新儒學時期所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包括韓愈的《諫迎佛骨表》、歐陽修的《正統論》、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程顥的《論十事札子》、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等，彌補了國際漢學界新儒學階段學術資源的不足，系統展現出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擴大了新儒學在美國乃至國際漢學界的影響。

在其從事教學工作的半個多世紀里，狄百瑞極大地推動了哥倫比亞大學乃至美國“東方人文”“東方文明”課程教學的發展，使美國乃至世界的亞洲文明教育發展受益。1987年《紐約時報》報道稱，“狄百瑞的《中國傳統典籍匯編》在過去25年里成為大學非小說類暢銷書第四名”，同年狄百瑞獲得馬克·范倫杰出教學獎。

2017年7月14日，98歲高齡的狄百瑞在紐約去世。狄百瑞的新儒學研究，立足世界文化多元視角，認可并遵從中華文明特色，對新儒學進行全方位多層次解讀，并努力找尋人類在根本價值追求上的同質性與表現形式的多樣性，以期在中西文明對話中增進彼此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以新儒學研究為依托，狄百瑞一生致力于推動異質文明對話交流，完美實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遠大抱負。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