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大抵是眼紅了罷

5月30日，我在寫《美國暫停哈佛大學招收國際生，中國留學生能轉校清華北大嗎？》的文章時，簡單地引用了哈佛女孩蔣雨融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當時我放飛自我，在文章中點評道：

如果是20年前，蔣女士的演講勢必引發一片盛贊，演講稿甚至會成為雅思作文范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人）早已經對精英敘事怯魅了呀。

蔣女士的 DEI發言，有一種矯揉造作的塑料美…

文章發出去之后，有人覺得蔣同學的教育履歷可能有待商榷，但她演講得挺好的啊，到底糟糕在哪里，是不是你眼紅？

人吶，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預料。

例如我實在也不是謙虛，我一個沒去過美國的土鱉，怎么就能評論哈佛大學優秀畢業生的演講稿？

我很抱歉，我不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但是我見得太多了，我有這個必要，告訴你們一點人生的經驗。

雖然我什么話也不說，就是最好的。但是我見到你們這樣熱情，一句話不說也不好！

關于蔣雨融的畢業典禮演講水平，既然大家已經研究決定了，那我就從口語表達、詞匯量、演講習慣等方面來講幾句。

? 莫得感情的口語表達

事先要申明的是，由于涉及版權問題，公眾號文章中僅能方便地引用騰訊視頻，因此我只找到這樣一個英文版本，時長大約是6分鐘。

有句俏皮話是這樣說的：

雖然你上班掙得少，但你放假花錢的機會也不多。所以…你其實并不缺錢。

蔣小姐的演講也是如此：雖然時長6分鐘，但蔣雨融糟糕的中式口語，以及說一句停一分鐘的演講習慣，很好地削弱了演講稿的信息含量，任何一個學過英語的中國人，大致都能聽懂。

我說蔣小姐“中式口語水平不高”，絕不是說“中式口語”很糟糕。因為說白了，語言的首要目的是溝通，所謂牛津腔其實也是方言，而印度英語雖然咖喱味十足，但并不妨礙它們的應用。

我是說，蔣小姐的口語有太多奇怪的地方。例如她每一句話中，所有單詞都清晰地發音，缺少數量詞（a）與介詞（on，in）的連讀，也沒有習慣性的輕讀、略讀。甚至于，她的重音與斷句也顛三倒四，刻意地落在了最后一個詞上，而不管它是不是應該被強調。

這會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就是聽眾無法根據上下文，去預測整段話的完整邏輯。

這就好比北洋大軍閥曹錕因為誤讀“前任秘書欠，薪未清”，勃然怒斥曰：

前任秘書欠錢，關我何事？

所以蔣小姐在演講時，臺下的互動總是慢上半拍，往往是她講完了一句話，等上半天才有掌聲，顯得就不夠緊湊。

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出國至少15年（高中3年+大學4年+實習工作4年+碩士1年）、且學習和工作都很優秀的學霸的口語水平。

? 氣死白居易的簡單詞匯

但從蔣小姐的演講習慣看，這一切似乎又別有隱情。

蔣小姐的演講習慣，至少有兩方面的小毛病。

其一是每句話都給出很長的停頓，似乎在強行等待和索要觀眾的正向反饋。

其二是肢體語言非常西化，且動作夸張。例如她每講完一句話，都要向左右晃動臉孔，然后動不動就高舉雙臂——這是標準的傳教士布道動作。

她的演講，全是技巧，莫得感情。

而這一切，可能和她組織語言過程中用到的詞匯量有關。

簡單地說，蔣小姐平時所用到的語言非常低碳環保，讓“清新簡潔，樸實自然”風格的白居易看了，都要退避三舍。

例如蔣小姐很少用到復雜的單詞，主打一個常用口語表達+標準考研詞匯，詞匯量的匱乏，導致了用詞的不精確，顯得很假大空。

根據網上透露的一份社交媒體采訪，她說到本科畢業后加入了瑞信的某項事業，這項新工作壓力很大，但前景很好，拓寬了她的視野…

好好的一個工作采訪，通篇都是小學生詞匯，相當地平易近人。

拜托，好歹你也在投行實習工作過，就不會用上start-up（初創）、blueprint（藍圖）、milestone（里程碑）等詞匯，精準形容事業的各個階段嗎？

也許，正由于口語表達欠佳、詞匯量匱乏，臺下的觀眾必須把思維慢下來，才能準確理解句意，然后給出鼓掌、笑容等反饋。而她的演講習慣也受到這些“經驗反饋”的影響，變得拖沓笨重、手勢夸張。

也許有人說，畢業演講嘛，又不是學術交流，追求平實沒有錯。但我要說，蔣小姐在私下接受采訪的場合，也是這么樸實無華，閣下怎么看待？

例如，當小蔣在哈佛畢業典禮上發言后，國內的媒體依然按部就班地開動輿論宣傳，開始炒作。其中某報援引小蔣同學的發言稱：

他們（指中國留學生）只想為人類做好事，卻被卷入政治。

她真的，我笑死。

作為一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學生，作為一名國際發展方向的公共行政碩士，說出這么幼稚的、不專業的詞匯來，我對她的政治學素養表示汗顏。

區區不才，在讀書期間因為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我恰好啃過一些晦澀的政治學頂刊論文。

在那個沒有AI翻譯的年代，讀一篇政治學學術文章，往往需要3-4天，讓人痛苦不堪。

例如選民憑感覺胡亂投票，政治學中叫做Affective Polarization（情感極化）；又例如社會中出現弱勢群體，非得叫做Asymmetric Power Relations（非對稱權力關系）；再例如被民粹裹脅的政策越來越激進，被稱為Policy Feedback Loop（政策反饋循環）。

但我知道，這些該死的學術詞匯雖然拗口，但卻纖細精準，難以被口語取代。

所以我甚至懷疑，蔣雨融在攻讀碩士期間，是否完整地讀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能不能用上學術術語（jargon），而不是說出“只想為人類做好事，不想被卷入政治”的外行話。

詞匯量的缺乏，恰恰是蔣雨融演講中最大的硬傷。因為偉大的演講都離不開調動觀眾情緒，但它是需要精準的單詞，構成優美的節奏和嚴密的邏輯，從而產生感染力。

在這方面，蔣小姐差得太遠了。

? 你家師兄怎么那么有才

最后，讓我們看看蔣小姐的師兄是怎么演講的。

這里我需要道歉一聲，昨天的文章標題是援引的某公開報道，不夠嚴謹，有讀者指出，第一個在哈佛畢業典禮上演講的中國留學生是何江，蔣雨融頂多是哈佛校史第一位中國女留學生。

于是我查詢了何江的公開信息。

何江，男，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南田坪鄉停鐘村，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于2009年進入哈佛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系攻讀博士（碩博連讀），2015年博士畢業。

何江同學在讀博期間，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9篇，擔任十多家雜志的審稿人。此外，他還撰寫了一本關于中國農村教育的自傳體作品（即2017年出版的《走出自己的天空》）。

2016年5月，何江作為哈佛畢業生代表，作了《改變科技知識分布不均等》的演講。

和蔣小姐的演講開頭類似，何江也以自身經歷為引子，以小喻大，展開對于知識與教育不均等的關注：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傷了我的右手。我問我媽媽該怎么辦，媽媽并沒有帶我去看醫生，而是決定用火療的方法治療我的傷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幾層棉花，棉花上噴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雙筷子后，媽媽打火點燃了棉花。熱量逐漸滲透過棉花，開始炙烤我的右手。

灼燒的疼痛讓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卻讓我發不出聲來。我只能看著我的手被火燒著，一分鐘、兩分鐘，直到媽媽熄滅了火苗。

注意了，何江并沒有沉湎于人性、公平、人權等宏大敘事。

他說，當時他所在的村莊，只不過是一個類似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村落，不能輕易獲得先進的現代醫療資源，而媽媽的處理方法，其實符合生物學的基本原理：

蜘蛛的毒液就是一種蛋白質，高熱可以讓蛋白質變性。

但何江認為：

作為哈佛大學生物化學的博士，我現在知道在我初中那個時候，已經有更好的，沒有那么痛苦的，風險也沒那么大的治療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會問自己，為什么我在當時沒有能夠享用到這些更為先進的治療方法呢？

這就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先進科技知識在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等分布而感到困擾的例子。

何江說，每一年，生物醫學的研究都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突破和進步，但怎樣把這些最前沿的科學研究帶到世界最需要該技術的地區，依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事實上，積極地將我們所會的知識傳遞給那些急需這些知識的人是多么地重要。因為利用那些我們已經擁有的科技知識，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幫助我的家鄉，還有千千萬萬類似的村莊，讓他們生活的世界變成一個我們現代社會看起來習以為常的地方，而這樣一件事，是我們每一個畢業生都能夠做的，也都能夠做到的。

改變世界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大突破。改變世界可以非常簡單，關鍵是，我們愿意來做這樣的努力嗎？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或許，將來有一天，一個在農村被毒蜘蛛咬傷的少年或許不用火療治療傷口，而是去看醫生接受更為先進的醫療。

（何江在畢業演講中）

所以好的演講，不在于宏大敘事是不是偉大、光明、正確，不在于演講技巧豐不豐富，不在于感情充不充沛。它來自于對萬事萬物洞察與思考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的精準而有力的描述。

加繆的恩師、著名短篇小說作家讓·格勒尼埃曾說過：

一部偉大的作品，首先并不來自于作者的智慧與技巧，而是來自于作者的性格和力量，來自于他說“是”和“否”的能力。

可惜，年輕的蔣雨融同學未老先衰，提前失去了這樣的性格和力量。于是，她只能和偽精英搖擺，和總路線一起搖擺。

來源：將軍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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