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于晚唐之后藩鎮(zhèn)割據(jù)的禍亂,趙宋王朝在立國之初便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國策,倡導(dǎo)文化、褒獎文藝,終宋之世而不移,以三百余年的積累,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文治盛世”,尤以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辛棄疾、陸游的成就最為卓著。然而,正是這批文化精英,卻并不擁戴“崇文抑武”的主張。這是怎么回事?
《宋史》中劉摯誡子孫曰:“士當(dāng)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器識”即“志道弘毅”的責(zé)任感;“士”指文化人中有社會擔(dān)當(dāng)?shù)木ⅲ弧拔娜恕眲t指文化人中富于才情而“以文自名”(歐陽修)、“止為文章”(司馬光)的另一部分精英。在劉摯這位北宋名相看來,文化人當(dāng)以“士”為重,以“器識”為本,“文藝”只能作為余事;如果本末倒置,把“文藝”作為本事而淪為“文人”,那是“不足觀”的。
其實,比劉摯更早更清楚地論證這個問題的,是宋代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在《新唐書·文藝傳》序中,他明確指出:“夫子之門,以文學(xué)為下科”;而君子“自能以功業(yè)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這并不是說文藝不重要,而是在諸多重要的事件中居于最下;“功業(yè)行實”則是將“器識”付諸社會實踐;“立言”則專指文藝創(chuàng)作。歐陽修有個學(xué)生名叫徐無黨,以古文詩詞見稱于人,試禮部得高第,一時聲名大噪,但歐陽修則頗以此為憂,告訴他:“欲摧其(文藝)盛氣而勉其思(器識)也”“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修身立德也好,施事立功也好,器識為先也好,功業(yè)行實也好,一言以蔽之便是“忠義”。器識為先,是忠義的“修于身”;功業(yè)行實,是忠義的“施于事”。在《新唐書》列傳中,忠義被排在類傳的第一,“忠義”之后才是“卓行”“孝友”“文藝”等。這是歐陽修的一大創(chuàng)舉,無論在之前還是此后的國史中都是沒有的。歷代國史的類傳,通常都是把循吏、儒學(xué)、文藝排在前面,而把忠義、孝友、游俠、列女、貨殖等排在后面。這當(dāng)是遵循了“士為四民之首”的次序,因為前者多為讀書人,后者中則更多不讀書人。
歐陽修對類傳次序的變動,絕不是隨機(jī)的、無意識的,而是自覺地倡導(dǎo)“忠義”,庶使文化,尤其是文藝的發(fā)展不致因“抑武”而忽視“忠義”。他的這一用意,曾公亮在《進(jìn)新唐書表》中直言不諱:《新唐書》不僅把《舊唐書》排在第五的忠義移到第一,更增加了《舊唐書》中所沒有的奸臣、叛臣、逆臣列傳,是在提醒沉迷于“文治盛世”歌舞升平中的宋代讀者,不忘《春秋》義例的“忠奸順逆”,而切不可以“五王之功業(yè)”不及附逆的“少保之筆精墨妙”(米芾)。
在《新五代史》中,歐陽修更增加了“死節(jié)”“死事”“一行”諸傳,其性質(zhì)同于“忠義”,而且也排在列傳的最前面。其中提到的人物,沒有一個是地位名聲顯赫的文化人,而率皆“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且多“出于軍卒”。反觀“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fù)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則“武”之不可一概以“抑”而“文”之不可“抑武”以“崇”,再也清楚不過。
過去,謝稚柳先生給我講“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的俗語,認(rèn)為不可簡單地認(rèn)為是在推重秀才諷刺兵;結(jié)合“仗義每多屠狗輩,負(fù)心多是讀書人”的另一句俗語,它另有秀才多“迂誕浮華”而“不涉世務(wù)”、兵卻能踏踏實實地動手做事的意思——與歐陽修的認(rèn)識不謀而合。
不可簡單“抑武”的觀點(diǎn),在蘇洵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中也有充分的分析:“武”的危害,根本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缺失了忠義的引導(dǎo)。唐王朝的覆滅,固然是因為藩鎮(zhèn)的武力;但唐王朝能平定安史之亂而中興,不也是因為藩鎮(zhèn)的武力嗎?同樣,文化,尤其是文藝要想真正造福社會,光有“文”也是不夠的,只有在忠義引導(dǎo)之下的“崇文”,才有可能“盡善盡美”。否則的話,縱“文章麗矣,言語工矣”,其實也是如“草木榮華之飄風(fēng),鳥獸好音之過耳”般“不可恃也蓋如此”(《送徐無黨南歸序》)。唯有在“尚義”的前提下“崇文”,然后能“闡繹優(yōu)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于善,故可貴也”(《新唐書·文藝傳》序)。
歐陽修的時代,北宋社會正處于天下承平的階段,髫髻之童但習(xí)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無論朝野、不分賢愚,人們大多沉迷于婉約優(yōu)美的文藝風(fēng)氣之中,這導(dǎo)致國民意志薄弱、朝廷官員萎靡。歐陽修出身苦寒,從小受母親的教育,深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其時豐衣足食,雖無內(nèi)憂,這當(dāng)然歸功于“崇文”的國策;但割地賠款,外患始終是相當(dāng)嚴(yán)重的,這又不容置疑地歸咎于“抑武”的國策。有鑒于此,他自覺地呼吁“尚義”,蓋欲“治世于未病”實已“初病”。
范文瀾曾說,我國歷史上以文化人而講究氣節(jié),自北宋始,而以范仲淹、歐陽修、尹師魯為之先驅(qū)。這是指三人的功業(yè)行實而言,不分軒輊,而以范氏為更勝;單論立言倡說,則以歐公為最力。影響所被,同時及后世的士人,無不是“儒者也”“大抵以為武人”的“忠義貫日月”,無論文藝的成就如何卓著,絕沒有一個是以文藝沾沾自炫的,而莫不著眼于忠義的器識與功業(yè)。
曾鞏為其祖父曾致堯的詩文集作序,集之類次,都為詩賦書奏共十卷,序卻將文藝性質(zhì)的詩賦一筆帶過,幾乎傾全部的筆墨用于介紹乃祖的書奏,彰顯其功業(yè)行實的器識,而不欲其以“文人”見稱于后世;司馬光撰“通鑒”以“資治”,于文化人只載有器識和功業(yè)者,而不載“文人”,以致引起不少“以文自名”者的不滿和質(zhì)疑,他卻堅定不移;青年蘇軾自述人生的志向,達(dá)則周公、窮則孔子,而絕不以詩文自許;即使詩文,也絕不僅止于文秀婉約,更以雄放豪邁為人所稱道。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的文章,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無非是《醉翁亭記》《秋聲賦》《赤壁賦》《超然臺記》等,甚至將它們與晚明的“小品文”相提并論。且不論這些“純文學(xué)”的散文中無不包含有忠義的“微言大義”而絕非“止為文章”,他們的《志林》《大臣論》《策略》《策斷》《練軍實》《教戰(zhàn)守策》等,我們又熟悉多少?這類文章,又豈是“小品”作家們所能望其項背?而不熟悉這類文章、不明白北宋古文與晚明小品之間的判然殊途,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的認(rèn)識,實在是買櫝還珠了。
進(jìn)入南宋,靖康之恥的慘痛事實,“還我河山”的精忠吶喊,使歐陽修“尚義弘文”的思想進(jìn)一步成為有志之士的共識,辛棄疾、張元幹、張孝祥、陸游等人的慷慨悲歌,誠所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yīng)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終于,在文天祥的《正氣歌》聲中,伴隨著趙宋王朝的壽終正寢,“尚義弘文”的主題正聲也被絕唱到了最強(qiáng)音!
原標(biāo)題:《文藝何以為“余事”》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為新華社概念圖
來源:作者: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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