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小說

科幻小說在中國的誕生與眾不同，盡管這一文類本身的起源是通過翻譯的西方舶來品， 但中國出版界采用“科學小說”一詞來指代特定小說體裁范疇（1904），這一現象實際上早于英文出版界。在中國，科學小說一詞最早用于描述梁啟超 《新小說》雜志目錄中的一部小說，該雜志于1902年11月首次在日本刊印。與大多數文類標簽一樣，這一術語與其說屬于分類學衍生的范疇，不如說是為了新興城市出版業營銷便利所創設的標簽，而且這一文類與其他文類之間有相當大的重疊，特別是幻想小說、旅行敘事和未來烏托邦小說。“科幻小說”這個類別在西方出現之前，便已經可以算是中國一個具體的出版類別，盡管它以翻譯西方作品為主。科學小說這個詞，本身是兩個源自日本的新詞組合。“科學（kagaku）”一詞逐漸取代了格致，即“格物致知”，也就是中文中“科學”的對等詞語。詞匯的變遷也標志著認識論上的轉變，從宋明理學實證主義轉向以分類和可實驗驗證的數據來作為物質世界的知識基礎。與此同時，散文范疇內的“小說”也開始取代詩歌，成為社會政治批判的主要寫作方式。因此，中文最早將“science　fiction”譯為“科學小說”，實則概括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兩大主要發展——西方科學的引進和小說重要性的不斷提高。

其他雜志也很快仿效，將科學小說作為文類標簽印刷在熱門連載小說雜志的目錄和頭版故事標題旁邊。最初被定位為科學小說的作品，包括對英文作品的翻譯和創造性改編，比如儒勒·凡爾納的冒險故事或卡米伊·弗拉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的《世界末日》（La fin du monde，1893；中譯為《世界末日記》，1903）。清末，在小說這一廣義的散文類別中，出現了文類標簽名稱的爆炸式增長，它們都明顯忠實于大眾教育和民族復興事業。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梁啟超列舉了十種小說類型：歷史小說；政治小說；哲理科學小說；軍事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寫情小說；語怪小說；札記體小說；傳奇體小說（Wu Xianya，43）。梁啟超特別受到政治小說的啟發，他認為這是推動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日本等國現代化和政治實力提升的驅動力，并在別處提出文學有能力將讀者提升到與其所閱讀的虛構英雄的同等水平高度（Lee，146-147）。在出版中，一些其他文類標簽出現在《月月小說》這樣的小說連載雜志的目錄標題上，包括虛無小說、理想小說、哲理小說、社會小說、國民小說、滑稽小說和短篇小說。盡管這些類別的區分可能顯得很具體，但在清末中國紛亂的知識地帶，這些類別之間的敘事和形式的差別卻并不那么顯而易見。

清末政治危機

20世紀初，中國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戰敗，結束了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就是“中央王國”的看法，中國不再是世界秩序的中心， 而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區實際上受到外國控制。一場持久的政治和認識論意識危機，見證了最后殘余的政治合法性從財政和軍事方面愚昧的清政府手中滑落。中國無法擊退外國的入侵；儒家思想、科舉制度、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組織理論，以及對世界秩序和中國在其中地位的理解，都被動搖了核心。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 帶來的長期影響，又因日本在甲午戰爭（1894—1895）中獲勝后的政治紛爭而加劇。百日維新（1898）的失敗、之后緊接著發生的義和團運動（1899—1900），以及隨之而來中國被迫接受賠款條約，這些證實了面對外國入侵時多重因素共同決定的政治破產。在這一系列國內外政治失敗之后，中國的思想體系突然顯得不甚完備，與現代全球政治格格不入。人們對傳統哲學的信心漸弱，認為必須同時掌握科學的實踐和精神，因為這才是使西方進步的原因（Kwok，6）。這種危機感是如此強烈，以致湖南知府痛心道：“殆不國矣。”（轉引自Murthy，56）接二連三的危機使人民得出這樣的結論：投入研究西方科學對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來說將會變得至關重要（Reardon?Anderson，9）。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緊接著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以及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再次說明，除了政治和物質改革之外，中國社會本身也需要根本性的重組（Kwok，8）。

受權刊發，本文選自《清末想象：中國科幻小說的興起》，[美]藹孫那檀 著，王丁丁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社會政治重組的必要性是數十載改革困境斗爭的一部分：許多人認為，為了避免滅亡的災厄，中國必須以一種深刻而激進的方式來改造自己，以致和知識分子最初打算守護的對象之間存在著一定距離。朝貢體系的瓦解，標志著中國失去了亞洲世界的中心地位，也代表著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現。隨著歐洲新興工業生產網絡以及相關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網絡的出現，急劇變化的全球環境中產生了一套全新的體制結構和關系，于是“中央王國”突然成了“邊緣王國”。清末的改革危機，導致了長期以來對科學和文學研究方法的根本轉變。

兩個關鍵問題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歐洲科學的接觸和明朝與晚清其他時期區別開來：

第一，直到清朝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戰敗，洋務思想以西方思想和技術起源于中國為由，為引進西方思想和技術辯護的論調或多或少還能站得住腳，而直到19世紀最后十年，西方科學才真正受到重視（Wright 1996，2）。在科學研究領域，人們常常誤認為歐洲具有優越的物質優勢，但這其實直到工業革命后才出現。中華文明在近半個世紀，經歷了一個吸收外來認識論并同時重新審視本土傳統的過程。甲午戰爭結束后，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不管為達到這一目的需要多少思想技巧，采用歐洲科學技術都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在軍事軍備領域。這種共識促成了觀念的轉變：這個國家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不管人們對科學技術有什么疑慮，運用科學技術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第二，在19世紀末以前，皇室嚴密地保存著歐洲傳教士帶來的新知識，確保這些信息始終屬于皇權領域的一部分，并用于展示君權和神權之間關系的儀式；這些知識沒有被普及，也沒有迫切需要這么做。在歐洲工業革命中，技術知識的普及源于大規模生產過程中對更多專門知識的物質需要——科學教育的普及不是為了其本身，而是為了工業資本的既得利益。而在中國，最初科學知識并沒有被普及，直到當地的國家/帝國利益顯然無法維持，才開展這樣的實踐嘗試。

科學和帝國

幾個世紀以來，進入中國的西方科學往往掌握在耶穌會傳教士手中，這注定成為對皇權產生重要政治影響的工具。自明末起，耶穌會數學家在幫助宮廷數學家糾正測量和制圖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明清統治者很快把科學和宗教區分開來，并且善于把原本象征教皇和（基督教）神權的東西轉變成中國（帝王）神權的象征。17世紀初，耶穌會士向中國介紹了格里歷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宇宙預測模型，在維護皇權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分享數學預測能力、各門科學和實驗可證的數據，同時提出宇宙是神圣造物主的產物，而只有基督教才能理解人類與造物主之間的關系。17世紀初，第一次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發現，他們在明清宮廷中的被接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天文學和地圖學知識，以及歷法的精確性。耶穌會影響的興衰與清朝的命運息息相關。清廷對耶穌會士的恩惠，導致非滿族文人不滿（Elman 2006，63-149）。這些因素限制了耶穌會士的影響范圍，也相應地限制了科學知識的普及。

對于明清兩個朝代來說，對天文學、地圖學和測量學知識的興趣，取決于它們作為帝國工具的潛在用途，特別是在界定君權與天人關系的農業儀式方面和界定地理疆域的制圖學工作方面。預測與農業生產和不規律天文事件有關的周期性事件的能力，受到朝廷的嚴密監管，并被用作君權神授的依據（Elman 2006，15-35）。利瑪竇等傳教士認為，歐幾里得數學等原理的引入，“將使中國人準備好接受基督教的更高真理”，但清朝知識分子善于將耶穌會士們傳授的數學、天文學和制圖學技術的科學內容與基督教內容分離（Elman 2006，26，107）。利瑪竇的鐘表、地圖和地球儀幫助其獲得在廣州西部開辦教會的許可，他嘗試著逐步北上北京，而他帶來的西洋鐘表很快取代了中國本土的計時設備。這些技術優勢的展示是為了向朝廷顯示歐洲技術和精神文明優勢（Landes，40-45）。這樣看來，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實際目的，是為了吸引新的基督教信徒，擴大教會的影響。科學就像宗教或利劍一樣，都是帝國擴張的工具。鐘表裝置是利瑪竇軟實力武裝的一部分。

隨著鐘表開始體現出對中國自尊心的蔑視，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在包括計時技術在內的眾多領域中，為曾經明顯優于歐洲的技術尋找中國起源。中國學者認為，西方鐘表起源于中國的水鐘，這種方法后來在中國工匠中失傳。其他人則認為，時鐘只是玩物，沒有真正的思想或實際用途。盡管有這些為自己目的而辯稱的言辭，但在19世紀初，“鐘表是中國人愿意為之付錢的少數西洋制品之一”，也是為數不多中國商人有興趣用高價茶葉和瓷器等商品來交換的制品之一，這些貴重的中國商品給大英帝國帶來巨大的貿易赤字，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Landes，46-50）。鐘表、天文方法和測量技術的引進，被交易雙方理解為帝國的工具。中國君主對科學產生興趣，是為了利用科學的預測能力，通過引用自然世界的表達來重申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不同于此前的時代，19世紀的轉變在于人們確實感覺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優越，從而適當地反映出要求普及的意愿。19世紀末，西方科學的優越性日益變得不可否認， 再加上達爾文演化理論的社會影響，不僅給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帶來了挑戰，同時也對中國的宇宙觀和自然觀框架產生了影響。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18世紀之后，英法之間和它們與中國之間的科技差距日益擴大。這一現象體現在一些方面，包括：耶穌會反對將牛頓微積分納入他們的數學體系，中國耶穌會士和歐洲耶穌會士之間的信息差，教皇眼中耶穌會秩序地位的下降，以及康熙年間開始的內收政策（Elman 2006，169，183-189）。“直到太平天國運動年間，通過福州船政局的法國工程師和江南制造總局的英國機械工人，英法兩國在物理學和工程學界經歷的牛頓革命才傳到中國。”（244）耶穌會士對牛頓物理學的“糊涂”和清朝的內轉向，同時阻礙了中國適應引發歐洲工業革命的工程和技術知識。

與此同時，18世紀中國數學和醫學經典復興，對外來知識體系的興趣減弱。在熟悉的帝國建設過程中，清朝統治者監督著收集和吸收前朝歷史、文學和科學成果的工程。對于清朝來說，這一努力往往需要一個重建和提煉的過程，試圖從宋代理學學術傳統中分辨漢代和漢代以前的文本（Elman 2006， 225-280）。這些恢復性的努力最終導致了洋務運動，主張歐洲技術和科學方法起源于中國。在1860—1895年間，這一盛行的思想潮流表現得最為強烈。這一論點在安撫中國敗于歐洲列強之手時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如一些人所爭辯的那樣，解釋了為什么采用所謂的“洋務”是可以接受的。這一說法處于思想和政治矛盾的中心——為了作為一個民族而生存，中國必須放棄定義它自身的認識論體系；或者換言之，為了擊退西方侵略者，中國將不得不采納西方世界觀中極大的一部分。贊成引進西方技術的論述經常訴諸這一觀念，盡管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出于真正的信念，還是出于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這一思想來源于對一系列歐洲殖民侵略后慘敗的回應，用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話來說，“國內外知識體系的關系，一直是決定現代中國思想走向最持久的問題之一”（Huters 2005，23）。

汪暉在《“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1995）一文中認為，工具主義傾向關注功能和進步，對追求知識本身的理想主義興趣不大，這定義了中國帝制晚期的科學研究方法。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學家們，尤其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一直在接觸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神學。同時，他們也在不斷地重新評估自己的傳統，試圖揭開傳入宋代學者之手前的漢學“真諦”。時至康雍乾盛世，當時的人們對中國數學再次萌生興趣，同時重新審視了朱熹理學的普遍原理。19世紀末，中國語境中的“科學”開啟了術語和意識形態的轉型。起初，“science”一詞的翻譯和理解借鑒了對《大學》 詞匯和哲學取向的理學闡釋。“格致”“格物”“窮理之學”和“格物致知”等概念都強調個人經驗和認知的重要性。格致是個體修身和認知的內在過程，從對知識的主觀理解出發，進而獲得把握普遍秩序的能力（Wang Hui，2-14；Qiu Ruohong，63-67；Meng，13-17）。最初，中國人在理解歐洲科學時，試圖用理學術語來框定西方科學。與之平行的趨勢則是文獻學轉向，人們對宋代考據研究進行重新評估，試圖從宋代及之后出現的訓詁傳統中恢復古代中國的考據傳統（Elman　1984）。這種翻譯方式的余韻保留至今：中國的“物理”一詞即為“格物窮理”的縮略，意為“研究事物，探究原理”，出自《大學》的同一章節（Kioka and Suzuki，35-51）。

19世紀的大西洋貿易網絡，比起金融和資本積累方面，在擴大歐洲有限土地和能源供應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17—19世紀的歐洲，實際上包括歐洲、美洲和非洲殖民地（Pomeranz，23-24，264-297）。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歐洲帝國的擴張密不可分。范發迪（Fa?ti　Fan）指出，在中國沿海殖民地租借區，各種利益集團、審美原則、園藝實踐、自然歷史、民間知識和漢學之間的協商互動，幫助推動了19世紀下半葉起英國自然史作為“科學帝國主義”的發展，并提出這是一種“科學和帝國主義計劃之間的共生關系，甚至是必要關系”（Fan，4；另見Secord，37）。自16世紀起，歐洲的地理探索和科學知識的擴充往往相互依賴。科學機構在傳播“全球范圍內前所未有的能源、人力和資本”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Brockway，6）。與經濟作物相關的植物學知識，幫助殖民地企業家建立了新的種植園，為其成功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知識，從而有助于帝國的擴張。橡膠和金雞納（用于制造奎寧）是兩個關鍵產品，從一個殖民地移植到另一個殖民地，在歐洲向南亞、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地區的滲透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兩種產品都是必要的戰爭原材料。在熱帶殖民地，以物質和知識為導向的資本遇到相對豐富的勞動力，對企業家來說成本很低，于是導致了各種形式的奴役和剝削。

全球商業網絡利用對本土知識的廣泛獲取，以及對當地的觀測，從而建立對天文學和萬有引力等不同領域的普遍認知，試圖對自然世界進行分類，也促進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建立。達爾文關于自然選擇的研究正是由全球性合作者網絡促成的，起先通過郵政系統、輪船和印刷技術，后來通過電報（Secord，32-37）。商船不僅運載貨物；他們還運送致力于知識生產的人，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船上的商人本身也參與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Delbourgo and Dew，7）。換言之，對世界科學認知的擴展、大西洋和亞洲貿易網絡的擴大，以及帝國的擴張，是同步發生、相輔相成的，這些過程往往發生在同一艘遠洋船上，或者在同一個殖民地前哨。這些發展是殖民地管理者和當地合作者共謀的結果。認識到這些思想和物質交流的互惠性質，才有機會超越沖擊-反饋和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從全球關系的角度理解歷史（Fa?ti Fan，5）。

殖民現代性

中國科幻小說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語境化處理，或許最適合以白露（Tani Barlow）所謂“殖民現代性”的角度觀之。這個重要的批評框架可以用來探究20世紀初歐洲殖民主義擴張所帶來的思想文化趨勢和物質文化的跨國交流。這種啟發性的觀點闡明了地方發展與全球交流之間的關系，承認殖民主義對這些交流的普遍影響。白露提出：

“殖民現代性”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思辨框架，用于研究無限普遍的話語權力，它們在關鍵點上越來越多地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沖動聯系在一起。因為這關乎一種提出歷史問題的方式，有關于我們的共同存在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殖民現代性也可以表明歷史背景不是一個確定的、基本的或離散的單位——比如民族國家、發展階段或文明——而是一個復雜的關系場或線程的物質連接，在時空中成倍增加，可以從特定地點進行觀測調查。（Barlow，6）

對殖民現代性的批判揭示了殖民地背景建立后出現的經濟和知識關系的不平衡地帶，以及這些交流所產生的文化混雜現象。

在全球政治領域中給中國的地位貼上標簽絕非易事，尤其是在承認上海等港口城市文化獨特性的方式上，這些城市發現自己已然處于殖民現代性的先遣位置。雖然與全球貿易有關的沿海城市被納入了歐洲殖民計劃，但中國內地的大部分地區仍在中國本土的統治之下。孟悅指出，在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1989）中，人們可能會將上海視為一個邊緣城市，為歐洲中心提供勞動力和資源。孟悅認為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會將上海標記為全球“資本帝國”中的“節點”。作為對比，孟悅認為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濱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和川勝平太（Kawakatsu Heita，1991）或濮德培（Peter Perdue，2005）對亞洲導向的世界經濟的不同觀點，可能會強調上海在許多方面是全球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別是在歐洲和日本崛起之前、帝制晚期的中國與中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方面，最后得出結論，“上海介于半殖民地和世界主義之間”（Meng，viii-xi）。

殖民現代性是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復雜關系網絡，它對清末中國沿海城市特有的思想文化趨勢和物質文化跨國作出了一系列兼收并蓄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應。劉禾（Lydia Liu）和汪暉都非常關注這一問題：在將個人主義、科學、文學和現代性等概念譯入漢語詞匯的過程中，體現出了這種不平衡性。殖民現代性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其特點是帝國擴張、殖民存在及其伴隨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話語的跨國交流，這些導致各地爆發出形形色色不同的反應，但它們往往具有相似的核心特征。這些反應反過來又受到不斷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程度的財富和教育水平、相互沖突和偶爾對立的意識形態和哲學方法的制約，在許多情況下也產生了創造性的誤解、誤讀和藝術創作。

帝國、科學和推動帝國擴張的虛構想象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亞洲和美洲為科學研究提供了物質資源和網絡，在現代歐洲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只有在歐洲享有獲得海外資源的特權背景下，才創造出19世紀的巨大變革”（Pomeranz，4）。歐洲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塑造者”（Pomeranz，10）；20世紀現代性的地緣政治變遷雖然不平等，但也是相互作用的過程。

西方科學技術被挪用和本土化的方式是多方面的，正如中國本土文化和生活被改造、重新想象和重新創造的方式一樣。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補充認為，這次相遇所帶來的轉變絕非單方面的：“然而，使用［中國人‘對西方的反應’］這一說法的危險之處在于，它傾向于表明這一過程中‘西方’思想對本土思想的取代是線性的；中國人在思想上扮演了被動的角色。”（Furth　2002，15）

歐洲軍事霸權的挑戰無疑刺激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但其反應遠比二元對立的問題要復雜得多。換言之，殖民現代性促成了一整套語言、象征和文化實踐，它們可用于形成對自我和社會的看法。這些通常包括東方主義話語的內化或重復，也包括有意識和無意識下進行的挪用、抵抗、顛覆和過濾策略，它們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同樣，由此產生的短期和長期結果已被證明比簡單的替代或綜合要復雜得多。由此可以想象，現代性的共同表達和個體的表達一樣多，甚或更多。作為一種社會偶然現象，殖民現代性的本土表達往往是圍繞著共同經驗或理解而構建的；然而，它們既不是本質化的，也不是普遍性的。我們從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共同經歷的現代化、城市化以及對西方化的反應中所看到的平行和交叉現象，決不能掩蓋這些國家在遭遇這些力量時的巨大歷史差異和個體差異。

殖民現代性是帝國擴張背景下邊緣與邊緣相遇的混合產物。哈特和奈格里將帝國定義為在邊緣地區行使的虛擬控制力，它干預了“系統的崩潰”（38-39）。我認為，正是在這些邊緣地區，帝國以持續性殖民秩序的形式而存在，其影響力最為直接。對于中國來說，帝國形式也已經呈現出哈特和內格里所認為的當代科技帝國注定要具有的擴散性特征，即通過國際條約來執行權力。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軍事失敗，從歷史上來說是相對短暫的，但其持續性后果——香港和其他條約口岸的“租約”和臺灣被占領——被認為是戰爭的長期影響，產生了知識和技術的混雜交流，尤其是在20世紀之交的上海。孟悅認為，上海是一個介于“重疊領土”和“重疊時間”之間的空間，其崛起在許多方面得益于大清帝國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失敗（Meng，vii-xxix）。

西方科學傳入中國，與歐洲和日本帝國的崛起密不可分。在甲午戰爭前耶穌會士與明清宮廷的交往中，中國首次涉足科普出版、新材料商品的生產和分銷、科學技術的圖像呈現和科學機構的創建，在這個過程中，帝國是一個無處不在、令人煩惱的存在。科學、文明、技術、帝國、西方等術語，以及公民參與、政治參與、進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概念，通常被理解為“舶來品”，各種相互關聯的概念重疊交錯。這些關聯概念圍繞著民族危亡的話語核心，以及彼此之間相輔相成的民族救亡的詞匯。西方科學和科學小說一樣，應被理解為一個有助于生產東方主義話語并由東方主義話語產生的知識體系。借用邵勤的話，我考察了“在西方，科學主要是由工業發展、商業利潤、軍事征服和知識好奇心所驅動，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科學則被帝國主義‘合法化’。它成為衡量個體在現代世界秩序中實力和成功的標準”（Qin Shao，694）。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反過來又是一系列制度形成的產物，這些制度是帝國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助于鞏固東方主義的本體論主張。如薩義德所述，現代科學是從殖民主義物質現實中產生的意識形態武器庫中的一把利刃。

本文節選自《清末想象：中國科幻小說的興起》一書“導言：殖民現代性和中國科幻小說“。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