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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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嬴秦在漢渭文化圈內所建方國、都邑名稱在文獻記載中相當紛亂。其母元性邑名為“西”，另有犬丘、西犬丘、西垂、西新邑、秦等名稱。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十分復雜。西之名緣自五帝后期西方測日祭日標位點的確定。犬丘、西犬丘、西垂與西同地，緣自東夷集團畎夷（即犬戎）一族的西遷。畎夷在東方的原居地名犬丘，又名垂，他們中的一支西遷后曾長期占據(jù)西地，依地名常隨族而遷的上古通習，西地也便有了犬丘與垂相配的雙名，文籍中有時在名前加西字，是為了與東方的原地名相區(qū)別。西新邑是秦襄公和戎政策的產物，他在原西邑即犬丘之旁另建新邑，與犬戎同地分邑，和平相處。秦為嬴族非子一支受王室“附庸”之封，在汧渭之間別立的新政治實體，后來其曾孫秦仲率族轉移到隴上闢拓領域，秦邑之名隨之帶到了隴上。

關鍵詞：陽鳥部族；畎夷；西；犬丘；西新邑

關于嬴秦方國的都邑，我寫過不少東西，有長文專論，也有輔助性略述，但大都以探究地望和地理環(huán)境為主體，與史事聯(lián)系比較緊密，而對名緣及其演變的闡析則頗為零散，不成系統(tǒng)。其實，造成邑名多元化的因素很多，既牽涉族體活動中心的轉移，又牽涉族體之間的矛盾沖突，是秦史、秦文化研究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微觀領域。本文立意對嬴秦早期都邑名稱作一番梳理，尋本探根，溯源求流，力爭能形成一個完整而明確的認知體系。須說明的是，“秦”是非子一支嬴人別祖立宗，被周王室以“附庸”名義分封于汧渭之間而形成的新政治實體，非子曾孫秦仲率族人越隴西上，在渭水河谷地帶擴拓領域，秦之邑名也便隨之盛稱于隴上。此事筆者已有專論的多篇成文，為節(jié)省篇幅，本文不再述及。

一、地名“西”的始源

西原本是個方位詞，但它在上古又是個曾處歷史舞臺正面亮點的地名。作為地名，在經籍中它最先出現(xiàn)在《尚書·堯典》篇。那個時代，天象物候是最被看重的顯學，正如恩格斯所說：“首先是天文學——游牧民族和農業(yè)民族為了定季節(jié)，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因此，觀測天象，掌握日月運行規(guī)律，制定歷法，授民以時，是雛形期國家領導核心的首要政務。故《堯典》頌揚堯之偉大功業(yè)，開篇即言這方面的作為：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鷸毛。

經文告訴我們，部落聯(lián)盟中央交付給“羲和四子”的任務是，到東西南北四方標位地，負責測日祭日，觀察天象，確定四季的中點，授民以時令。經文提到了四時的星象、人獸特征，最后落實到經濟效益上。《堯典》成文可能較晚，但所述這段史事，學界認為是可信的。前輩史學家姜亮夫先生撰《堯典新議》，即曾引述趙慶益之說，從天文學方面考察，肯定經文所說四仲中星非在一地所測，而是分別在山東東部、湖南長沙以南、甘肅境內和北京一帶四地實測的結果，屬于夏初的天象。李學勤先生也認為，《堯典》“所述四中星，據(jù)近年學者推算，頗能與唐虞時期符合，有天文學史方面著作推測‘其上下限當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間’”。錢穆先生是不信《堯典》的，認為此經是戰(zhàn)國時人的偽作，但對其中這段天文記載卻大加推崇。他說星象位置在變動中，“據(jù)現(xiàn)在天文學考據(jù)《堯典》所云，確是中國古代堯舜時代的天文”。古人研究天文學是世襲的，世代相傳，“堯舜時的天文也可以是從古傳下，《堯典》中這些話有來源”。他說《堯典》不可信，“只有說到中國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所宅之“西”，乃實有地名。測日祭日乃神圣儀典，必在固定點位舉行。東方的“旸谷”，南方的“明都”，北方的“幽都”，據(jù)后世學者考尋，皆為確有所指的實地，和仲所居也不當例外。《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引文的注家，皆言“西”即秦漢時代隴西郡西縣。論者多引鄭玄之說：“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兌”字又被寫為“八充”，顯為轉寫中的二字誤合。八充實乃嶓冢之同音異字。嶓冢山為漢水發(fā)源地，是先秦時代西北名山，即今天水市南境的齊壽山。兩漢正史對“西”地有一致的記載，《漢書·地理志》：“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所言“西漢”指西漢水，那時此水與漢水通流，為漢水之西源。《后漢書·郡國志》：“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段颎傳》李賢注：“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西縣是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天水之西縣也。”類似記載還可列舉一些。西縣境內有嶓冢山，有西漢水，在上邽之西南方，這些因素已經很明確地為“西”地定了位。用當代行政地理語言概括，西地域含大致不過天水市秦州區(qū)南部，甘谷縣西南部，禮縣東部，西和縣北部這片地區(qū)。這也正是近些年來我屢言過的漢渭文化圈中心地帶。

至于測日祭日的具體地點“昧谷”，地望比“西”更為明確。昧谷為日落之地，相對于日出東方之“旸谷”而得名。《堯典》孔《傳》云：“昧，冥也。日入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史記·封禪書》：“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集解》引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為陽谷；日沒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此濛谷，也即《淮南子·天文訓》所言羲和御日，黃昏時淪入之“蒙谷”。蒙、昧同聲，蒙谷即昧谷。鄭玄注《堯典》稱之為“柳谷”。《尚書大傳》述和仲宅西亦曰柳谷。柳字從卯，當為后世傳抄之誤寫。據(jù)《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注可知，虞翻所見鄭注原本即作“卯谷”。卯昧也同聲，后世卯谷又寫作“峁谷”或“茆谷”。實即今流經天水市秦州區(qū)與禮縣交界處禮縣一側的紅河，俗稱峁水河。今地圖莫名其妙地標為“冒水河”，好在保留了上古水名的遺音。自然界的山與水，只有在同人類生活有了聯(lián)系后，方被賦予名稱；原始名稱必緣自其形狀、特征、物產，或經歷過某個事件。昧、蒙、峁、冒皆以聲明義，緣自該谷在上古時代被視為日入之地。對此隴右學者多有考證，未見異議。

地名“西”雖不是個方位詞，但它必然同方位有關。它所標示的那片地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雛形期國家地理認知所能達到的最西端，故象征著日落之處。追溯一下“西”字的緣起，不僅很有雅趣而且很有意義。在漢字未發(fā)明前，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詞，肯定早已存在于人們的語言中，但那只是音與義的結合。后來的造字者用什么形體來表現(xiàn)它們，是個很值得探究的問題。《說文》是這樣解析“西”字的：“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段注：“下象巢，上象鳥，會意。上下皆非字也，故不曰會意而曰象形。”這實際上是假棲為西，所謂象形，也只是象鳥棲之形；而且，說該字為鳥在巢上之象，也非常牽強，古文巢字形體和西字絕然不同。但許慎將西字與鳥聯(lián)系起來析義，卻非憑空杜撰，西字同鳥確有不解之緣。考之甲骨文和金文，西字就是鳥翼之形。為何用鳥的翅膀表示西方的義涵呢？這要從一個對華夏文明影響極為深遠的古老神話說起。

在人類形成過程中，對外部世界感受最強烈的事物當首推太陽。太陽給人類帶來光明和溫暖，帶來人類賴以存活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太陽是最易被神化的自然界實物，太陽崇拜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期，在中國表現(xiàn)尤為突出。在先民心目中，“天”是至高無上、掌控一切的神圣主宰，而太陽是天的靈魂。人們贊頌上天的無量威嚴和功德時，稱之為“昊天”，于天上加日以示其崇高輝煌。這種崇日情結，塑造出一個意境高遠而又生動多彩的遠古神話：天有十日，由飛鳥負載，輪番運照；一日當空飛行，九日棲息于扶桑（又名扶木）樹上，依次替換。這個神話故事以《山海經》的記載最為豐滿。《大荒南經》：“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十日是由羲和生出來的，而羲和在古文獻中被稱為“日神”，以羲和為名號的是一個擅長測日祭日、觀察天象的家族，其首領從五帝時期到夏代一直執(zhí)掌天文歷法領域的事務，上文所引《堯典》已有明確顯示。神話中他成了生日之女性。《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這也就是《淮南子·天文訓》所言待發(fā)之日“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扶桑樹為太陽輪換運行的交接點。《太平御覽》所引《竹書紀年》亦載此傳說：“本有十日，迭次而運照無窮。”《莊子·齊物論》曾以舜語為言：“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照。”這也反映了上述神話。本應輪番運照的十日，并出便會造成災難，后羿射日的神話即由此衍生而出，王逸注《楚辭·天問》即謂：“《淮南》言堯時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十日神話在華夏文化傳統(tǒng)中影響巨大，上古社會生活中離不開的“天干”，即緣此而起。十日各有其名，自甲至癸，被稱作天干。十日輪運一周為10天，稱為一旬。旬在商代是歷法計時的基本單位，卜辭中的時段常以數(shù)字配旬來顯示。商王以日為名，盡管所指為生日、死日還是祭日，甲文學界尚有爭議，但崇奉十日的理念是很清楚的。我國傳統(tǒng)歷法以天干地支組合紀年的特點，還保留著十日理念的歷史影響。

在先民的視覺中，只有鳥類才能在空中飛行。為了解釋太陽何以能運行，便產生了飛鳥載日的聯(lián)想，從而創(chuàng)造出形象鮮明的陽鳥造型。這不僅在文獻記載中，更在史前物質文化遺存中有十分醒目的顯示。如在河南陜縣、山西芮城、陜西華縣等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址所出彩陶器物，即多有鳥類展翅負日的圖案，而且不止一種，飛鳥載日飛行的意蘊一望可知。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所出由日、鳥、山組合而成的陶器刻符，其山形之上的陽鳥圖案，同廟底溝類型陽鳥圖案完全相同。陽鳥置于山形之上，在于突顯其高。此種圖象出現(xiàn)在諸城、莒縣兩地大墓的同型陶器即一種大型陶尊上，有一件刻符上還涂以朱紅。這種陶尊不與其他陶器合處，而與隨葬的豬頭同置，顯然是一種祭器。這說明陽鳥崇拜已經宗教化，陽鳥圖象很可能已經成為一個龐大族體的圖騰標志。

飛鳥載日是先民原始意識作用下想像的產物，在視覺直觀中并不存在，故后來便演變?yōu)轼B在日中的圖象。《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踆烏。”《藝文類聚》（卷92）引《春秋元命苞》云：“陽，天之意，烏在日中。”“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前引后羿射日神話即與此應合，被后羿射中之日“烏皆死，墮其羽翼”。流行于戰(zhàn)國至秦漢的裝飾性日月圖案，已把烏畫在日輪之內，最典型的是長沙馬王堆西漢墓所出帛畫：高大的扶桑樹上，錯落相間共繪出九輪紅日，之所以畫九輪，是因為另一個太陽正在天空運行。樹端繪一輪特大的待發(fā)的太陽，鳥身正在其中。日中之鳥稱“烏”，是指一種兇猛有力的大鳥，《太平御覽》引崔豹《古今注》：“烏，一名鷙鳥。”它就是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集團首領少昊，用作名字的那種猛禽。它被說成是“三足”，最初緣自其正面形象尾尖下垂于兩足之間而造成的錯覺，這錯覺又被東夷盛行的鳥形三足器實物所強化，遂形成了藝術造型的定格。如大汶口文化及其衍生的山東龍山文化常見的陶鬶，其昂揚的長流做成鳥喙形，器口堆塑雙目，鳥形惟妙惟肖。而陶鬶必須三足，對于崇鳥的族眾來說，這便成為陽鳥三足的物象依據(jù)。

方位是個抽象概念，非實存之物可以象形。造字時用什么形體標示它，取決于當時的文化背景和造字人的心理意識，正如訓詁學家王寧先生所說：“漢字是因為它所記錄的詞（語素）的意義而構型的，構形時選擇什么形象，采用哪些物件來組合，都要受到造字者和用字者文化環(huán)境和文化心理的影響，因而，漢字的原始構形理據(jù)中必然帶有一定的文化信息。”王先生言及造字者同時并舉“用字者”，這點極重要。他在強調，造字者不僅要思考以什么形體表義，還要思考所選擇的形體是否能被用字群體所接受，他不會賦予部件以不切實際的個人冥想。漢字產生于華夏文明的育生期，那也正是陽鳥神話盛行的時代，造字者肯定深受這一神話的影響。日出于東方之扶桑樹，故“東”字是日在木中之象；日賴飛鳥負運至西方落下，故以鳥翼喻示“西”字。甲骨文中還有個“翌”字，義為明天或將到來的一天，其字形為日旁配以鳥翼。這類字為社會所接受，說明陽鳥神話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是何等巨大。由此可知，被視為日入之處的“昧谷”所在地稱“西”，不單純是個方位問題，還植根于陽鳥神話豐厚的文化土壤中。

必須指出，單靠神話傳說，不可能產生如此深遠的文化威力，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實際發(fā)生的歷史進程。伴隨陽鳥神話而形成的，是一個強勢族體，這便是和仲一族所屬的陽鳥部族。它興起于五帝時期海岱文化圈的東夷集團，其主體是以鷙鳥為圖騰的少昊族系與以太陽為圖騰的顓頊族系，組合而成的普那魯亞（即群婚制）“兩合婚姻聯(lián)盟”。這個部族的圖騰意識，決定了其崇拜太陽、關注天象的族體特性。少昊氏有“青陽”之稱，“昊”字從日從天，含義分明；顓頊號“高陽”，被視為我國歷象之祖，并曾以“絕地天通”的宗教大改革而名垂千秋。《潛夫論·五德志》說顓頊“其相戴干”，“迎送日月，順天之則”，“干”為十日之名，在顓頊相貌上已有顯示，其“迎送日月”的功業(yè)可想而知。觀測天象物候需要經年累月世代相繼地積累數(shù)據(jù)，故陽鳥部族的首領從五帝后期到夏代，一直在部落聯(lián)盟及王朝中央職司觀測天象、制定歷律的事務。《堯典》所言羲和四子是重黎的后裔，而重黎又是少昊、顓頊的家族成員。所以，和仲一族肩負部落聯(lián)盟賦予的使命，為測日祭日而遷居隴右之“西”地，實屬分內之事。

二、犬丘、西犬丘、西垂名緣

和仲一族是最早遷居隴右的東方族體，他們?yōu)槲鳚h水中上游地區(qū)的開發(fā)作出了貢獻。《尚書·禹貢》敘及梁州（周秦時雍州之南部）時說：“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岷即今甘肅岷山，嶓即位于今天水市南境的齊壽山，沱、潛指當時與西漢水通流的兩條水，和夷即指和仲一族，他們來自東夷集團，故稱和夷。岷嶓沱潛那一帶是和仲一族西遷后的活動區(qū)域，厎訓致，厎績是對該族開發(fā)經營那片地域功業(yè)的稱贊。商周時期在那一帶建立嬴姓方國的族體，是和仲一族的遠世后裔。

嬴姓方國的都邑，《史記·秦本紀》所載地名頗多，“西”之外又有犬丘、西犬丘、西垂、西新邑、秦等名稱，具體方位未作明確交代，后世注家說法也多歧異。王國維曾作過初步梳理，但簡略而含混，且有將不同地名對應不同時代的趨向，顯為誤識。禮縣大堡子山秦陵面世后，早期秦史、秦文化研究躍上新的高度，學界對嬴秦隴右都邑的認識明朗了許多，如今對其具體點位的判斷雖存爭議，但論者多已肯定犬丘、西犬丘、西垂為同地異名，大致范圍不出秦漢時隴西郡西縣境內的西漢水上游地區(qū)，也即前文所言和仲一族所宅之“西”地。值得認直追究的是何以存在邑名多元現(xiàn)象。

我國的史前文化星羅棋布，但通過相互接觸、交往、滲透、碰撞，逐漸融匯、涵化、結盟、并合，形成多元歸一的局面，這是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在這個復雜而又漫長的過程中，東西兩大文化區(qū)系的交接、沖突與融合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是歷史進程的主旋律。從考古文化的角度說，由大汶口文化演育而成的山東龍山文化的西進，由大地灣文化、老官臺文化演育而成的仰韶文化的東進，匯聚于中原而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礎。從文獻記載的角度說，興起于海岱文化圈以少昊、顓頊、蚩尤為首領的東夷集團的西向，興起于漢渭文化圈以伏羲、炎帝、黃帝為首領的關隴集團的東向，交爭于中原而拉開了夏王朝誕生的序幕。這個宏觀歷史進程，不僅意味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滲，還展現(xiàn)為東西方部族群體的異向遷徙和流動。那是一個部族大轉移的時代，陽鳥族系中和仲一支的“宅西”，不過是由于經典記載而引人矚目罷了，后世嬴人還曾多次西遷過。在此要交代的是，東夷集團的另一個族系更晚時代的西遷，同嬴人的西遷一樣，也造成了巨大的歷史影響。那就是畎夷族的西遷。

東夷集團由9個族系組成，史稱“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古本《竹書紀年》對九夷與夏王朝的關系有較多記載，《后漢書·東夷傳》、《太平御覽》、《路史》、《通钅監(jiān) 外紀》等文獻都曾引用過，資料是可信的。晚至戰(zhàn)國時，人們論說史事還多以“九夷”概指齊魯淮泗一帶（參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三“北夷”條）；人文用語的歷史慣性，也反映了上古時九夷之盛。甲、金文中“夷”字為以繩束箭之象，這可能是個發(fā)明弓箭的族群，夏初夷族首領后羿的故事，也折射著這個部族善射的特性。九夷中的風夷，即鳳夷，當指以鳥為圖騰的少昊族系；陽夷當指以日為圖騰的顓頊族系。前文論述過，這兩大族系聯(lián)結為“兩合婚姻聯(lián)盟”的陽鳥部族。故《尚書大傳》記舜巡守泰山，“樂正定樂名”云：“羲伯之樂，舞將陽。”“和伯之樂，舞玄鶴。”位居九夷之首的畎夷，是個以犬為圖騰擅長狩獵的部族，“畎”字從田從犬，已顯示了族性。據(jù)《竹書紀年》的記載可知，該族實力強盛，曾接受過王室頒賜的爵命，與夏王朝的關系時好時壞。甲骨卜辭中有不少言及“犬方”、“犬侯”的文例，所指當為畎夷族的邦國。傳世商器中也有幾件署“亞犬父”、“犬祖辛”、“犬祖丙”、“犬父已”的，在自作器中署“犬”，表明犬確系該族本名，而非華夏族施加的貶辱之稱。

桀時夏政暴虐頹亂，殷商聯(lián)合九夷攻夏。鳴條戰(zhàn)后夏軍潰敗，商夷聯(lián)軍乘勝西進，掃蕩夏之殘余勢力。畎夷就在此時進入了關隴地區(qū)。今本《竹書紀年》謂“桀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后漢書·西羌傳》云：“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論者認為史文據(jù)古本《紀年》，今本此條不偽。這支畎夷，后來便留居西方，流轉于隴山周圍，成為從夏末到春秋中期一千多年來，對姬周和嬴秦構成最大威脅的一個牧獵族系，具有非常強悍的攻掠性。關中、隴東、乃至隴南，都曾是他們的活動區(qū)域。古文籍中稱他們?yōu)獒瘛⑷摹⒗ヒ摹⒒煲模蝾叭帧⑷帧⒕i戎，昆、混、緄皆犬音之變。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云：“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并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所言確鑿無疑。《詩·大雅·緜》：“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馬部》引此句作“昆夷駾矣”，同書“口部”引此句又作“犬夷呬矣”，顯然混、昆、犬可通用。古漢語中夷與戎是涵蓋最寬的兩個族稱，分別表示東方和西方華夏以外的族群。雖然“夷”字還有更高層位的使用法，可以泛指所有的非華夏族，即“華”、“夷”對應的表述格式；但夷字組合在具體族名中，其東方部族的義涵卻是嚴格保留著的。通常情況下，稱戎之族決不稱夷，稱夷之族決不稱戎。只有畎夷族是個例外，夷戎混稱。原因就在于它本屬東方之夷，后來卻成了西方之戎。從稱夷到稱戎，有個漫長的過渡期。王國維注意及此，他說：“考《詩》、《書》古器，皆無犬戎事。犬戎之名，始見于《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zhàn)國以后呼昆夷之稱。”正點到該族由稱夷到稱戎的演變問題。《史記·周本紀》述周末之亂，說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用“西夷”修飾犬戎，也在提示該族原本稱“夷”。

這個畎夷族在東方的原居地名犬丘，又名垂，一地雙名。大致方位在今山東曹縣境內，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即將該邑確定在今曹縣境，標名“垂”，并以括號注“犬丘”。《春秋經》隱公八年：“春、宋公、衛(wèi)侯遇于垂。”《左傳》闡述此事曰：“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wèi)，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wèi)，請先相見。衛(wèi)侯許之，故遇于犬丘。”杜注：“犬丘，垂也，地有兩名。”《水經·瓠子河注》：“瓠瀆又東經垂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wèi)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后儒謂垂亭在漢魏時濟陰郡的句陽縣。《春秋經》桓公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釋曰：“垂，《左傳》作犬邱，一地兩名。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句陽店是其地。”《左傳》襄公元年亦言及此地：“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漢書·地理志》沛郡有敬丘縣，注引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敬丘即犬丘，漢時認為“犬”字不雅，先是改犬為“大”，但有違俗習之音，故又改為敬，用“狗”之音義。先秦時期，犬丘是個很受重視的地區(qū)，不僅在《左傳》中頻頻出現(xiàn)，《易林》也多次使用過這樣一則卦辭：“車馳人趨，卷甲相仇。齊魯寇戰(zhàn)，敗于犬丘。”

隴右犬丘與垂同指一地的雙名，是畎夷族從東方帶過來的，上古時地名隨族而遷是很普遍的現(xiàn)象。道理很簡單，地本無名，是最先生話在那里的族群，依自身的感受和理念賦予它的，故地名常常同所在族體的生活或精神相關聯(lián)，世代久遠便會形成難以切割的民俗傳習。隴右的犬丘與垂雙名又被稱為西犬丘和西垂，文籍中加西字是為了與東方的雙名相區(qū)別。畎夷流轉于隴山周圍，其中一支曾長期占據(jù)西地，西地遂有了犬丘與垂的雙名。

最早撰文揭示此事的是段連勤先生。他還進而指出，以“丘”稱地，是我國東部地區(qū)的習慣，“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一帶，在遠古時期由于河、濟、淮、泗水泛濫，水流漫延，地多潮濕，人們多選擇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這里的地名多有丘字，如楚丘、商丘、蔡丘、帝丘等。”而西北地區(qū)多用“原”字而不用丘字。段先生后來又撰文更深入地闡述了這一認知，他統(tǒng)計了《禹貢》、《詩經》、《爾雅》、《左傳》、《戰(zhàn)國策》諸書所載含“丘”地名共有59個，幾乎全部分布在黃、淮下游地區(qū)；而在西北，除隴右的犬丘外，無一名丘之地。段先生的這項考證意義非凡，不僅坐實了犬丘、西犬丘、西垂同地異名的事實，而且確定了此配套地名乃畎夷從東方帶到隴右的真相。我曾為段說的依據(jù)作過一點補充，我對《路史·國名紀》以“丘”稱的邑名也作了一番統(tǒng)計，共有37處，其中有9處未知其屬地，姑置之毋論；其余皆在華北，尤以山東地區(qū)為多，而無一處在西北。這里應順筆指出，段連勤先生主張張嬴秦就是畎夷，這與史實不符，不可取。嬴秦與畎夷雖同屬東夷集團，但卻是分別以陽鳥和犬為圖騰的兩個各具特性的族系。兩族在關隴地區(qū)的世代相爭，也說明他們決非同類。

犬丘在漢代被稱作“戎丘”，對此《后漢書》和《水經注》都有記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有戎丘侯劉讓，可知西漢王朝曾封侯于斯地。在西縣境內特辟一侯域，說明該地的特殊性。是時犬戎族已完全被視為泛稱的戎族，犬戎之名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故其聚居地也便被直稱之為戎丘，仍以“丘”名之，乃地名的歷史慣性所使然。其位置就在秦漢時的西縣城之旁。《讀史方輿紀要》和《秦州直隸州新志》，說戎丘城在西縣城西側；《甘肅通志·輿地》和《直隸秦州新志》，說戎丘城在西縣城西南側。度其方位，其故址應在今西和縣長道鎮(zhèn)附近。《漢書·百官公卿表》謂“縣有蠻夷謂之道”，長道地名顯示它曾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從犬丘到戎丘再到長道，此邑名稱演變軌跡清晰可見。田野考古提供的信息，也同我的上述判斷相呼應。近些年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單位組建的早期秦文化聯(lián)合考古隊，通過對西漢水中上游地區(qū)的考察，已確認寺洼文化就是戎族文化，在禮縣境內有眾多遺址。它們同周秦文化遺址各有主要的分布范圍，但也有彼此對峙、交錯的地段，時代愈晚鄰接交處現(xiàn)象愈明顯。就在西和河與西漢水交會地帶，發(fā)現(xiàn)了一處晚期寺洼文化密集的遺址區(qū)，那一帶正在我所考論的犬丘邑郊范圍之內。

三、關于“西新邑”

“西新邑”之名和上節(jié)所言諸地名性質不同，方位也略有變化，其產生與嬴秦史事緊相關連，需專辟一節(jié)析述。

西新邑在古文獻中只出現(xiàn)過一次。《史記·秦始皇本紀》文后所附《秦紀》云：“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這和《秦本紀》的記載存在差異，據(jù)《秦本紀》言，憲公二年“徙居平陽”，《集解》和《正義》說平陽故址在唐時的岐州岐山縣境內。《索隱》釋《秦紀》憲公居西新邑語，迥避“西”字，只說“居新邑”，給人以新邑即平陽的印象。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誤導。憲公是在其父靜公死后被立為太子的，他繼的是祖父文公之位。文公四年遷都汧邑后，都城未曾再變。汧邑地望目前尚存歧說，難以認定，但其方位在汧、渭二水形成的夾角內，卻已是學界的共識。而平陽所在的岐山縣在汧地的正東，怎么會稱為“西新邑”呢?愚意憲公所居西新邑，當依字面作解：西地新建之邑。這是文公遷汧之前的嬴秦都城，秦人有世子居守故都的傳統(tǒng)，憲公即位前就住在該邑。文公死后是歸葬于西地的，憲公在處理完文公喪事的次年，才離開西新邑的。他未至舊都汧邑而直接去了平陽，很可能平陽新都早已建好。遷都平陽，當為文公生前已定的戰(zhàn)略決策。國勢逐漸東向發(fā)展，是當時秦國的既定方針。

西新邑之所以稱“新”，是對原都邑犬丘而言。《尚書·洛誥》載周初所營成周洛邑即稱之為“新邑”，秦人蓋緣此習稱而為新營之都邑定名的。西新邑的產生，當隱伏著一段文獻未曾明載的史事。

《史記·秦本紀》述秦仲之后的史事較詳。秦仲在隴上（今清水、張家川一帶）擴拓了領地，壯大了族勢，被周王室升封為大夫，春秋時即已蒙嬴姓“之雋”的稱譽，后世史家盛言“秦仲始大”。但是時隴右的戎族極其猖獗，不僅反叛王室，還滅掉了西地的大駱方國，秦仲也在與戎人的搏擊中戰(zhàn)死。秦仲有五個兒子，以中興王室為已任的周宣王，決心戰(zhàn)勝戎人，他召集以莊公為首的秦仲五子作動員，并派兵七千組成周秦聯(lián)軍，在隴右展開對戎人的決戰(zhàn)，最終取得了勝利。這使秦仲一族在隴上的領地同原大駱方國的領地聯(lián)成了一片，嬴秦實力空前壯大。秦莊公乘勝回到母族活動中心西邑即犬丘，并博得了“西垂大夫”的稱號。莊公以犬丘為都，在位44年。其間秦戎對立沖突的局勢仍相當嚴重，這從其太子易位一事即可看出。《史記·秦本紀》載：“（莊公長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世父立志不殺戎王不入的都邑犬丘，前文已講明，它既是和仲一族嬴人最早開發(fā)的居地，又是畎夷族的一支長期占據(jù)的活動中心。嬴秦與犬戎為爭奪該地進行過世代相繼的流血斗爭，嬴人據(jù)而戎人攻，戎人據(jù)而嬴人攻，實為秦戎沖突的聚焦點。莊公時代，嬴秦掌控了該邑，但戎族對此決不甘心。果然，莊公死后，秦、戎爭奪犬丘又呈白熱化。《秦本紀》云：“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史文雖簡短，實情卻嚴重：襄公君位未穩(wěn)，都邑被圍，長兄被俘，族、邦再一次面臨存亡關頭。

秦襄公如何度過了這場危機？史籍無載，不敢妄議。我們只知道結局是秦國無恙，犬丘之圍消解，世父也被放歸。清儒閻若璩有段治學名言：“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秉承這種求跡度理的宗旨，我曾提出一種推測：為了穩(wěn)定局面，襄公采取了和戎政策；用當代語言表述，就是通過談判解決糾紛，實現(xiàn)和平。“西新邑”的出現(xiàn)，便是這種新格局的產物。說直白一點，就是襄公主動放棄了戎人極其看重的犬丘，讓犬丘成為承認歸服的戎族聚居中心，而在犬丘的河對岸新建都邑，此邑即被稱作“西新邑”。這種推測并無文獻資料的直接證據(jù)，但符合當時的情勢，且能舉示一些輔證。此后西垂地區(qū)再未發(fā)生軍事沖突，犬丘與西新邑隔西漢水比肩而立，秦戎和平相處。所以，數(shù)年后西周王室爆發(fā)申侯之亂，秦襄公敢于遠離都邑，率軍越隴救周。如果沒有安定可靠的后方，沒有和睦的民族關系，那是很難設想的。上節(jié)已論及的田野考古信息也很能說明問題。西和河與西漢水交會的今長道、永興二鎮(zhèn)附近的那片地域，正處于秦國腹地廣義的西垂范圍內，卻存在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春秋時期的寺洼文化遺址，這有力地反映了那時秦戎和睦相處的局勢。此外，史言文公即位時“居西垂宮”而不言犬丘，側面透露了犬丘已非秦都的事實。襄公時新建都邑尚不十分完備，但作為政治中心的殿宇肯定存在，故只言“宮”。文公即位第三年即以長途遠獵方式考察新都選地，一則是國勢東向的戰(zhàn)略需要，二則也是想改變同犬戎分邑鄰處的狀態(tài)。從一個諸侯大國的禮儀場面考慮，從族體的繁衍流布考慮，國都緊靠異族聚居中心，終非常策。

我們說文公遷都于汧地的動因之一是不愿都邑鄰近犬丘，并不意味著襄公的決策失誤。襄公的舉措，是當時情勢下處理民族矛盾的合理方式，而且有先例可循。商周時代，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善后關系，沒有定式。極少出現(xiàn)滅族滅國的極端情況，通常是被征服者表示臣服，征服者允許其保留原有的領地和管理體制，但在必要時須聽從宗主方的調遣指揮。嚴重些的是滅邦遷民，征服者占取被征服者的領地，而強遷其族眾于他處。還有一種情況是被征服者表示臣服，不再反抗，保持著族體的正常生活狀態(tài)；征服者與之同地相處，分邑而居。許多姊妹城即緣此而建，有的史家稱之為“雙城制”。如周人滅商前所建的豐（即方）與鎬，即為相鄰的雙城，合稱宗周。而豐邑當即原屬豐戎的聚居地，是時豐戎已臣服于周。史載秦襄公即位當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聯(lián)姻之豐王當即豐戎之首領。周滅商后在東部經營洛邑，遷殷民聚居；又在其旁另建王城，為周人活動中心，二城并處，合稱成周。西新邑與犬丘隔河并立，可合稱西垂。

西新邑作為秦都，時間很短。襄公在位總共12年，以新邑為都不會超過10年，而文公四年即已遷都于汧渭之間。此后秦人的活動以關中西部為主域，且越來越東向發(fā)展，重大史事不再牽涉西垂地區(qū)，這便是西新邑之名罕見于史籍的原因。但此邑雖不再是秦都，卻仍是繁盛的群居中心，生命力極其旺盛。后來秦國推行郡縣制，在故都設縣，即名之為“西縣”，此縣名一直沿用到漢魏時代。晉時一度改名始昌，但縣治已不在西邑，且該縣旋即廢掉。這是因為歷經長期戰(zhàn)亂，尤其是魏蜀爭鋒時諸葛亮街亭戰(zhàn)敗撤退，曾拔西縣千余家，導致西邑的殘破不堪。晉設始昌，即含更生之意。

西新邑也即后世西縣城的地望，筆者考定在與南岸犬丘相對的西漢水北岸今捷地村附近，也就是所有禮縣舊志以及禮縣所屬州志、府志都曾盛言過的，東距今禮縣城40華里處的“天嘉古郡”故址。這個天嘉古郡，直到元、明時都還是軍政機構的治所，元朝創(chuàng)建前后曾在該地設立過掌控隴南及川北軍政的“禮店文州軍民元帥府”。明初在那里設過“禮店文州千戶所”。此邑可能毀于明初的一次山地大滑坡，當?shù)厝罕娭两癖Ａ袅艘恍╆P于該地古時曾有座繁盛城邑的先輩傳說。值得注意的是，縣、州舊志都說秦時在該地設過郡或縣。時代較早的《鞏昌府志》，甚至說天嘉古郡乃“秦武公所置”。這些記載難究其實，但府志不可能憑空杜撰，把該邑同春秋前期的秦聯(lián)系起來，當折射著群體記憶中世代相傳的遠古史影，即隱含著此邑曾是秦國都城的蛛絲馬跡。

西新邑背靠嬴秦祖山祁山，東距大堡子山秦公陵園10余華里，與犬丘隔河相望。又正處于西和河舊河道與西漢水交會處的北岸高地，可以扼控南下駱谷（今西和峽，古稱鷲峽）的渡口，東接盛產井鹽的鹵城，位置相當優(yōu)越。所依之祁山，和嬴人關系非同一般。《潛夫論·五德志》云武王克殷后，“封少昊之胄于祁”，故我們說它是嬴秦的祖山。祁字從示從邑，山名已顯示其與祭祀有關。其實它就是《史記·封禪書》三家注所言西縣境內上有“人先祠”，下有秦獻公所立畦畤的“人先山”。《索隱》又引《漢舊儀》說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余疑此“土人”當指泥塑（陶質？）之祖先神像，而人先祠無疑即嬴族祭祀祖先的宗廟。埋葬襄、文二公的西垂陵園，就在祁山脈系西端的大堡子山上；秦襄公升封為諸侯后所立供奉始祖神少昊的西畤，有可能就建在西漢水畔祁山主峰向南翹起的一座小石丘，今稱祁山堡的平臺上。總之，祁山是探尋西新邑具體位置的可靠座標。

西新邑后來成為西縣城，其與犬丘即后世戎丘二邑并立的實況，從古文籍中可以找到大量證據(jù)。《直隸秦州新志》介紹“西縣故城”，說它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漢置縣，晉改曰始昌。又有戎丘城在西縣西南”。《甘肅通志》亦曰：“漢置西縣，晉改始昌縣，尋廢。又有戎丘城在西縣城西南。”《水經·漾水注》述楊廉川“徑西縣故城北”后，接言茅川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經戎丘城南”。《后漢書·隗囂傳》載光武帝派重兵圍囂于西城，隗囂部將駐守戎丘，他目睹西城危機，便登戎丘城頭向圍西城的漢軍喊話，表示守軍對隗囂的忠誠，并自殺給漢軍看。這種戰(zhàn)況描述，可證戎丘同西城相距很近。《讀史方輿紀要》（卷59）秦州“西縣城”條下，講諸葛亮伐魏初出祁山，謂“建興六年，武侯屯西縣”；在“戎丘”條下，又說諸葛亮“新引大軍屯于戎丘”。這也顯示出西城與戎丘處于一地，同為蜀軍圍攻祁山的大本營。《水經·漾水注》在敘述西漢水流經祁山之南后，曾濃墨重筆地渲染那段川原（即今永興川，古稱天嘉川）的富庶：“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之中。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壟低昂，亙山被阜。古諺云：‘南岈北岈，萬有余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有民萬戶。’矚其邱墟，信為殷矣。”熊疏“南岈北岈”曰：“謂南北二壁間之大空也。”所指正是永興川的最開闊處。酈氏所說的“上下有二城相對”，則非西縣城與戎丘莫屬。西縣城在水北高處，為上；戎丘城在水南低處，為下。

早期秦文化聯(lián)合考古隊，于2006年對禮縣大堡子山地區(qū)進行了新的調查發(fā)掘工作，發(fā)現(xiàn)了陵園的墻垣遺存、樂器祭祀坑和大型建筑基址。發(fā)掘者稱圍垣為“城址”，并說“大堡子山城址為憲公所居的‘西新邑’的可能性很大”。有學者已明確表示贊同這種觀點。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因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說，大堡子山陵園都不會是一座群體居邑，更不用說是國都了。我們不能見墻即城，見城即邑，見邑即都。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所謂“城”的情況。它位處大堡子山項部西南向和東北向相連接的兩道山梁上，依山勢而建，夯土建筑，平面呈不規(guī)則的長方形，總面積約25萬平方米。“城墻”已大部殘毀嚴重，東西斷續(xù)長約1000米，南北斷續(xù)長約250米。東北角一處保存較好，長約5米多，殘高約3米多。20世紀發(fā)現(xiàn)的兩座秦公大墓和所附的兩座車馬坑，以及200多座中、小型墓葬，新發(fā)現(xiàn)的樂器祭祀坑和所附的4座人殉坑及6個灰坑，大型建筑基址及若干中、小型墓葬，均在“城”內。墻體被春秋中、晚期灰坑打破，而墻體夯土層內含西周晚期陶片，據(jù)此可大致推斷建于春秋早期，毀于春秋中、晚期。橫貫圍墻之內只有東西向的一條小路，且南部圍墻尚未發(fā)現(xiàn)。發(fā)掘者坦陳：“城墻只是經過了初步調查和鉆探，尚未試掘，有關城墻的準確走向和詳細結構，以及城墻的建造和廢棄年代尚不明了，有待于進一步開展工作。”這種狀態(tài)的墻體，把它定性為“城”，難避灌木稱林之嫌。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城”內都有些什么物質遺存，因為判斷一處遺址是不是居邑乃至都城，取決于其顯示的文化面貌。有關大堡子山秦陵的考古信息，20多年來已有大量披露，有考古發(fā)掘的正式報告或簡報，有各類媒體的報道，也有學者們乃至名家的許多文著。綜合檢點可知，域內不過就是兩座大墓、兩座車馬坑、一座樂器祭祀坑及所附4個人殉坑、一處疑似的墓外陵寢類臺基遺存、一座大型建筑基址、一處居址、若干灰坑，此外便是800多座中、小型墓葬。如此而已。都邑所必有的諸如城門、通衢、宮殿、臺榭、社稷、宗廟、作坊，以及分域明確的居民區(qū)、商業(yè)區(qū)等，一無所見。憑什么說它是座都城？且不說都城，世上可有這種全是大小不同的墓葬及墓葬附屬遺存的居邑？何況，此“城”修筑在遠離河岸并無另外水源的大堡子山頂部，也有違城邑選址的常態(tài)通理。最初還有人設想那座大型建筑基址會不會是宮殿類建筑，及至弄清實況，如今已不再有人以宮殿視之了。那處南北長107米、東西寬16.4米的建筑，規(guī)模的確不小，但屬茅草屋頂，兩面墻梁架結構，室內無隔墻套間，東西縱列18個暗礎明柱，柱礎均為當?shù)禺a青灰色頁巖，未經加工，也未發(fā)現(xiàn)門道、臺階一類附屬設施。發(fā)掘者也認為只是座“府庫類建筑”。單以柱礎言即可斷定其品位。《尚書大傳》講廳堂之制：“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鄭玄注“石承”曰：“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也。”說的就是柱之暗礎，乃庶人的建筑級別。

顯然，大堡子山遺址是座陵園而非居邑，更不是什么國都。所謂“城”，實乃為保護陵園而修筑的兆垣；那座大型建筑，當為駐守陵區(qū)的軍眾及管理人員居處，兼含倉庫的性質。大堡子山陵園埋葬襄公和文公這兩位秦史上最尊榮、最顯赫的國君，而且陵園東側就有先祖宗廟，宗廟所在山下可能就是奉祀始祖神少昊的西畤。即使秦都東遷關中后，這一帶仍有公室貴族留守。秦人對陵區(qū)的高度關注是不言而喻的。何況這一帶又和犬戎族緊鄰，駐兵護衛(wèi)是理所當然的事。說陵園就是“西新邑”，是一種既不合實情又違背事理的輕率聯(lián)想。對先秦都邑有深厚研究的王學理先生曾指出，東周時期有些諸侯國為避戰(zhàn)亂之害，有將墓葬移入城內的現(xiàn)象，但是，“與上述諸侯國不同的是，可以確指的秦人陵墓與城區(qū)是嚴格分離的，這是秦人城邑、墓地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著名考古學家張?zhí)於飨壬谔接懬囟嫉赝麜r也曾說過，大堡子山既是陵區(qū)，就不可能是都邑之所在，某些文化遺存“也不會是主要居住區(qū)的遺留，而有可能屬于守陵、墓祭有關的居留遺存。”秦國共有五大陵域，在陜西省的四域均已被確認，陵區(qū)同都邑是絕然分處的，決無陵區(qū)在邑內的現(xiàn)象。

四、余論

以上詳述了除“秦”名之外的嬴秦早期都邑名稱的緣起及流變。須特筆指出的是，史籍對諸邑名常雜用無序，“西”雖系最早的母元性地名，但因它同時又是個方位詞，故不及其他邑名醒目，很易被忽略。然而秦人卻尊奉此名，一直使用此名，從來不用其他諸名。因為“西”名蘊含著先祖和仲開拓這片地域的偉業(yè)，象征著嬴秦崛起的歷史；而犬丘等名是敵對族體習用的名稱，意味著嬴秦受攻掠的屈辱。文獻中使用“西”名的文例多不勝舉，可擇要略示如下：

先從《史記》說起。《秦本紀》言秦襄公“祠上帝西畤”，《索隱》曰：“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西，縣名，故作西畤，祠白帝。”史文言秦獻公之立云：“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置“河”字于不顧，逕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顯然，張守節(jié)所用《史記》本，西字上并無河字，河字乃涉下文所言奪秦河西地之文而衍。王念孫《讀書雜志》（卷三）已有此說。《秦始皇本紀》載胡亥即位后議尊始皇廟，群臣奏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將西與雍和咸陽三都并列。《封禪書》介紹各地的畤、祠時說：“西亦有數(shù)十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再看器銘。《不其簋銘》記秦仲死后周秦聯(lián)軍對戎人的那次戰(zhàn)役，有文曰：“朔方狁，廣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李學勤先生指出，“西俞”和“羞追于西”的“西”，是具體地名，即西邑那片地域。蕭春源先生的珍藏齋收一件秦國青銅罍，肩、底部刻銘，領句為“古西共作”，“西”為邑名。出土于禮縣紅河鄉(xiāng)的桓公時秦公簋，乃秦都東遷后的西邑宗廟祭器，器身有秦漢時標示量值的刻銘，稱該簋為“西元器”，即西邑原存的祭器。馬建營先生收藏的春秋秦器青銅豆，標示量值的刻銘稱“西祠器”，即西邑祭祀用器。秦國青銅制作有勒記工名的傳統(tǒng)，傳世及出出土秦國兵器中有不少署示“西工師”、“西工室”、“西工造”，表明乃西邑之制作。戰(zhàn)國時的秦國封泥也很說明問題，如“西鹽”、“西采金印”、“西共丞”等，均以“西”標示邑名。

“西”為嬴秦早期都邑的正名、無可置疑。

作者：祝中熹

來源：《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楊 琪

審訂：汪依婷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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