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質疑：咱們離了西方宗教思維就不會表達自己了嗎？

宗教或神教思維是中國固有文化，并非只是外國文化。天、上帝、天命、天志、天道、鬼神等等這些概念名詞都跟宗教有關，所有帶有“示”旁或底的漢字諸如神、社、祭、祀、祠等，所有帶有“鬼”字旁的漢字諸如，鬼、魂、魄、魑、魅、魍、魎等，都跟宗教有關。鬼神就是我們現(xiàn)在簡稱的各級神，即萬物之鬼；“示”字旁或底的漢字代表祭祀與神的名稱和對各種神的祭祀禮儀，例如社是土神的名稱，也是祭祀土神的儀式。沒有宗教，就沒有今天的漢字文化和文明。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除非這樣的漢字從來沒有存在過。

幾乎所有先秦文化典籍如《詩經》《尚書》《禮記》《百家春秋》《老子》《墨子》《楚辭》等等都起源于宗教思想，即便是最不信仰天帝鬼神的儒家和法家作品也習慣性地繼承了先秦的宗教話語和概念名詞。天帝鬼神只有超驗的哲學思維才能夠發(fā)現(xiàn)，停留于表面的現(xiàn)象思維是無法發(fā)現(xiàn)的。它只能看到表面的差異，看不到千變萬化之中的絕對同一性和絕對必然性，即唯一至上神。

先秦中國確實是宗教性的或神教性的，但是也確實出現(xiàn)了一股大事因緣之暗流，大我絕對主體意識被逐漸淡化，小我主體意識日益濃烈，將認知主體的小我錯置于生成主體大我的本體位置，這難道不是“立心”“立命”的狂妄無邊嗎？因此，人妖放棄了自身本該在天帝面前的謙卑，神圣的天教上帝信仰被人為的宗法等級禮制取代。除了宗法秩序教化和習慣性話語，孔孟之道既沒有繼承先秦地方分權制度，也沒有繼承天教上帝信仰。他們和它，單純以宗廟取代神社，摧毀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家園；以血緣熟人小圈子取代天教團契生活，摧毀一個莊嚴民族的超越血緣的凝聚力。

華夏復興，必然是天教上帝信仰的全面恢復，天教神社和天教團契生活的重建，對自己固有的精神家園的回歸，超越血緣限度的天教凝聚力復歸。

立墨非儒，有破有立。因為儒家是三代文化的叛逆者，是外在超越的內在超越異化；墨家是三代文化的全面繼承者，是天教上帝信仰的正統(tǒng)繼承者，是工商社會的趨勢和要求。

當今時代，中國已從農耕文化進入工商文化時代，儒家作為農耕文化的產物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精神的訴求。儒家退位正當時，代表工商文明的墨家上位乃是時代的召喚和必然要求。儒家重士農輕工商，墨家并重士農與工商；失去的并不可惜，過來的也非偶然。二者的區(qū)別還在于，儒家不懂深邃的哲學，只有一套膚淺的德行倫理，并用禮來定義仁義智信這些概念。中庸和至善都是圍繞禮在做文章，每個人在德行倫理中做到角色行為和情感表達符合禮制規(guī)定的恰到好處就是中庸和至善（不服氣的去讀讀《大學》《中庸》。儒家的至善是德行倫理的角色言行情感符合中庸的至善，并非我們通常理解的德性之愛達到完滿理想的至善）；所謂“立人”、“達人”就是要求他人按照符合禮制規(guī)范的榜樣來約束自己的言行情感，甚至自以為是地拿自己作榜樣來要求他人。其中，只有獨斷的經驗判斷力和單純的感性審美判斷力，沒有任何純粹理性的東西。世人憑借日常經驗就能輕易懂得下判斷的這種獨斷論經驗主義和感性審美主義的結合乃是儒家民粹主義的根源和特征。

墨家探索發(fā)現(xiàn)了深邃哲學的基本知識，能夠把一切學科包括倫理學奠基在基本原理之上（我說這些話，那些沒有哲科思維的人可能不以為然，沒有關系，中國的科技發(fā)展和前途命運不會掌握在這些人手中，再也不會被儒家意識形態(tài)所阻抑）。國際貿易促成了東方制造業(yè)革命，反之，制造業(yè)革命又擴展了東方貿易的范圍和規(guī)模。中國人靠國際貿易增加了人均資源和生產資料的占有量而致個人產出增加而變得比之前富裕了，中國也因此復興而回歸列強席位。誠如全球貿易催生了西方工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又擴張了西方的全球貿易。伏爾泰的《關于商業(yè)》也有這樣的大不列顛敘事：“英國人靠商業(yè)富裕了起來，商業(yè)幫助英國人成了自由人，而且自由又反過來擴大了商業(yè)的范圍，由此形成了國家的強盛。”

墨子和墨家，深諳兼愛交利和非攻自立是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則，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生產和交流乃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行為。如今中國，扛起了自由貿易和平等互利的工商文明大旗，正是引導和重塑國際秩序的關鍵時刻，因此，非儒立墨正當時。任何崇儒輕墨的言行都是社會的毒素逆流。

科學產生和發(fā)展有三種刺激因素：一是好奇心，萬事都有個追根溯源的心理；古希臘人是這種心理的代表。二是綁定道德的宗教精神，宗教與科技本身都是哲科思維的發(fā)現(xiàn)，利用科學技術來服務宗教目的；先秦墨家崇尚科技救贖人性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三是利潤驅使下的商業(yè)競爭，高效生產力和科技創(chuàng)新是商業(yè)競爭立于不敗之地的法寶；近現(xiàn)代西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當然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可能這三種情況兼而有之，不過有所側重而已。雖然有各種動力，但科學最終還是產生于它自身，即產生于科學精神（探索真理行動）、科學思維（追求超驗的主客觀一致同一的理性）和科學的方法論（各學科共有的基本方法和各學科特有的具體方法）。

我們必須要明白，科學絕不是空洞口號諸如“格物致知”、“為天地立心”和“坎陷論”幻想所能產生的。如果僅僅喊喊口號就能產生科學，那么我們早就有科學了，也不以致于獨尊以后屢遭外辱。如果科學只要道德心坎陷一下就能成，那么我們全民坎陷好了，還搞什么科教興國。

儒生搖頭換腦念叨橫渠四句橫行了千年，格物致知也“格知”了兩千多年——好歹也算歷史給了儒學機會。請問，為天地立心，自然界這么多公理定律有哪一條是儒生發(fā)現(xiàn)的？“為生民立命”，這么多年儒生解決了老百姓溫飽問題嗎？“為百姓稻粱謀”謀了哪一出？“為往圣繼絕學”，一個勁地抄襲模仿，奈何思想的河流越流越窄，直至枯竭，統(tǒng)治中國兩千年，幾乎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為萬世開太平”，奈何連一世太平都開不了，歷史輪回上演，國祚不過三世？就這么一種膚淺文化，武不能抵御蒙元滿清入主中原；文不能頡頏佛教耶教入侵華夏。由于它自身是文化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千百年來幾乎沒有受到過什么批判，唯有褒揚，所以它和信奉它的他們仍然毫無顧忌地在欺騙世人。儒家要證明自己有用、有現(xiàn)代價值，最好拿出自己的東西和歷史來證明自己，而不是用那些外在的東西來幫腔。

結合前兩次的簡要說明。橫渠四句既不是什么文人理想，也不是什么勵志警句，它不過是無知者自以為是的自夸心理的體現(xiàn)，以己為神，以生命小我的有限性不完滿性充當永恒大我的無限性完滿性，除了志大才疏的空想和想當然帶來的危害，在歷史上沒有起到任何一點點積極作用。

儒學歷史存在的意義就是，除了作皇權專制統(tǒng)治的日常打手和幫兇外，就是搞獨尊絕異，壓制先秦優(yōu)秀墨道傳統(tǒng)文化，為西來文化騰出空間；鉗制文化創(chuàng)新，積弱積貧，民心渙散，為外族征服中國作內應，準備內部條件。如今，難道還要留此廢物作回收利用嗎？

另外，接受西方資金援助，儒家是有歷史的。當年錢穆搞的香港新亞書院就受到西方資金長期資助，目的是讓儒家意識形態(tài)繼續(xù)統(tǒng)治中國，讓中國繼續(xù)衰弱下去。現(xiàn)在那些接受西方資金捐助的各路海外儒家和港臺儒家全都打入大陸了，西方用儒弱華勢力非常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