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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熹

最近，京東強勢進軍外賣領域，直指美團。京東不僅提出了更低的商家傭金、更高的福利政策，而且掀起了批判美團“暴利”與對騎手“不仁”的聲浪。這個“劍拔弩張”的局面，迅速在社交媒體和公眾輿論中激起了波瀾。許多人站在京東一方，指責美團和其他大平臺壓榨騎手與商家的利益。這恰恰是大資本的典型面目，即賺取巨額利潤、犧牲底層勞動者生計。

來源：視覺中國

這種指向美團的道德批判，背后隱藏著一個常見的職場情緒——員工對于老板的“剝削”不滿。像外賣騎手一樣，很多職場人常常對老板充滿抱怨，抱怨老板賺得多卻吝嗇，而自己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這種反感與立場上的“對立”是否真的能夠客觀反映職場結構的本質?

我想起疫情期間發生在野生動物界一場反直覺的浩劫。伴隨著新冠肆虐，人類社會按下了暫停鍵。大家曾天真地以為大自然會迎來“喘息之機”。然而，現實令人揪心。肯尼亞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盜獵案件激增300%，東南亞穿山甲走私量創下歷史新高，連頂級保護動物蘇門答臘虎都出現了區域性種群崩潰。當人類活動的喧囂褪去時，野生動物為何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機?

在泰國考艾國家公園，疫情前每年接待120萬游客，門票收入不僅支撐著200名護林員的工資，而且承擔著反盜獵巡邏、棲息地修復等核心保護工作。但是，疫情導致游客歸零。公園管理局預算銳減60%，一線護林員數量減半。曾經24小時不間斷的無人機巡邏停擺，紅外監控系統因電費短缺被迫關閉，甚至出現了護林員為生計加入盜獵集團的極端案例。正如泰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主席所言：“當保護者失去守護能力時，被保護者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這種保護生態的崩塌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現代野生動物保護早已不是簡單的“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而是構建在復雜社會經濟網絡上的系統工程。旅游業帶來的資金流，本質上是人類社會為自然保護支付的“生態服務費”。當這筆費用斷流時，整個保護體系就像多米諾骨牌般坍塌。護林員不再是“自然的守護者”，反而淪為生態破壞的參與者。這種角色的異化，正是系統失衡的信號。

把視角轉向商業領域，我們會發現驚人的相似。許多員工憧憬著“沒有資本家的世界”，抱怨著老板“剝削剩余價值”。但正如野生動物保護區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維持保護體系一樣，企業同樣如此。

曾有一座民營加油站的員工在社交媒體抱怨：“老板拿走了70%的收益，太過貪婪。”然而，當加油站因資金短缺最終倒閉時，這些滿腹牢騷的員工才意識到：失業后的他們很難再找到工作。失去了站點的客戶群體、供應鏈和運營資源，他們的個人價值根本無法轉化為市場價值。

從美團與京東的對決，到每個人在職場中的日常心態，無不反映出一個常見誤區：習慣性把一切關系看作零和關系——一個人的得益必然意味著另一個人的失落。事實上，職場中的“自然法則”并非如此簡單。老板與員工，平臺與騎手、商家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共生關系。

我們無法忽視社會中的不公和剝削。但是，我們更不能忽視這種關系背后存在的深刻的、平衡的共生結構。只有通過重新審視這種關系，才能找到更健康、更可持續的職業定位與職場心態。

來源：加油站服務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