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當指導員把四個兜的干部服遞到我手里時，我的手都在微微發抖。那一刻，我恍惚覺得自己長高了，胸膛挺得更直了。

連部文書小王在旁邊打趣："老李，這下可算熬出頭了。"我咧嘴笑了，笑得有些傻，卻忍不住。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被子蓋在身上，卻感覺像躺在棉花上。四個兜的干部服在眼前晃啊晃的，我伸手去抓，卻只抓到一片黑暗。

我想起入伍那天，也是這樣的晴天，母親送我到村口，拉著我的手說："兒啊，在部隊好好干，別給咱家丟臉。"她的手糙得像樹皮，卻讓我鼻子一酸。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信里把我提干的喜訊告訴爹娘，我想讓她們知道，她們曾經的期望，如今終于實現了。

我家是在皖北的一個小村莊，小時候窮得叮當響。記得八歲那年鬧饑荒，家里揭不開鍋，母親用高粱面摻著榆樹皮粉給我做餅。那苦澀的滋味，可謂是刻骨銘心。

可即便那樣，我父母還是咬牙供我讀書。我爸常說："窮不能丟書，富不能丟豬。"。我讀高中時，每天走十里山路，書包里裝著母親準備的干糧——有時候是玉米面窩頭，有時候是地瓜。

同學們笑我"土包子"，可我知道，那里面裝著家里對我的期望。

高中畢業后，那時沒有高考，我選擇了報名參軍。臨到部隊前，母親把家里老母雞生的蛋全煮成五香蛋讓我帶上，父親把家里全部的積蓄都塞給我。

在去部隊的火車上，我從車窗望出去，看見母親站在村口，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成了一個黑點。我攥緊了口袋里的錢，心里發誓：一定要混出個人樣來。

到了部隊，我分到福建泉州的一個步兵連當兵。新兵下連后，由于我文化水平高，軍事訓練成績好，平時表現也很突出，被調到連部當軍械員兼文書。

在連部，我成了連長、指導員的得力助手，尤其是連隊的訓練計劃以及上報的材料，多次受到上級的表揚。

第二年，我入了黨。記得那天，我在黨旗下宣誓，手抖得幾乎握不住拳頭。連長拍著我的背說："好樣的，繼續保持。"

第四年，也就是1977年，我提干了。命令下來的那天，連長特意讓我代表全連去領獎。站在領獎臺上，我看見下面戰友們羨慕的眼神，忽然想起小時候，我趴在教室窗戶上，看著從眼前走過的解放軍叔叔，心里全是羨慕向往，如今，我不僅穿上了軍裝，而且還完成了從普通戰士到軍官的跨越。

提干后第一次探親，我興沖沖地趕回家。

剛進門，鄰居張大嬸就來了，手里還提著自家蒸的饅頭。

她笑瞇瞇地說："成明啊，你媽可算熬出頭了。"我正納悶，她又說："我有個遠房表妹家的女兒，跟你同齡，現在在村里小學當代課老師，模樣俊，性子也好。"

那意思一聽就是想為我們牽線。母親一聽就爽快地答應了，還熱情地留張大嬸吃飯。

我心里卻有些忐忑，不知是該同意還是拒絕。沒想到當天下午，戰友崔大勇就來找我，硬拉著我去他家喝酒。沒想到在等車時，我竟意外遇到了高中同學劉雅蘭。

劉雅蘭還是那么清秀，只是比記憶中成熟了許多。她看見我時，眼睛里閃過一絲驚喜。我們聊起了分別后的生活，她說她現在在村小學教書，工作很忙但很充實。我鼓起勇氣問她有沒有對象，她紅著臉搖了搖頭。

那一刻，我感覺心臟都要跳出胸膛了。崔大勇在旁邊壞笑："我看你倆就挺配的。"

后來在崔大勇熱情相邀，劉雅蘭和我們一起去吃了飯，吃完飯，崔大勇主動退出“電燈泡”角色，我與劉雅蘭一起看了場電影，散場后在外面溜達到深夜。

劉雅蘭說，她一直知道我喜歡她，只是等著我主動。我笨嘴拙舌地解釋，她捂著嘴笑，笑聲像鈴鐺一樣清脆。后來我才知道，她早就喜歡我，甚至知道我提干的消息比張大嬸還早。

結婚那天，劉雅蘭拉了個女孩來當伴娘。后來才知道，她竟然是張大嬸的侄女嗎？也就是張大嬸要給我介紹的對象。

張大嬸后來常說："你這小子，福氣大著呢。"

確實，我不僅娶到了心愛的人，后來還在部隊當上營長，從營長崗位上轉業到縣工商局，后來當上了局長，劉雅蘭隨軍安置到縣教育局，后來也當上教育局長，夫妻倆都當上局長，這在縣里還成了眾人口中人人稱贊的對象。

兒子沒有進體制，大學畢業后就自主創業，在上海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回首曾經，心中感慨良多。從農家子弟到營長、局長，我明白事業就像爬山，每一步都算數，唯有堅持與熱愛，才能登上高峰。

而婚姻呢，和劉雅蘭幾十年相伴，我才懂得，愛是理解與包容，是彼此成就。生活是一場漫長的修行，事業與家庭如同鳥之雙翼，唯有二者平衡，才能飛得更高、更遠，不負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