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圖片系AI生成，與內容無關）

作者 | 鄒成效

最近看到湖南省高院的公眾號上有這樣一篇文章：

5月28日，湖南高院召開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工作新聞發布會，通報了一起案例。

宋某所在的某中學嚴禁學生攜帶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設備并鼓勵學生舉報。宋某在發現同班同學周某在上課時玩手機后，從周某書包里搜出平板電腦交給老師，老師為此獎勵宋某一瓶牛奶。周某發現后將宋某頭、手等部位打傷。

經鑒定，宋某的人體損傷程度屬輕傷二級。因周某在案發時系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公安機關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責任。宋某遂起訴要求周某、周某的監護人付某及所在中學承擔侵權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因宋某擅自將自己的平板電腦交給老師而將宋某打傷，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宋某雖系為了遵守學校規定而將周某的平板電腦交給老師，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電腦的行為亦有不妥，據此可依法減輕周某的民事責任。學校在事發后雖然及時將宋某送醫治療并通知家屬，但學校老師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電腦上交的情況下，未正確引導宋某在發現其他同學違反學校規章制度時應如何處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為不當，亦未及時與周某進行有效溝通，且學校鼓勵學生之間互相檢舉的做法也會引發學生間矛盾，故學校也應對宋某的損害結果承擔一定過錯責任。法院依法認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擔50%的民事賠償責任，學校承擔30%的責任，宋某自行承擔20%的責任。

判決中還指出，涉案學校為落實禁止攜帶電子產品的校規，通過物質獎勵鼓勵學生相互監督舉報，其初衷在于維護教學秩序，但客觀上形成了“以舉報代管理”的治理效果。一個缺乏邊界、鼓勵檢舉的環境，將導致同學之間相互防備、猜忌，甚至引發肢體沖突，對青少年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不得不說，湖南省高院的判決是對未成年人告密文化的迎頭痛擊。

干得漂亮。

我來聊幾個未成年人告密的事情。

先說最近的。

男教授愛上男學生，為他小心翼翼的剝過柚子，在冰天雪地雪地里等過他幾小時，為他寫過多封真心情書，為他規劃未來，為他小心翼翼，為他送上自己的科研成果，為他整夜失眠，為他保研，給他買ipad和護膚品，請他吃幾千塊錢一頓的大餐，為他安排出國留學，愿意給他一個月2萬，千方百計愿意為他完成心愿，為他多坐幾百公里的動車轉火車，只為了和他呆4小時。

結果呢？

這位同學反手就是一個舉報。

教授立刻身敗名裂。

直到最后關頭，教授還懇請上級部門保留學生的學位，不要因為處分自己而連累學生學位不保。

再說下一個。

2023年5月22日，蘭州大學一名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講授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評價時，以網絡觀點為例，指出這些觀點“錯誤”，其中包括“朝鮮戰爭已過去六十多年，至今中國官方不愿對這場戰爭作出客觀的評價......”等等。相關圖片被學生發到網上，舉報老師抹黑抗美援朝。

蘭州大學調查后發布聲明，指出舉報不實。

這位同學，這又是何苦？

再說一個最慘烈的。

1970年2月13日晚飯后，十六歲的張紅兵聽到母親方忠謀說了幾句對當時政策不滿的牢騷話，便寫了一封檢舉信，把信塞進了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的宿舍門縫里，舉報自己的母親是“現行反革命”。

1970 年 4 月 11 日，在安徽固鎮縣召開了一場萬人宣判大會，方忠謀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隨后被拉上汽車，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2013年，張紅兵寫下了一篇名為《一個文革“逆子”的懺悔》的文章。在文中詳細描述了1970年，那個殘酷夜晚所發生的一切。

唯有一聲嘆息。

所以，我認為湖南省高院的判決，體現出對告密文化的否定，是一種正確價值觀的傳遞，值得贊賞。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法律的維護，依靠的是專業的執法人員，很少會依賴于鼓勵人們互相舉報的文化。

如果鼓勵人們互相舉報，看似可以使法律執行得更徹底，使社會無死角。貌似讓執法者獲得輕松，但卻往往會敗壞社會風氣，帶來更加嚴重的社會倫理問題。

一個健康的社會，是不應該鼓勵舉報文化的。舉報文化會導致普遍的對社會信賴機制的摧毀，社會的良性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互愛與互信。而舉報文化，則鼓勵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揭發，會激發人性的卑劣，摧毀人們之間基本的信任。

在舉報文化盛行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個自由、寬容和良善的社會。

有一段時間，我們用那些“大詞”來包裝舉報文化，鼓勵互相舉報，甚至還鼓勵“大義滅親”式的親屬之間的舉報，這是極其可悲的事情。

未成年人是社會的未來，不要用那些“大詞”去荼毒他們來，給他們一點正確的思想土壤吧。

湖南省高院，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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