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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傳統的理解，書籍的文本性質是穩定的，但近年來書籍史的研究提示我們這一認識需要加以修正。書籍的性質實際受到文本意義的規定，而文本意義時常經歷流動與迭代。需要承認的是文本意義的生成或許比我們想象的復雜，作者賦予書籍的初始意義，時常因流傳過程中文本形態及閱讀者的變化受到沖擊。文本的變動與物質形態的更替，以及閱讀形式、詮釋方式的新變，會造成文本意義的偏轉甚至重構，從而造成書籍在不同時代的分類中出現游動。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干寶的《搜神記》就經歷了從“史著”到“小說”的性質變化，引入書籍史的視角，借以理解書籍如何被歷史創造，觀察文本、閱讀與意義之間如何互動，進而尋繹書籍與社會間的復雜關系。

干寶像

一

《搜神記》是東晉著名史家干寶的著述，他在建武元年經王導舉薦任著作郎。兩晉制度規定著作郎掌管國史修撰，此時干寶一面修《晉紀》，總結西晉一朝興衰教訓，一面著手撰述《搜神記》。干寶在《搜神記》的序言中自明心跡道：“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發憤焉。”“有所感起”是就撰述動機而言，作為史家的干寶有感于永嘉之亂的現實，生發出對西晉興亡治亂的思考。“發憤”借用司馬遷“圣賢發憤之所為也”的語典，這暗示了干寶與司馬遷比肩的雄心，表明撰述態度之莊重神圣，寄予了他將《搜神記》作為不朽事業的期待。《搜神記》成書后得到時人贊譽頗多，何法盛言干寶賴此著述足以“流聲于后”，劉惔以“鬼之董狐”的排調之語表彰其史家直筆之風。

干寶的《搜神記》內容豐富，宇宙觀念、地理知識、天文星象、神仙傳說、歷史故事無所不包，其中多載錄神異之事，這是引起后世誤讀的重要原因。但《搜神記》在東晉至唐皆被目為史著，這是沒有疑問的。干寶所記神異之事并非荒誕不經，而是自覺賡續《春秋》至《史記》《漢書》的史家“記異”傳統。我們通過幾個例證來勾勒“記異”的思想脈絡。《春秋》哀公十四年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非中國之獸，乃是神異之象，孔子認為靈獸之死預示國家衰亡。司馬遷視天地異象為人事變遷的預兆，《史記》載諸呂作亂前就有“日蝕”“晝晦”的異象，這就是他“究天人之際”的思想理路。《漢書·五行志》記載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于吳”，班固認為此異象預示兵禍，是上天對吳王劉濞起兵反叛的示警。這些異象都與現實呼應，史家以“象-應”的思維模式揭示天人關系。干寶正是在這一傳統中撰述《搜神記》，他借助異象書寫意在揭示現實社會，這一表達方式也是《春秋》以來“微言大義”的言說傳統。例如《搜神記》記載晉元帝建武元年晉陵東門有牛犢一體二頭的異象，干寶以此指向王敦意圖廢立的政治現實，寄寓他對君臣倫理失序的貶斥。

《搜神記》的史著性質還可以史源的角度得到確證。首先，書中部分神異內容實際采自前代史書，如“犬豕交”“趙邑蛇斗”諸則就本于班固《漢書·五行志》。其次，書中一些神異內容也被后世史書采錄，如“郭璞活馬”被房玄齡《晉書》襲用，“應嫗”之異被范曄《后漢書》采錄。有唐至五代的目錄皆將《搜神記》著錄在“史部”，《冊府元龜》將它收在“國史部”，《隋志》將其歸入“雜傳類”，《舊唐書》又沿襲了《隋志》的分類。可以說《搜神記》的史著性質是唐人的共識，然而這一認識在宋代發生了巨大轉向。

二

《搜神記》的閱讀在宋代發生了轉折，宋人普遍以“小說”視之，這與宋代獨特的文化背景有關。宋代書籍的物質形態從抄本變為刻本，從卷軸變為冊頁，文本經歷了增刪與修改而后逐漸穩定，并出現了圖像的新形態。最為重要的是隨著宋代市民社會的興起，以娛樂性為代表的平民化趣味成為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閱讀群體形成了，他們的閱讀形式、詮釋方式都迥異于中古。

自宋代始，《搜神記》被冠上“小說”的名目。《新唐書·藝文志》首次將《搜神記》從“史部”移出，改隸“子部”小說類，鄭樵《通志》在此基礎上以題材為標準將其分到小說類“冥異”子目下，這一變化折射出宋代閱讀的新情況。洪邁視《搜神記》為志怪小說典范，評價道“不能無寓言于其間”。洪邁認為干寶作《搜神記》出于嗜奇愛博的偏好，其中無所寄托，這顯然與干寶鄭重莊嚴的寫作初衷相背。《太平廣記》收錄《搜神記》時對文本進行刪改，其邏輯與洪邁等人一致。例如在“董永”條中將結尾天女自敘受天使所遣之語刪去，這樣的文本處理緣于宋人的誤解，干寶的意圖是通過董永孝行感動上天從而證明天人相應，而宋人將這一故事與佛家報應思想聯系起來，出于對晚唐以來佞佛思想的警惕，徑直裁剪了故事的結尾。宋代的戲曲在題材、情節上受到了《搜神記》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宋代南戲《祝英臺》借鑒了“韓憑夫婦”的故事，將“化蝶”的情節嫁接、綴合在梁祝故事的結尾，使得情節更具傳奇效果，這也是宋代市民趣味的表征。概括而言，干寶以“記異”來進行價值評判的意圖被宋代閱讀群體解構了，文本中莊嚴與神圣的意義被消解，代之以世俗的趣味。

到了明代，《搜神記》的“小說”性質得到了進一步固化，表現之一就是《搜神記》成為小說創作的資源，其中一些故事被《醒世恒言》《二刻拍案驚奇》改寫加工成為新的白話小說。再者就是《搜神記》的文本形態逐漸與戲曲、小說趨同，更適合普通市民閱讀的文字加圖像的形態成為主流，這是市民階層崛起與出版業興盛共同作用的結果。至此，《搜神記》的史著性質被徹底遺忘，而小說性質得到凝固。

三

回顧《搜神記》的書籍史變遷，我們發現文本、物質形態和閱讀三個要素都發生了變化。文本是意義的載體，當《搜神記》被創作出來，它就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作者的意圖及其賦予的文本意義只能依賴文本言說。干寶意在通過神異敘事引導閱讀者進入天人關系的論題中，進而思索天道與人事的關系。宋人對神異文本的刪改，致使文本意義系統缺失，破壞了作者微言大義的言說方式。這阻礙了讀者以作者期待的方式進入文本系統，迫使讀者改換閱讀形式，導致了對作者真正意圖的偏離。同時，一些故事的情節又被有意增強了，加之明人竄入不少其他書籍的鬼神之談，造成了《搜神記》與小說文本界限的消弭，造成了誤讀的可能。

《搜神記》文本性質變化的關鍵在于閱讀群體的更替。從東晉至唐五代，《搜神記》即使受到一些批評，但其史著性質始終沒有被質疑。究其原因，乃是沈約、范曄等史家與干寶同屬于一個知識群體，他們具備相近的知識系統，共享同樣的閱讀形式，遵從共同的詮釋方法，有學者稱之為“詮釋的共同體”。向上追溯，干寶與他效法的對象司馬遷、班固等人也屬于這一共同體。正因如此，干寶微言大義的言說方式、溝通天人的主旨以及神異的敘事才得以被理解，閱讀群體才能夠以作者期待的方式閱讀，并能夠遵從共同的詮釋方式探索文本意義。到了宋代以降，新的閱讀群體不再與干寶從屬于一個共同體，知識趣味的差異、閱讀方式的變形、闡釋路徑的隔膜必然走向理解的殊途。

由于社會性質的差異以及書籍生產方式的不同，知識的生產與接受在中古時期局限在少數精英層，到了宋代才下移到市民階層。這一變化無疑提高了整個宋代社會的閱讀水平，刺激了書籍的印刷出版，但與此同時中古時代精英閱讀的嚴肅性被宋代市民階層的趣味性替代，中古時代思想主題的神圣性褪去，知識的濃度被稀釋。相較于中古知識精英對天道人事的莊嚴思索，宋代市民更關注日常主題與奇詭諧趣，在此背景之下，干寶《搜神記》通過“記異”寄寓的深刻思考不再成為宋人關心的問題，反而干寶作為表達手段的神異之事吸引了新的閱讀群體。

文本系統的破壞與改造最終造成了作者意圖的變形，閱讀群體在知識背景、閱讀形式與詮釋方法上的差異重構了文本的意義，最終導致干寶《搜神記》由“記異”的史著蛻變為志怪的小說。《搜神記》的書籍史流動是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它提示我們中國古代書籍的豐富與復雜，也展示了書籍史研究富有的魅力與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