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

因為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會搞政治運動，實在不懂經濟，于是，被打倒的技術領導和中央干部們又被召了回來。

在吉林鄉村當木匠的陳祖濤是在路邊被“撿”回來的。

1971年的11月，他帶著村里的大車去城里的一家標準件廠拉廢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這才被重新“發現”。

幾個月后，陳祖濤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憶說：

“我不是發誓不再搞汽車工業了嗎？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環境呀，我的心又軟了，就接著干上了。”

陳祖濤看到的是一個讓人傷心的汽車廠，自“文革”爆發以后，二汽就被武漢軍區接管，這里日日在上演勞民傷財的荒唐劇。

為了響應“工業學大慶”的號召，軍管小組提出要發揚“干打壘精神”。

原本用紅磚建成的廠房被認為是“資本家的工廠”，于是全部扒掉，換成“干打壘”的墻體，這一建就是60萬平方米。

這種廠房用材粗糙，質量低下，根本不適合當制造汽車的車間，可是誰也不敢提出異議，這種“干打壘”做法還被當成經驗在全國進行了推廣交流。

1973年，陳祖濤代表二汽去北京開質量問題座談會，談及“干打壘”車間，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問：

“祖濤，你看該怎么辦？”

陳祖濤脫口而出：“唯一的辦法是推倒重來。”

在場的人均大驚失色，陳祖濤心想，我反正是劫后余生，大不了再回去當木匠。

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后說：“有的可以留做倉庫，有的可以推倒重建。”

這件事很快被已經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

“二汽有人把‘干打壘’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廠房，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陳祖濤頓時又大難臨頭，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沒有被上綱上線地批斗。

軍管人員除了用“干打壘”建汽車車間之外，在生產經營上更是蠻干瞎干。

搞產品設計的時候，他們提出要依靠工人階級制造“政治車”，實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師、不要大學生、不要個人簽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設計者簽名是為了個人樹碑立傳。

在制定生產任務的時候，他們更是不講流程，一味地強調速度和產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車啃出來，這是死命令”。

這樣，一輛輛沒有工程師參與設計、“用牙硬啃出來”的汽車被生產出來，其質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見的。

二汽的車幾乎出廠沒多久就發生毛病，而且屢修屢壞，群眾編出順口溜嘲笑說：

“遠看搖頭擺尾，近看齜牙咧嘴，停下來漏油漏水。”

陳祖濤回廠后，才逐漸恢復了產品試驗、檢驗等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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