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玉亮 中華書局

來源：藏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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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因學歷所限，本科畢業的張玉亮沒能在古籍社里覓得編輯崗位。他從編務干起，在日常工作中不斷學習，慢慢成長，終于有機會擔任項目責編。在之后的職業道路上，張玉亮經歷了“跳槽”、編輯部撤銷等一系列變動，如今擔任中華書局學術期刊編輯部負責人的他，雖然看似離古籍越來越遠，但正是在這個新崗位上，張玉亮得以從別樣的角度再次觀照古籍和古籍編輯出版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珍視這樣的機會，并樂此不疲。”

每當指尖劃過那些泛黃的書頁，我總想起自己與古籍結緣的20年。這既是一個編輯的職業歷程，也是一段與先賢對話的心靈之旅——從巴蜀書社的“泥古”起步，到中華書局“去古”轉向近代文獻，每一頁校樣都鐫刻著師友的教誨，每一部書稿都承載著學術的薪火。

張玉亮

“泥古”

大學畢業面臨就業的我任性地入職巴蜀書社，不僅因為本科學歷的我在古籍社里本就難覓編輯崗位，更因為自己的東部地區戶口遷往成都能換來“支援西部大開發”津貼，有5000元之巨。

我被安排在當時新成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編輯室，擔任編務工作。兩年間，我的主要工作為：根據項目進度選購編校工作必需的圖書資料；聯絡各斷代史、各專志主編，協調和推進項目進度；審讀樣稿、來稿，撰寫審讀意見初稿；就樣稿中反映出的問題，起草編輯校對流程與規范等工作文件；各種審稿會、定稿會、編委會、工作會的會務聯絡與籌備等。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在成都市金牛賓館召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第四次工作會議，當時除了許嘉璐等領導參加外，我還結識或初次面晤了10余位史學界的前輩學者。

商傳先生分享在舊書店湊齊黃云眉《明史考訂》的經歷，趙連賞先生講述沈從文先生服飾研究的曲折心路，馬俊民先生聽聞我是天津娃娃后用方言與我親切交談……除此之外，我提前準備帶到會場的藏書還如愿求得周天游、崔文印、施丁、吳樹平等先生的簽名。在社領導的悉心栽培和諸位先生的厚愛與指導下，我本就匱乏且止步于本科的學習得以接續。

作者在巴蜀書社工作時獲贈的古籍專家簽名本

之后的兩年里，我從這個項目的編務到校對，再到責編，慢慢成長。2010年底從巴蜀書社離職時，我復印了自己參與今注本《梁書》的校對記錄和參與《今注本三國志》的編輯加工記錄作為紀念。臨別時，《今注本三國志》的作者楊耀坤先生贈我手書《念奴嬌·赤壁懷古》，賀我東還。如今老人已經仙去，每當看到他的題贈，我都會懷念起去四川大學竹林村拜訪的溫暖經歷：如果他的夫人揭老師不在家，我就從竹林村小區門口的鹵菜店切半只鴨子，而楊先生就給我煮速凍水餃，告辭時楊先生還送我出樓，并一同看看草叢邊他給流浪貓預備的貓糧是否還充足……

在此期間，段社長除帶我拜訪前沿學者組約學術專著類稿件外，還特地給我機會，讓我嘗試自行策劃約稿。在她的加意鍛煉與扶助下，我做了一套“中華文史要籍叢刊”，說是一套，有點大言不慚，直至我離職只出版了四五種而已，而稱為“要籍”更是稍顯自賣自夸。但其中還是用了點小心思，比如清人徐鼒的《未灰齋詩文集》，論體裁當屬集部，然以作者曾著《小腆紀年附考》、主要價值在于文史考訂，故封面用史部的紅色系，與冒懷辛先生整理《冒鶴亭京氏易三種》之經部綠色系、成鏡深先生主編《船山詩草全注》之集部棕色系和后來未能順利出版的熊清元先生《金樓子校注》之子部藍色系，全襲四庫全書之封面顏色。此叢書后因我離職而中止，但前兩種還是分別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資助和優秀古籍圖書獎二等獎。

“去古”

2010年末，我借看望懷辛先生遺孀毛景華老師之際來京，參加中華書局的招聘考試并通過，于翌年1月入職中華書局。最初分在歷史編輯室（整合了近代史、漢學、出土文獻等編輯室的人力與選題資源所設立的古籍編輯部門），我被分派到《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和《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兩套叢書日常維護和拓展的任務，由此與近代文獻結下不解之緣。

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編輯室推出的《中華民國史》反響熱烈，為恢復近代史業務板塊打下一定基礎，我也因之前負責兩套叢書而成為新建的近現代史編輯室成員之一，并于2014年擔任主任助理。從此，離開古籍出版中心專務近代文獻出版的我，在一定程度上告別了狹義的古籍。但好在“近代史”的通行定義里，與古籍的時間范圍也有部分重合。我所負責的兩套叢書是中華書局近代史板塊的拳頭產品，通過調閱書稿檔案我才知道，《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動議，《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也在20世紀80年代蓬勃發展，享譽學林。

在近現代史編輯室的幾年，我傾力進行《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與《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整理出版相關工作，除得到書局前輩、近代史編輯部老主任陳錚先生多年如一的悉心指導外，也因組約稿件、訪求底本結識了許多師友，如來新夏、戚其章、湯志鈞、劉泱泱諸位前輩，和張仲民、戴海斌、張曉川、裘陳江等年富力強且對近代文獻研究有素的學界中堅。

在我責編的《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和《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的諸多品種里，有一組不得不提，那就是“溫州市圖書館藏日記”。我最初是從古早的博客上看到“歷史的余溫”的消息，賬號的主理人就是溫州市圖書館的盧禮陽老師。在他主持這個項目整理工作繁難程度、時間進度和經費預算都超預期的情況下，我憑借對之前相關項目如《溫州文獻叢刊》的了解，結合對這批日記史料價值的初步判斷，決定爭取將其納入《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與盧老師一拍即合。而在具體操作中，為對標中華書局的整理體例和質量要求，首批4種的出版進度依然不快，而在此期間我倡議將館藏日記整體影印出版的計劃，也得到盧老師和館方的大力支持。

溫州地方士人日記的整理出版，在最初選題研討時有過異議，認為這些日記主人在近代史上的重要程度有限，不夠“人物”。可恨我當時雖然朦朧意識到史學界“向下看”的轉向，但對于如何說服不同意見者始終不得其法，甚至在面對老總質疑時編出“龔魏林，曾左李，康梁變法打慈禧”的順口溜來諷喻只顧傳統評價、忽視學術界前沿熱點的唯名氣論。

在我的堅持和領導的優容之下，這批日記整理本終于在我調離近現代史編輯室的2018年推出。所幸定價兩萬多元的影印本皇皇60冊之巨，在當年就售罄，整理本也得到學術界的支持，問世后的幾年里，單篇和學位論文中的征引逐漸增多，天津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還借助《符璋日記》考證出張愛玲故居并成功掛牌，目前這棟瓷房子附近的宅院也成為一處打卡勝地。《張棡日記》也愈加受到重視，一些學人將其與劉大鵬、杜鳳至、朱峙三等人的日記并稱為“新四大日記”。

“觀古”

由于對文獻類選題的執迷和頑固，我服從工作安排被聘任為中華書局的一個學術期刊編輯部負責人，這樣，不僅離古籍越來越遠，甚至徹底離開圖書編輯崗位。新工作留給我不甘的時間無多，必須全力投入才能迎接新的挑戰。未曾想到，這個全新的任務卻為我以別樣角度再次觀照古籍和古籍編輯出版工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一方面源于期刊巨大的組稿壓力。我接手的《中國出版史研究》，在學科劃分上屬于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下的二級學科編輯出版學的其中一個領域，學科勢能有限，但學科“板塊交界處”卻十分活躍——出版史的相關成果除編輯出版學外，還多有出自近現代史、現當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領域的，這就給我解決稿荒留下空間。我在組約、編發這些前沿成果稿件的過程中，對古籍和古籍工作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

為組約稿件，我還多次參加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工作坊、古典文獻學青年學者沙龍等學術會議，并結合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教益提交論文。這些論文不僅在會議上得到師友的評議，還有幸在編輯的斧正下得以發表。每次參會前爬梳文獻、隨時構思和緊張撰寫，臨出差前趕工PPT甚至高鐵上準備發言稿或審讀待評議論文已經成為生活常態。雖然我已不再是古籍圖書編輯，但作為期刊編輯同樣能夠在古籍的研究與出版中實現自己的價值。以業界的學者型編輯為楷模，我從另一個賽道開始發力，編輯與研究的相輔相成，是我在此前工作中未曾過有的美好體驗。

另一方面是在還清積欠過程中的被迫“下海”。在《譚嗣同年譜長編》作者、后來成為摯友的張維欣女史和大連大學王夏剛教授的幫助下，我們終于推出了新編《譚嗣同集》。該書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我又得到責編王振中先生的教益。

《譚嗣同集》（張玉亮參與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王振中就拙編匯校本《仁學》中所附拙文提及的《仁學》第一個單行本之題簽筆跡的考訂與推測提出意見，為我提供了可貴線索，我以此為線索為答辯這一審稿意見而研讀了多種文獻，后來寫成《奇書與名筆：仁學單行本題簽考述》一文，可以說此文得以完成全靠王編輯的啟發。由此反躬自省，自己在責編工作中，有沒有為作者提供真正能促進研究的有價值的審稿意見呢？我以此事為契機，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古籍編輯的操守與職責。

《仁學（匯校本）》

作者：[清]譚嗣同/著，張維欣/導讀，張玉亮/匯校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緣際會，我獲得了以新方式再次與古籍親密接觸的機會。我珍視這樣的機會，并樂此不疲。

在一次競聘答辯時我給自己下了八字考語：“差強人意，乏善可陳”。職業生涯已進入第20個年頭，作為古籍編輯的我從未獲得什么重大獎項，也沒做出什么爆品，只是以自己對古籍、對出版的熱愛，在無論什么崗位上，努力做一點自以為是的價值增量。回望過去20年，不知這一串串“非典型”古籍編輯的稚拙足印，是否可使自己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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