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辮子在頭上，而諸位的辮子在心里”。

他叫辜鴻銘，清末民初著名的“狂儒”與“怪杰”。

不遠處，兩個穿著北大校服的青年學生，用英語低聲嘲諷他的長袍馬褂，尤其是那根長長的辮子。

他會如何做，是沉默以對還是憤怒回懟？

“南洋孤星”

辜鴻銘生于1857年，辜家原本是閩南一帶的望族，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漂洋過海來到檳榔嶼，靠捕魚起家。

他的祖父辜國材成為首批闖蕩新加坡的華僑之一，父親辜紫云則在英資橡膠園擔任管理職務，家境殷實。

辜鴻銘自小聰慧異常，五六歲便能在母親的膝頭學會葡萄牙語，又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掌握了閩南話與英語。

鄰居們常見他一手持《圣經》，一手翻《論語》，小小年紀便展現出驚人的語言天賦。

那時候，父親總愛請來幾位英籍工程師來家里小酌，鴻銘往往在一旁聆聽。

等客人離去，他便模仿著談話中的句子，稚嫩卻準確，讓在場的大人們驚掉了下巴。

辜鴻銘十歲那年，家中迎來了一位貴客，父親的英籍上司布朗先生。

布朗夫婦膝下無子，對鴻銘愛如己出，經常帶他游歷南洋各地，并引導他閱讀大量歐洲名著。

漸漸地，這位少年竟然在短短幾年內熟練掌握了德文、拉丁文、希臘文和法文。

1867年，布朗夫婦決意帶鴻銘前往歐洲求學。

在那天啟程的清晨，辜龍池將兒子緊緊擁入懷中，反復叮囑：“你可以學他們的學問，穿他們的衣裳，但心里要有中國，腳下要踩穩故土。”

辜鴻銘淚眼婆娑點頭，將父親的話銘記于心，這一別，竟是他長達十一年的游學生涯的起點。

在英國，他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系，主攻古典文學與哲學，導師正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學者卡萊爾。

卡萊爾對這位東方少年尤為欣賞，常在課堂上以他為例，贊其思辨深刻、語言純熟。

辜鴻銘不僅成績優異，更在辯論會上屢屢力挫英倫學子，贏得了“東方小巨人”的美譽。

每當室友勸他剪去那條長辮子、融入“文明世界”時，鴻銘總是輕笑搖頭：“若我須剪發改裝方得文明，那便是文明之恥。”

碩士畢業后，辜鴻銘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在那里橫掃文、史、哲、法等多領域，陸續取得十三個博士學位。

彼時的歐洲學術界傳聞著一個東方奇才的名字，連林語堂日后游學萊比錫大學時亦感嘆，“鴻銘公才學如海。”

這段黃金歲月并未令他迷失自我，辜鴻銘始終懷揣著父親臨行前的那句教誨。

每當夜深學罷，他會在燭光下翻讀《大學》《中庸》，手抄儒家經典，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西方之學問，如陽春白雪，和者寡；中華圣賢之道，似清茶淡水，潤物無聲，滋養吾心。”

游學十一載，辜鴻銘衣錦還鄉。

他沒有選擇留在歐洲謀取高官厚祿，而是毅然踏上歸國之途。

在碼頭上，他再見父親，已是兩鬢微霜，父子相擁而泣，辜鴻銘堅定說道：“兒未忘父言，今將學成歸國，欲以所學報中華。”

歸國之初，他與嚴復同賜文科進士，聲名大噪，不過很快他便發現，己身思想與昔日留學同儕漸行漸遠，似與周圍一切都格格不入。

餐桌風波

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午后，北平西單某家頗具洋氣的西餐館里，水晶吊燈搖曳生輝，鋼琴聲緩緩流淌。

坐在窗邊角落里，一個身著暗藍長袍、頭戴瓜皮小帽、身后拖著長辮的中年人正優雅地切著牛排。

盡管衣著與環境格格不入，但他的神情自若，手中刀叉運作嫻熟，絲毫不顯局促，對于他來說，穿什么、吃什么，不過是身外之物，內心自有一片安穩世界。

正當辜鴻銘悠然自斟自飲之際，門口走進兩位穿著北大校服的青年學子。

他們正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擁護者，信奉科學、民主，對“封建遺老”之流頗為不屑，兩人目光一掃，很快被那個坐在角落里的怪異身影吸引住了視線。

“瞧，那不是個封建老頭嗎？也敢來吃西餐？”其中一人低聲用英語嘀咕，語氣里滿是輕蔑。

另一人也順勢附和道：“時代早變了，他那身打扮還不如回家供奉祖宗，跑這兒學人家用刀叉，真是可笑。”

兩人以為自己用英語私語，堂中無人能懂，便肆無忌憚地嘲諷起來。

可他們萬萬沒料到，這位看似迂腐老邁的“遺老”不僅聽懂了他們的話，且早已心中有數。

辜鴻銘輕輕放下手中的刀叉，抬頭望向兩位青年，神情淡然，眼神中卻隱隱帶著一絲譏諷。

他用一口流利純正的英語緩緩開口：“Gentlemen, when I was eating Western food, you were not even born.”（“年輕人，我吃西餐的時候，你們還沒出娘胎呢！”）

這一句話猶如晴天霹靂，炸得兩個青年面紅耳赤，瞬間語塞。

他們驚愕地望著眼前這個自帶辮子、衣著古舊的老者，完全沒料到他不僅英語如此純熟，言辭更是犀利無比。

那一刻，整個餐廳寂靜了幾秒，隨后響起一陣善意的竊笑。

兩位學生羞愧難當，匆匆低頭快步離開，生怕再多待一刻。

此事很快傳遍北大校園，成為茶余飯后的談資。

有贊嘆辜鴻銘機智妙語者，有嘲笑學生自取其辱者，更多人則開始重新審視這位常被誤解的“封建遺老”。

正當此時，蔡元培校長向辜鴻銘發出了邀請。

彼時的北大正值百廢待興之際，蔡元培銳意革新，廣納賢才。

他雖主張思想自由，卻也深知中華傳統文化不可或缺，而辜鴻銘，這位貫通中西、特立獨行的文化怪杰，正是他所賞識的人才。

在蔡元培親筆致信盛情相邀后，辜鴻銘欣然應允，赴北大執教英文文學。

不改初心的“封建遺老”？

自他入職北大那日起，便成了校園里一道獨特的風景。

每日清晨，長袍馬褂、長辮拖地的辜鴻銘步履穩健地走入教室，身后常有數名隨從提筆攜書。

彼時的北大，西裝革履、短發平頭早已成風潮，就連末代皇帝溥儀也剪了辮子、換了洋裝。

而辜鴻銘卻偏要與時代“逆行而上”，他始終身著長袍馬褂，足履布鞋，額頂烏亮油光，腦后大辮子長及腰間，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最扎眼的一抹存在。

許多北大學生私下議論道：“這老頭，分明是活在上一個朝代，更有洋教授當面譏諷他是“東方古董”。

但辜鴻銘對此毫不在意，反而常掛嘴邊一句：“我以此為志——人可變衣，衣不可變心。”

他始終認為，剪發易服不過是皮相的追風之舉，若文化之根已失，再光鮮的外表又有何用？

他的性格也如其衣著一般，剛烈不屈，特立獨行。

他常言：“我不與潮流同污，亦不隨風搖曳。”

因此在北大課堂上，他既敢翻譯《三字經》《千字文》，講述中華古典精神，也敢當眾批評“全盤西化”的盲目之風。

一次學術講座上，有學生問：“先生，何以您不變裝迎新潮？”辜鴻銘一笑，指著自己胸前的馬褂道：“此中有吾魂也。”

游學多年，他并未盲目膜拜西方，反而看清其光鮮背后的虛妄。

他常言：“西方有其可學之法、有其可借之器，然不足為心之所寄。”

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他更是寫道：“西方重利輕義，機械精密而心靈荒蕪，中華文明雖有陋習，然文以載道，心有歸宿。”

一次，北大新聘一位洋籍文學教授，盛氣凌人，自詡深諳西洋文學。

初次進入教員休息室，見到一個穿著舊式清裝的老人正安坐一隅，遂輕蔑地對旁人低聲道：“中國的老學究，能懂什么文學？”

此言雖輕，辜鴻銘卻聽得真切。

他微微一笑，主動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道：“Sir, which department are you teaching in?”（“先生，您是教哪個系的？”）

洋教授一愣，連忙答道：“Western literature.”（“西洋文學系。”）

辜鴻銘隨即切換至流利的拉丁文，問他關于古典文學的一些典籍出處與譯本。

那洋教授頓時支支吾吾，臉上泛紅，顯然無法應對這位“東方遺老”的博學審問。

最終，辜鴻銘淡然說道：“To teach Western literature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s roots is like trying to build a house without a foundation.”（“教授西洋文學卻不懂其根基，猶如欲筑高樓而無地基。”）

這一番話讓在場的同仁紛紛側目，洋教授則羞愧難當，匆匆告退。

從此，北大休息室內，無人再敢小覷這位清裝怪杰。

辜鴻銘始終相信，文化自信才是民族立足之基。

或許正因如此，他才甘愿做那時代洪流中逆行的一葉扁舟，縱被世人稱作“封建遺老”，他亦甘之如飴。

不看紫禁城可以，不可以不看辜鴻銘。

那時候，北平街頭巷尾流傳著一句俏皮話：“到中國不看紫禁城可以，不可以不看辜鴻銘。”

他被譽為“一代狂儒”的怪杰，不僅學貫中西、鋒芒畢露，更因諸多特立獨行之舉，被坊間冠以“辜瘋子”之名。

1916年，袁世凱病逝，新政府正醞釀國會改選，段祺瑞頒布新選舉法，國立大學名教授亦具投票權。

選舉背后的金權交易亦愈演愈烈，許多政客暗中撒金收票。

此風波甫起，辜鴻銘家門外便迎來了一位衣著考究的年輕政客，帶著一張和煦的笑臉與一沓厚厚的鈔票，敲響了他的家門。

辜鴻銘著長袍、執折扇，慢悠悠開門，那政客恭敬說道：“辜教授，您的一票對國家大計至關重要，我們愿出五百元，聊表心意。”

話音未落，辜鴻銘冷哼一聲，折扇一合，眼中寒意驟起：“我一張票，值五百不假，但若要討價還價，便請你滾得遠些。”

政客一時語塞，賠笑降價至三百元。

辜鴻銘勃然大怒，抄起門邊拐杖，喝令其滾蛋：“狗眼看人低！你們要買票，老夫偏不賣，快滾，休污我門庭！”

可事情并未就此了結，到了選舉當天，那政客竟悄悄寄來四百元現金與一張選舉入場券，想借此蒙混過關。

辜鴻銘拆信怒目，冷笑數聲，隨即策馬乘快車南下天津。

翌日，他將四百元親手交予當時天津著名名妓“一枝花”，并留下一句話：“此金非我之恥，愿汝代我散盡浮名，救我清名。”

那政客聞訊大驚，氣急敗壞找上門來大罵不講信義，辜鴻銘怒不可遏，舉杖趕打，邊打邊罵：“臭錢能買你祖宗，我辜某豈是金錢奴仆？瞎了你的狗眼！”

一場風波，就此鬧得滿城皆知。

有人譏笑他瘋癲，有人私下敬佩其風骨，此后，“辜瘋子”之名不脛而走。

若說這拒賄風波還顯幾分儒者本色，辜鴻銘的小腳癖則更令世人難以理解。

民國風潮驟起，新女性倡導天足解放，女子剪短發、棄繡花鞋蔚然成風。

唯獨辜鴻銘對此頗為執拗，他的夫人淑姑便是一名典型的小腳女子，繡鞋盈盈，步履盈盈。

辜鴻銘對此情有獨鐘，常在私下對友人坦言：“小腳非陋習，乃東方女性柔美之極致，若棄此風骨，中華文化何以存其神韻？”

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他寫作時的怪癖。

每當文思枯竭，他便呼喚淑姑于案前脫去鞋襪，將一雙纖纖素足置于矮凳之上，他則一邊撫摩其足，一邊提筆揮毫，仿若得天地靈感相助。

他更曾作詩盛贊妻足：“小腳其美，美在其臭。”淑姑頗為知趣，三五日不洗足，以助夫君文思泉涌。

室友曾偷眼觀之，皆嘖嘖稱奇。

也正因如此，世人對他的“瘋”與“怪”之說愈演愈烈。

有人譏諷其思想守舊、行徑荒誕，也有人見其言行率真，心生佩服。

在北大，他更是桀驁難馴，敢罵慈禧，敢罵袁世凱，敢罵張之洞，連洋鬼子見之亦三分禮讓。

他常對學生講：“吾不懼辱名，懼辱文化，文化若亡，民族何存？”

正因此，盡管留著大辮，穿著長袍，行止古怪，然在文化自信這一點上，辜鴻銘堪稱民國時代的孤絕之光。

有人說他瘋，實則心醒；有人說他古，實則眼明。

當西風猛進、國人趨洋之際，若無人堅守文化之根，五千年文明恐將隨風飄散。

他一生翻譯《論語》《中庸》《大學》，讓西方人認識到中華文化之深邃，贏得“東方第一怪杰”的美譽。

正是這份文化赤子心，使得他即便被時代譏笑、被潮流排斥，依然昂首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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