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扶霞·鄧洛普
以下為采訪摘要
吃貫東西
中餐在世界上受歡迎嗎?答案是肯定的!
據統計,現在美國有約4萬多家中餐館,超過了麥當勞、漢堡王、肯德基的門店數量總和。早在2001年就有報告顯示,中餐已經成為英國人最喜愛的外國菜,65%的英國家庭擁有中式炒鍋。
但另一方面,中餐在海外的地位一直不算高,而且外國人津津樂道的中餐和中國人吃的中餐之間,似乎隔著一條鴻溝。中國人從沒有吃過左宗棠雞,外國人也通常不敢嘗試蔥燒海參。如何讓中餐更好地“走出去”?英國美食作家扶霞·鄧洛普的研究與寫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系。
△扶霞·鄧洛普
研究中餐30年,扶霞無數次地往返英國和中國之間,探索中國各地美食。5月底,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扶霞,她帶我們一起走進了后廚。
△扶霞·鄧洛普在后廚
扶霞用英文寫作,通過她的書和專欄文章,向西方世界介紹中餐,著有《魚翅與花椒》《尋味東西》《君幸食》等多部作品,此外她還出版了四本中國菜譜,包括川菜、湘菜、江南菜,和一本家常菜。
扶霞·鄧洛普:《粒粒皆辛苦》是一本很簡單的家常菜譜,里面收錄的都是大家熟悉又好做的菜,比如拍黃瓜、涼拌豆腐、腐乳炒空心菜,還有番茄炒雞蛋。我在書里特別強調了蔬菜的部分。中國有很多特別好吃的蔬菜,而這往往是大家容易忽略的。這本書出版后特別受歡迎。很多人在網上留言說,他們以前從來沒想到中國菜竟然可以做到:第一,很容易學會;第二,很經濟、不貴;第三,還很健康。
扶霞的美食著作在西方獲得廣泛贊譽,她曾四次獲得有“飲食界奧斯卡”之稱的詹姆斯·比爾德寫作大獎,她也被稱為“最懂中餐的西方人”。
△扶霞·鄧洛普的美食書籍
《君幸食》是扶霞最新的一本系統介紹中餐飲食文化的著作,這本書也被翻譯成了中文,扶霞給中文版取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名字,“君幸食”,這三個字來自馬王堆出土的漢代食器,“君幸食”、“君幸酒”的字樣,被刻在精美的漆制餐具上,意思是“請您吃好喝好”,完美地貼合了這本書的英文名“Invitation to a Banquet”——邀您參加一場盛宴。
不少西方人對中餐根深蒂固的偏見,恐怕中國人會覺得很難想象。在《君幸食》的序言中,扶霞就列舉了幾個這樣的例子:
“什么都吃”說明一個民族邋遢、變態或沒有希望;
比起牛排更愛吃豆腐,就是缺乏男子氣概的娘娘腔;
用油烹飪出的食物也必然油膩;
用味精就是投機取巧的吝嗇鬼;
把食物切得細碎,是為了讓其無法辨認,達到以次充好的目的;
中餐是窮人的食物,價格不應該昂貴。
扶霞·鄧洛普:我們有一個歷史背景,就是西方人常常覺得中國菜有點“可怕”。比如說,中國人吃蛇、吃雞腳……這些在他們看來是很難接受的食材。
在英國,當別人知道我是一個中國美食專家時,還是會有人好奇地問我,扶霞,你在中國吃過最討厭的東西是什么?我每次聽到這個問題,心里都會覺得有點奇怪。我在中國吃過那么多好吃的東西,你怎么偏要問我最討厭的呢?
外國人對中國菜的震驚,最早可以追溯到來華的歐洲商人和傳教士留下的記錄。扶霞在書中列舉:
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就不無厭惡地寫到中國人愛吃蛇肉和狗肉。
1736年,法國耶穌會歷史學家杜赫德描述奇異的中國菜“鹿鞭……熊掌……他們吃起貓啊、老鼠啊之類的動物也是毫不猶豫。”
甚至在不算遙遠的2002年,《每日郵報》的文章還將中餐斥為“全世界最具欺騙性的食物”。做中國菜的中國人,會吃蝙蝠、蛇、猴子、熊掌、燕窩、魚翅、鴨舌和雞爪”。
田川:您寫的《魚翅與花椒》這本書,為什么書名里會選魚翅?
扶霞·鄧洛普: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亞做演講,現場有一個人很生氣地說,你推廣中國美食,魚翅的問題你怎么解釋?
在西方,很多人強烈反對吃魚翅,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種不環保的做法。這個觀點我認為是對的——我們確實捕撈了太多鯊魚,導致許多鯊魚種類的數量急劇減少。但我也覺得,西方人有時候很容易批評魚翅,部分原因是我們不吃魚翅;其中,也摻雜著一些歷史上對中國文化的偏見,這讓我有些不舒服。
其實,美國人吃大量的牛肉,為了養牛,要砍伐大片原始森林來種黃豆等作物。這也是對環境非常嚴重的破壞。所以,環保問題并不是哪個國家獨有的,而是我們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大家都能承認自己的問題,一起面對它,而不是選擇去批評別人。
田川:對于西方人來講,是無法理解吃動物內臟或者是豬腳、雞爪這些部位的。您最初能接受嗎?
扶霞·鄧洛普:我剛到中國的時候,很愿意嘗試各種食物。特別是在四川的時候,火鍋里有很多“特別”的食材,比如鵝腸、毛肚、黃喉……說實話,那時候我覺得吃這些東西有點像是在吃塑料袋。并不是說它們難吃,而是我不明白,為什么要吃那些東西。
這個問題,我是過了很多年之后,才真正理解。每一個部位,其實都有它特殊的質地和口感,它的弊端、它的優點——怎么解決它的問題,又怎么把它做成最好吃的樣子?這其中蘊含著中國人對食材的理解,以及對飲食和烹飪的創意,我覺得是非常有思路、很有想法的。
扶霞與中國美食結緣,始于上世紀90年代,她成長在英國牛津,畢業于劍橋大學英國文學專業,1994年,扶霞獲得了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開始在四川大學交流學習一年,成都的美食很快俘獲了這個英國女孩的心。
△扶霞·鄧洛普 著《魚翅與花椒》封面
扶霞·鄧洛普:《魚翅與花椒》這本書的封面是當年在成都老街拍的,我特別熱愛成都的傳統生活方式。這張照片就很好地表達了我個人的研究方法,就是跟本地人聊天,從他們的日常中去理解這片土地的飲食文化。
很快我就不太上課了,我去成都街頭的一些小蒼蠅館子拿菜單,把它們帶到茶館,用詞典一個個翻譯,學習上面食材的名字,烹調方法。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我漸漸發現中國真的是一個烹飪王國。中國人真的懂吃,有著極其深厚而豐富的“吃文化”。我是一個很愿意學習新事物的人,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這個東西好吃,那我肯定要學會它,這就是我的態度。
成都的川菜給扶霞極大震撼的一個原因是,這和她從小在倫敦吃到的中國菜太不一樣了。扶霞在書中說,像她這樣1970年代在英國長大的孩子們,還有他們過去兩三代人,對中國菜都不陌生。二戰后,大量中國移民從香港涌來,創造出了以粵菜為基礎的英式中餐,在原料、調味、烹飪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做了本地化改造。要讓中國人來看,那些可能都算不上中餐。
扶霞·鄧洛普:我小時候接觸到的,基本上只有中國外賣。那時候賣的通常是很經濟、很好吃,也很簡單的中餐。比如說油炸肉丸,配上紅色的糖醋汁,還有炒面、炒飯之類的。
我第一次從中國回到英國以后,就經常和朋友一起去倫敦的中餐館吃飯。但那時候我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在倫敦唐人街的粵菜館里,通常有兩個菜單。一個是給英國人看的菜單,用英文寫的,上面有咕嚕肉、蛋炒飯之類的菜品。這些都是以粵菜為靈感,做法簡單的菜式,主要是為外國人準備的。而另一個菜單是中文的,才是真正的“寶藏菜單”,上面有很多特別好吃的東西,比如魚頭、鴨子、帶殼的大蝦等等。可是你不會中文,根本點不了那些菜。第二是很多西方人其實不知道怎么點中餐。當時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常常點的是套餐,但那個套餐的設計完全是按照西方人的口味來設計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餐。
中餐館為西方人提供特定菜單最重要的原因,是避免麻煩,如果給西方人端上中國人常吃的菜,他們不僅會抱怨帶骨的肉,帶殼的蝦,甚至會拒絕為他們認為“不能接受”的菜品付錢。
與當時的絕大多數英國人不同,扶霞在成都上學的時候,就已經深深愛上了吃地道川菜,她還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學習川菜烹飪技術,她也是那所學校的第一位外國學生。1996年扶霞回到倫敦,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對中餐的驚喜發現告訴大家,她開始籌劃寫一本英文川菜菜譜。
扶霞·鄧洛普:1996年,我把自己的計劃書寄給了幾家出版社,但它們都覺得中國地方風味菜系太專業了,英國人不會感興趣。可實際上,那時候我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因為從四川回英國以后,我經常給朋友做川菜,他們都覺得好吃得不得了。像鐘水餃、麻婆豆腐、魚香茄子、宮保雞丁這些菜,他們都很喜歡,我一點都沒有覺得他們接受不了這些味道。
五年后的2001年,扶霞的英文川菜菜譜終于出版。
扶霞·鄧洛普:我記得很清楚,第一個采訪我的記者,我給他帶了一點花椒,他從來沒吃過。
田川:他當時什么反應?
扶霞·鄧洛普:他覺得花椒很有意思,因為我教他怎么吃,拿一顆放在嘴里,嚼三下,吐出來,等一會兒再感受那個麻的感覺。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下子吃太多是可怕的。
我自己第一次吃到花椒的時候,也有點擔心、還有點害怕。我甚至懷疑它是不是有毒,因為我的嘴巴像被麻醉了一樣,感覺很不舒服。但現在,川菜在全國、甚至全球都越來越受歡迎。所以如今很多的英國人,都知道花椒是什么。
從廚房看中國
中餐館在海外快速發展的勢頭,在2020年遭遇重大打擊,新冠疫情初期,海外曾一度出現針對亞裔群體的種族歧視現象,中餐館也連帶受到抵制。
扶霞·鄧洛普:新冠剛開始的時候,因為疫情首先出現在武漢,所以很多西方人就覺得這是“中國的問題”。當時有不少人說,中餐館很危險,最好不要去。這對我們在英國的華人社區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唐人街的餐館門可羅雀,幾乎沒有人去,這種說法當然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我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廣播節目的討論,我真的很吃驚,因為主持人在節目中說出了非常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話。他們甚至公開表示,覺得“避開中餐館是合理的”。那次節目是直播的,我毫不猶豫地反駁了他們。
疫情期間,扶霞經常在倫敦家里做中國菜,并把照片分享在她的社交媒體上。因為疫情,扶霞三年半沒來中國,那是她與中餐結緣這三十年來,最長的一次分離。
△扶霞·鄧洛普社交媒體分享圖片
扶霞·鄧洛普:我一直用做菜的方式來建立一種連結,特別是在過節的時候。比如臘月二十三,我會拜灶王爺;端午節,我會包粽子、吃咸鴨蛋;春天的時候,我會自己做春餅、春卷;過年的時候,我也會做年夜飯。對我來說這是很重做的。
我覺得,如果因為一些我們無法控制的情況,讓彼此被迫分隔,那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重新建立聯系。所以文化交流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更為重要。
扶霞的飲食文化溝通是雙向的,向世界推介中餐的同時,她也希望帶中國朋友品嘗地道的西餐。
扶霞·鄧洛普:其實,很多中國人對西餐也存在不小的偏見。比如我和一些對西方飲食了解不多的中國人交流時,他們常常會說:“西方人不就是吃漢堡、三明治嗎?”還有不少人跟我反復說,覺得西餐太簡單、太單調了。所以,偏見并不是單方面的,彼此之間其實都有誤解。
田川:我在英國留學多年,如果有人問我有什么好吃的,我能想到的也只有炸魚薯條。
扶霞·鄧洛普:中國人經常批評英國菜,說太簡單。這個觀點我不能完全反對,但我反對的是那種瞧不起英國菜的態度。英國其實也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比如我們的派,里面放一點小牛肉,非常美味;還有我們的甜點和蛋糕,也都很有特色。還有我們的食材本身就很棒,比如牛肉、三文魚等等。
田川:英國人吃東西有些很有趣的搭配,比如吃豬肉要配蘋果醬。開始我不能理解,后來才體會到蘋果醬可以提味,也能解膩。還有英國的酵母醬,我真的無法接受。
扶霞·鄧洛普:我特別喜歡吃酵母醬。它最好的搭配是要先烤一片吐司,刷上一層黃油,再抹上一點點酵母醬,最后在上面放一個煎雞蛋,用刀叉吃,特別好吃!因為那個醬味道很咸,有點像醬油,不能單獨吃太多。但如果跟雞蛋搭配在一起,味道就特別棒。
田川:這也是食物的魅力,找對了搭配和食用的方式,它一下就會變成美食。
扶霞·鄧洛普:我給你講一個小故事。有一次我和一位英國很有名的美食記者一起參加一個電視節目。當時,我正在談豆腐乳,所以我在小盤子里裝了幾塊擺在那。我本人特別喜歡豆腐乳,特別是配粥,炒空心菜、炒菠菜都非常好吃。我一邊講一邊介紹吃法,可他根本沒聽我的講解,直接拿起一塊豆腐乳就放進嘴里,結果就是他都吐出來了,因為太咸了。這就像你剛才說的,有些東西不知道怎么吃。
田川:真的是一個災難。
扶霞在書中寫過一次帶中國朋友吃西餐的經歷,給她的思想帶來很大震撼。那是在2004年,她的幾位朋友都是專業的川菜大廚,但沒有什么吃西餐的經驗。
扶霞·鄧洛普:我通過一個朋友,預訂了當時美國最難訂的一家飯館——“法國洗衣房”(The French Laundry)。那時候它被評為美國最高級、評分最高的餐廳。吃那頓晚餐出了不少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訂到的時間是晚上九點半,而中國人習慣晚上六點多吃飯。
他們到了餐廳的時候已經餓了,心情也不太好了,我們這才開始吃。而且這是一套完整的套餐,持續了三個小時。整頓飯下來有很多菜他們沒吃過,也有些實在接受不了。比如半生的羊肉,帶點血水的那種,他們覺得根本吃不下去。還有歐洲風味的橄欖,他們不習慣;奶制品也不是很喜歡。最后幾道菜都是甜的,他們覺得很膩。我覺得那頓飯是我一輩子最有趣的經歷之一。
很多西方人總覺得中餐難以接受,很奇怪,覺得“我們西餐才是正常的”。可如果你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其實情況完全一樣,他們也會覺得西餐很難接受,很奇怪。這次經歷讓我對文化交流的理解有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扶霞·鄧洛普
扶霞·鄧洛普:我們都會很自然地覺得,自己的文化才是“正常的”,才是“對的”,這是我們從小習慣的文化。而別的文化,只要和我們不一樣,就會被看作是“奇怪的”。可是如果你超越了自己文化的邊界,就會發現,生命可以變得更豐富、更復雜,也更有層次!
我是通過研究中國美食,認識了很多非常好的人。我也因此有機會去到很多博物館,開始欣賞中國的文學、歷史、藝術和園林。我的起點就是“吃”,也正是通過這個入口,我走進了中國的文化,走進了中國的很多地方。
△扶霞·鄧洛普在后廚
扶霞·鄧洛普: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最多樣化的飲食文化,但相關的英文資料卻遠遠不夠。所以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想寫一些菜譜,也想寫一些關于中國飲食背后的文化書籍。
我研究中國美食已經三十年了,但每次去到一個新的地方,都會遇到新的食材、新的做法、新的味道。這讓我很驚訝,過了這么多年,依然還有那么多新的東西等著去發現。
很多中國人會覺得,一個劍橋大學畢業的人,居然去烹飪學校學做菜,這好像有點“不正常”。因為在中國,文人和廚師往往被分得很開,甚至有點瞧不起廚師這個職業。可我并不這么看,中國人那么熱愛美食、那么重視飲食文化,應該把廚師作為文人看。在我看來,做飯和做學問沒有沖突。我既是一個文化研究者,也是一個廚子,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田川:您以后會介紹一些西方美食給中國讀者嗎?
扶霞·鄧洛普:我不是研究西餐的專家,我只是一個英國人。我可以吃英國菜,但我并不了解英國菜背后的歷史和文化。所以這點其實挺獨特的——我是一個英國人,卻成了研究中國菜的專家。可要我來給中國人介紹西餐?那我還真沒辦法。在西餐面前,我只是英國的一個老百姓,沒有什么特別的研究。
制作人:張燕
編導:沈爽
編輯:Gy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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