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黃州失守，日軍南進節節推進，槍呢？人呢？拿什么打？

這支僅有70多人的隊伍，是怎么在黃岡農村活下來的？

隊伍成立與初期困境

黃州陷落那天，是1938年10月23日，天灰，風硬。

日軍從大別山北麓往東撲來，沿著公路一路燒殺搶掠，連棺材鋪都沒放過。

老百姓逃得倉皇，牛羊撂路上都沒人敢回頭，黃岡的中心縣委，早就感到這股風頭不對，前兩個月就已經開始籌劃，建立地方抗日武裝。

張體學在10月中旬被調來，擔任中心縣委軍事部長。

此人剛滿26歲，穿舊軍裝，說話板直，眼睛總盯著地形圖打轉。

他沒有帶兵經驗，卻被點將籌建武裝，起初手底下連十條槍都湊不齊，全靠地方上，幾支零散自保隊伍支撐。

杜皮張家山成了落腳點，山小，人稀，便于藏身。

10月24日一早，張體學集合原秘密游擊小組，與幾名地方積極分子，成立“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

那天山里還起了霧，隊員不到80人，槍也不過五十多條，大半沒刺刀，子彈緊巴。

隊伍剛成立，張體學就讓人寫下《告黃岡父老同胞書》，貼在集鎮各地。

文告口氣不客氣，喊得直白——黃州失了，咱要抗；沒槍不要緊，人先站出來。

宣傳隊連夜趕到四個鄉鎮，可等了三天，除了幾個赤腳娃娃，沒一個成年人上門報名。

關鍵是沒槍，消息傳開，“招兵卻要自己帶槍”，誰還敢跟？一些看熱鬧的倒是議論：“你要是有槍，我也上。”

這話傳到張體學耳朵里，他只說：“先聚人，槍的事，想法子。”

可去哪想法子？張體學扔下隊伍，親自騎車趕到新洲、浠水一線摸情報。

這時正逢武漢會戰，最混亂階段，前線的國民黨部隊潰退迅速，沿線丟下成堆武器彈藥，公路旁、樹林邊，甚至農戶墻角都能翻出步槍。

張體學回來拍案：“撿槍去！”

撿槍行動與意外發現

10月25日凌晨四點，張體學帶二十多人出發，沿著淋山河到新洲這條線，趁著天沒亮，裝成逃兵模樣混進散兵群中。

真潰兵看到糧就搶、看到槍就賣，一支槍十斤米、兩雙布鞋都能換。

張體學一隊五天時間弄回來30多支步槍，還有些散子彈和舊軍毯，他說這還不夠，得發動群眾。

他找到縣委建議組織民夫，向鄉親們說明：揀槍就是保命。

消息傳出去，十里八鄉的農人、商販、鹽販子、廟祝、教書先生，全動了心思。

大約10月底，黃岡二區委送來一條情報，說國民黨撤退時，在上江宇廟那邊一個，破倉庫里遺落300多支蘇式步槍，還有50箱子彈。

地點偏僻，日軍還未掃蕩，是個機會。

這事引爆了所有人的神經。張體學當晚沒睡，連夜召集附近村社兩百多號人，分批趕往上江宇廟。

運槍路線設了三段，每段由熟路百姓帶隊，中間傳遞，不準聲張。

可半路上出岔了，保八團的人得到風聲，截了第一批車隊，硬生生奪走50條槍。

那會兒天還沒亮，幾名群眾想阻攔，被推倒在地，有個老漢嘴角都撞破了。

槍被搶的事第二天傳遍山區，引發群情激憤。

有人建議夜襲保八團營地，被張體學否了，他說：“這槍不是送給他們，是讓我們抗日的。先抗日，后算賬。”

剩下的250多支槍，被安全送到挺進隊，隊伍忽然像脫胎換骨，從稀松小團體，一躍有了點像樣模樣。

槍到人不夠，張體學立刻安排擴軍，公開招募新兵。

從11月初開始，山下報名點天天排隊，隊伍從最初七十多人迅速擴到四百人。

槍不夠，干脆一人一槍兩人輪著用，白天訓練，晚上交接。

仗還沒打，練兵得先上，張體學從浠水調來丁宇宸，這人當過排長，會正規操典，三句話不到就能把一隊士兵操成一根繩。

訓練場設在杜皮后山，用木桿綁成槍樁，泥地上挖了防空壕，實彈練習不多，但每晚都在燈下拆槍練手。

再窮不能窮打仗的家伙，張體學讓炊事班分糧先供彈藥組，寧可大家多啃幾頓糠。

他說：“槍握在手里，命才在心上。”

從十月到十一月，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從山間小隊，成長為一支有戰斗力的地方抗日武裝。

張體學坐在一張軍毯改成的地圖前，用炭筆圈出第一條，準備攻擊的目標——淋山河據點。

戰斗還沒打，但局已布下。

槍支交涉與隊伍壯大

250條槍到手沒兩天，張體學就坐不住了，光有槍沒彈不行，更不放心那被搶走的50條，怕打仗時這些槍反轉頭對著自己，這仇不能硬碰，只能談。

張體學派人帶話給保八團，說這批槍是群眾撿回來的，軍民共抗日，如今槍被攔路搶走，影響極壞，望其歸還。

第一次回音是冷臉：“槍進我倉庫了，歸誰不清楚。”

第二回，他改派曾做過保八團短工的老漢帶話，再次說明槍的來路，還順口提出愿以舊槍換回蘇式槍。

過了兩天，答復變軟：“可以換，不過得看槍況。”

談了三輪，張體學親自帶三名中隊長下山，拎著20支生銹短槍，趕到保八團駐地。

在會場不講情，不求通融，只講交換邏輯——抗日用槍不是私產，咱不搶，只換。

保八團團副斜眼看了一圈，把槍一支支翻過來，說這些“舊貨”，只能給15支“同等”新槍，再送5支雜式步槍算補償。

張體學壓住火，接了這批槍，轉頭就安排兩個隊整編，再做輪換訓練。

有人抱怨槍沒換回原樣，他沒解釋，只一句話：“槍能打得響，就是好槍。”

換槍完，第三批新兵進隊。

隊伍一下子拉到400多人，槍彈基本配足，三支小隊改為四個中隊，張體學提議加設一個“補訓隊”，挑些年紀小、個子矮的娃娃訓練打通條。

丁宇宸則全身心盯住訓練，一進十一月，氣溫驟降，早晨冷風穿耳，可訓練場上罵聲、口令聲不斷。

軍姿站不好，三圈俯臥撐伺候；槍舉歪了，一槍托砸肩膀；沒人敢偷懶。

每天晚飯后，全隊照舊進行三公里拉練，途中設陷阱，埋假雷，滾輪胎。

張體學要求“走夜路也能開槍”，火力組干脆拉著三腳架跑山路，喊著“再慢點敵人就追上來了”。

戰斗還沒開始，但一個隊的骨架子已經立起來。

可不少人心里有疑問：這些人練得再好，能打得過裝備精良的日軍？

張體學沒講理論，只安排所有人從明面上解散，再由各地黨小組帶回鄉鎮臥底。

表面是散了，其實是埋了。“練好了，槍藏好了，人安頓好了，就等那一聲哨響。”

一支能打、能藏、能動的隊伍，在山林、村落、河岸中，悄悄膨脹。

首戰淋山河與改編為第五大隊

淋山河是個小集鎮，三面環水，北邊有日軍一個據點，駐兵不足20人，負責巡邏與征糧。

張體學早早畫好地圖，讓方毅帶人實地探了十天，摸清來回路線、水流速度、哨兵換班時刻。

夜襲選在11月下旬，雨夜。

趁大水沖斷小橋，日軍封鎖松動時，挺進隊三個小隊渡河圍點。

方毅帶尖刀班潛入據點后門，趁哨兵打瞌睡，飛快割喉，然后踹門進院，開火壓制。

槍聲一響，隊員從河岸跳墻而入，一隊守院，二隊控槍，三隊搜物資。

整個過程不超過一刻鐘，打死11名日軍，俘1人，繳獲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余、彈藥若干，傷員僅兩人。

戰后，張體學宣布第一仗告捷，敵后抗戰正式打響。

消息傳到山外，黃岡鄉民自發敲鑼打鼓，許多年輕人帶飯上山，加入隊伍。

三天時間，新兵報名過百，部分不及訓練，只能編入后勤預備組。

部隊繼續整編，中心縣委考慮到合法身份問題，與上級接洽。

1939年元旦前夕，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正式改編為“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張體學任大隊長。

大隊部設在麻城夏家山，地勢高、路口多、便于調兵。

地方群眾日夜送飯送水，一戶人家能供一個班的干糧。

到1939年6月，部隊已發展到1300余人，設四個戰斗中隊、兩個獨立分隊，還有情報組、后勤組。

一個月后，第五大隊開始編寫作戰計劃，目標直指羅田、英山一線敵后交通線，準備下一場硬仗。

活動范圍也擴展至麻城、紅安、羅田、英山等地。

槍多了，人多了，問題也來了：糧食、藥品、衣物全靠地方支援。

張體學干脆下鄉組建“抗日合作會”，誰能送糧，誰能藏人，誰就成戰友。

可戰爭不是只靠支援，1940年，日軍分批圍剿游擊區。

張體學下令“化整為零”，讓隊伍分頭隱入村落山林，白天偽裝農夫，晚上集中行動。餓了啃草根，冷了睡地窖，但一聽號子，能馬上集合打仗。

羅田南門伏擊戰，隊伍提前設伏，擊斃日軍數人、繳槍十余，全師士氣大振，百姓紛紛送糧支援。

張體學說：“子彈是老百姓給的，不打準了，對不起人。”

1941年，大隊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番號變了，戰法未變。

老隊員轉營連，干部轉地方，分散各地繼續抗戰，方毅在戰斗中失蹤，張體學撿起他遺落的帽子，默默埋在夏家山山口。

抗戰勝利，第五大隊的番號早已撤銷，但黃岡百姓始終記得：“五大隊打得狠，走得快，從不欠一口糧。”敵人搶他們的命，他們守的是老百姓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