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義作為我國首位完成地球“三極”（南極、北極、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的氣象專家，曾8次赴珠峰、3次赴南極、19次赴北極，帶回眾多珍貴標本。2025年全國科技工作者日主場活動當天，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藏品捐贈入藏儀式上，他將這些標本捐贈。此次專訪，為您揭開他科研探索背后的故事。

【獨家訪談】

用氣象守護攀登之路

我從1966年開始，直至2000年最后一次，始終投身于珠峰科學考察工作，同時肩負著為國家登山隊攀登珠峰提供精準天氣預報的重任。

1966年，我參與了珠峰北坡東絨布冰川考察。那時的氣象預報水平尚不成熟，那次考察中，16名隊員的手指、腳趾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凍傷。有人的手指被截斷，有人的腳趾被切除，甚至還有人的鼻尖因凍傷而缺失。如此慘痛的經歷深深刺痛了我，自那時起，我便在心底立下誓言：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登山天氣預報，絕不能讓這樣的事故再次上演。

我們所做的珠峰天氣預報，并非僅僅是單純的氣象預測。自1966年起，我國的登山活動便承載著極為重要的使命，遠非單純的體育競技。一方面，這是為了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就拿1975年來說，我們成功登頂珠峰并樹立了覘標。在此之前，1960年我國首次登頂珠峰，可西方國家對此并不承認。但在1975年我們樹立覘標后，世界各國的登山家在登頂珠峰后，都認可了1975年春天中國登山隊樹立的覘標，將其視為中國人登頂珠峰的重要見證。這背后，我們的天氣預報意義重大，它象征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的偉大精神。

另一方面，國家登山隊的登山行動，還肩負著保衛祖國領土的神圣使命。1960年，周恩來總理與尼泊爾首相就邊境問題展開談判，對方曾提出，既然中國登山隊無法登上珠峰，那珠峰理應全部劃歸他們。當時，珠峰的歸屬權爭議異常激烈，領土主權問題容不得半點閃失。為此，中國政府毅然決然地決定，單獨組織登山隊從北坡登頂珠峰，以此證明中國對珠峰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1960年5月25日凌晨4點20分，王富洲、貢布、屈銀華三位勇士成功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頂峰，將五星紅旗穩穩地插在了山巔之上，完成了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偉大壯舉，有力地捍衛了我國對珠峰的主權 。

從珠峰到三極的科研跨越

在之后近30年漫長的科學考察生涯中，我多次參與策劃并組織高山科學考察活動。在這過程中，幸運地發現了許多新的大氣現象，開創性地開辟了“山地環境氣象學” 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為山地氣象學的發展奉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因長期提供大量精準的登山天氣預報，我有幸被我國登山界稱作“登山天氣預報的諸葛亮”“西藏氣象的眼睛”。

說起來，我成了中國完成地球“三極”（南極、北極和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的第一人，這多少有點 “稀里糊涂”。當時其實并沒有這樣明確的概念，后來經新聞媒體宣傳，大家才知曉了這件事。通過對地球 “三極” 的環境考察，我們能為地球 “三極” 的環境保護做些什么呢？這得從1980年的一件事說起，錢三強副院長作為大會主席，召開了北京國際青藏高原科學討論會。在開幕式上，錢三強主席首次提出，青藏高原是地球的 “最高極”。

這次大會之后，世界科學家逐漸認識到青藏高原不僅是世界最高極，且在全球氣候環境變化中還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進而認可“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極” 。從1980年起，世界科學家慢慢認可了“地球 ‘第三極’ 就在中國”這一說法。實際上，深入研究地球“第三極”，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解碼全球氣候變化

在地球三極的科學考察工作中，中國科學院一直高度重視地球三極的環境保護問題。不管是在北極考察，還是在南極考察，我們很早就開始聚焦一個關鍵問題——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加劇，北極和南極的冰蓋正持續減少。圍繞這一現象，我們開展了大量深入的科學研究工作，因為它直接關聯到中國夏季暴雨的分布區域，以及次年的旱澇情況。所以說，切實保護好地球三極的環境，實際上就是在守護中國的環境，守護世界的環境，這便是研究地球三極環境的核心意義所在。

再講講研究地球三極的環境變化，對國家乃至世界的天氣預測能帶來哪些好處。就拿大家都有切身體會的事情來說，近些年來，尤其是在北京，一到冬天和春天，天氣就像“抽風” 一樣，一會兒高溫，一會兒低溫，與以往大不相同。剛開始出現這種異常情況時，世界上包括中國的大氣科學家都感到十分困惑，完全摸不著頭腦，不清楚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經過中外科學家多年堅持不懈地研究，我們終于基本弄清楚了其中的緣由。

問題的關鍵就出在北極地區。在過去的一兩百年間，北極增溫現象極為顯著，而且陸地和海洋的增溫情況差異巨大，陸地增溫幅度極大，海洋增溫卻并不明顯。這種增溫的不均勻性，徹底改變了北極地區的大氣環流。在北極尚未明顯變暖時，從地面到高空大約五十公里的區域，特別是平流層二十到五十公里以上的大氣，整個北極圈呈現出比較穩定的橢圓型環流，基本以偏西風環流為主，冷空氣一般不會輕易南下到低緯度地區。

可如今情況截然不同，陸地強烈增溫形成高壓，海洋增溫不足形成低壓，高低氣壓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偏南氣流。這股偏南氣流會將北極地區的冷空氣帶到中低緯度地區，冷空氣所到之處，氣溫便會急劇下降；待冷空氣過境后，高壓系統隨即到來，氣溫又會迅速回升。所以，現在冬春季節忽冷忽熱的異常天氣，根源就在于北極地區增溫不均勻。從這個例子便能清晰地看出，研究地球三極的環境變化，對于我們理解和預測氣候變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承科學家精神

在研究地球三極天氣變化的過程中，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枯燥的氣象數據，更重要的是傳承那份報效祖國的偉大精神。

張愛萍將軍曾在慶功宴上打過一個精妙的比方，兩彈發射如果比作一場盛大的宴會，那天氣預報就是宴會上的紅蘿卜，雖不是主角，卻是宴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這句話生動形象地揭示了氣象保障對兩彈發射的關鍵作用。我的老師陶詩言等前輩，都因在兩彈發射的氣象預報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而立下一等功。這讓我深刻認識到，作為科研工作者，就應當將自身所學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祖國，助力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站穩腳跟、屹立不倒。

在陶詩言老師的嚴格要求與悉心指導下，我成功完成了《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氣象條件和預報》論文。出乎我意料的是，這篇論文后來竟成為全世界登山隊的重要參考范本，美國登山隊甚至通過中國登山隊王富洲聯系我，希望將論文的關鍵部分翻譯成英文。我翻譯了標題、圖表和重要結論后，還受邀前往瑞士氣象局分享經驗，并且將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慷慨地贈送給了他們。

回顧我的科研生涯，有兩點體會讓我銘記于心、難以忘懷。

第一點，是對老一輩科學家愛國精神的深深敬仰。我尤其佩服王淦昌先生，他提出的“以身許國” 理念深深觸動了我。1994年，北京電視臺采訪王淦昌先生、北京外語學院的盛教授、我和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作為晚輩，我在一旁旁聽，聽到王先生被問及“以身許國” 的初衷時，他堅定地回答：“我是祖國培養的人，若不將一切奉獻給國家，我對不起祖國。” 為了兩彈事業的保密工作，他隱姓埋名長達17年，甚至改名為 “王京”，這在所有隱姓埋名的科學家中獨一無二。活動現場，王淦昌先生遞來名片，燙金的“王淦昌”三字映入眼簾。這位隱姓埋名數十載的科研巨匠，終于能以真名示人。指尖輕觸名片，仿佛觸到他在戈壁深處日夜攻堅的歲月，那些沉寂的奉獻與堅守，都化作這三個字的千鈞分量。后來，我把王淦昌先生交換給我的名片，贈送給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學，也算是一段特殊而珍貴的緣分。

第二點，是對科研奉獻精神的傳承與堅守。其實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1966年，我們單位領導通知我參加珠峰科學考察任務，并要求在1966 - 1967年期間禁止與家人聯系。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我沒有給家里任何消息，也沒寄錢，弟弟急得到處打聽我的下落。后來有人采訪我，我笑著說：“我們這一年的‘隱姓埋名’，和王淦昌先生的17年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從老一輩科學家身上，我學到了腳踏實地、無私奉獻的寶貴精神，這些品質值得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用一生去踐行、去傳承。

最后，我想對中國科協之聲的廣大讀者說：各個學科的前輩們，懷著“以身許國” 的堅定信念，將畢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國家。無論是 “兩彈一星” 事業，還是國防與科學領域的發展，都凝聚著他們的心血與智慧，他們的功績不可磨滅。他們隱姓埋名、默默耕耘，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用實際行動生動詮釋了科研工作者的使命與擔當。

口 述：高登義

整 理：劉炎迅

編者手記：

會議室的落地窗外，艷陽高照。高登義先生穿著樸素的灰色休閑西服，步伐輕快，目光明亮，有幾分俠客踏風而來的灑脫。

他落座后先開口：“我按你發的提綱準備了些資料，咱們慢慢聊。” 語氣溫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認真。當問及地球 “三極”（南極、北極、珠峰）科考經歷時，他娓娓道來，所有的數據、歷史的細節，都如數家珍。 “科學家不能打無準備之仗。” 他聲音突然洪亮起來，仿佛又回到冰原上與暴風雪對峙的時刻，就像珠峰登頂前，要測算氣象數據，每個小數點都關乎生死。

說到興起處，他的手掌在空氣中劃出有力的弧線，而提及前輩科學家，他又顯得安靜而沉思，目光變得柔和，在他看來，極地科考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團隊把腳印疊在一起走出的路，體現的是無數科研前輩接續前行的共同努力。 此時的他褪去了風雪中的棱角，倒像鄰家伯父在分享年輕時的往事，語氣里帶著歷經滄桑后的溫厚。

與他交談之后，我突然明白，所謂科學家精神，從來不是遙不可及的符號 —— 它是提前標注好重點的采訪提綱，是講述時灼灼的目光，更是功成后依然愿意俯身傾聽的溫柔。

責 編：劉炎迅

審 核：張敬一

值班編委：宋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