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紐倫堡的審判》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哈佛大學因學生校園抗議聲援巴勒斯坦，引發美國政界保守派不滿，矛盾迅速升級。今年 4 月，特朗普政府以“應對反猶主義不力”為由，凍結對哈佛大學高達 22 億美元的聯邦資助。5 月，美國國土安全部、特朗普總統相繼限制哈佛大學給國際學生發放簽證的資格，而哈佛大學 27% 的學生來自海外。這場沖突，已遠不止是一場關于加沙戰爭的校園言論風波，也正逐漸演變為一場校園自治與政治干預的正面對抗。

為什么當美國政治空間收緊，哈佛大學成為首當其沖的目標？哈佛大學曾經代表的，是美國高等教育界對世界什么樣的想象？十多年前，記者、作家楊瀟曾在哈佛游學，寫下了數篇“哈佛來信”。從埃及革命到南非轉型，從對新聞倫理的追問到對公正價值的闡述，彼時的作者一邊被哈佛課堂上的“古典之美”與全球議題深深吸引，一邊保持著一種溫和而犀利的自我追問：紛繁世界里，如何既不迷失方向，又不放棄感受？在歷史的縫隙中，誰的聲音能占據上風？

今天單讀分享這篇《哈佛來信》的節選，收錄于楊瀟《可能的世界》一書中。作者與其說想傳達一種立場鮮明的判斷，不如說是給動蕩時代中的困惑者寫了一封信——正如《紐倫堡的審判》里那句令人難忘的臺詞：“合邏輯的不一定是對的，世上沒有人能使它正確。”在世界大事總是出人意料的今天，我們仍希望可以保留一些不向虛無主義讓步的執拗、一些不那么容易被拆解的道義與感受。

哈佛來信（節選）

撰文：楊瀟

后知后覺

報到之前某天，我去“李普曼之家”（Lippmann House） 打印資料，推門進去看到一個有點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過其余 23 位同學的照片和簡介，便主動打招呼：“你是格雷格嗎？”彼此寒暄幾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當晚躺在沙發上看書，我掏出手機，查格雷格的簡介，上面寫著，“

The Bang-Bang Club

那天已近黃昏，我在家里無所事事地上網——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寫字朋友聊天，說到最不喜歡一天中的哪個時分，大多數人都投了傍晚——設想你從一個遲到的夏日午睡中醒來，天色已晚，廣場上大媽們熱烈起舞，樓下的燒烤攤旁熙熙攘攘，你卻四顧茫然，而這一天就要結束，是否也會“細思恐極”？彼時我剛從埃及的廣場回到中國的廚房，滿腦子是“開羅比薩餅”——這是跟《紐約客》駐中東記者 W 聊了一個下午后的結果。

她提醒我，歷代統治者都試圖在某個地方重建開羅，結果它的歷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比薩餅般攤開來的。我從“科普特開羅”走到“伊斯蘭開羅”，從“尼羅河畔的巴黎”來到“納賽爾城”，又從穆巴拉克時期的“嘈雜和混亂之地”來到革命當中的“解放廣場共和國”，滿心歡喜，自以為從這張“比薩餅”上看見了歷史。

電影《殺戮戰場》

那個傍晚，我在網上撞見一部叫

The Bang-Bang Club

如今格雷格早已不做戰地記者，他現在是南非一家線上日報的副主編，正寫一本關于一年前南非馬里卡納屠殺的書。李普曼的時代，新聞業一步步走向光榮與夢想的頂峰，而在我們這一屆同學抵達校園前，最大的業界新聞是《華盛頓郵報》被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索斯以 2.5 億美元的“低價”收購。并非所有人都對傳統媒體的黃昏感到憂傷，但你可以聞到這種情緒。一個同學說，他已經厭惡了那種對于自己工作的擔心。我有點好奇，他也會擔心工作不保嗎？“我不擔心自己丟掉工作，目前我們不愁錢，但我擔心這種趨勢席卷過來，最終你得裁人、減薪，越來越為錢低頭。我懂新聞，不懂商業，現在做新媒體的很多人懂商業卻不懂新聞。我希望學一些商業的東西，掌握自已工作的命運。”

W 也成了我在哈佛的同學，她帶來一部朋友拍攝埃及革命的紀錄片。影片放映完后，眾人聊如何報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認可這樣一種說法：你幾乎不可能先知先覺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歷史的脈絡，而只能在隨波逐流中盡你所能采訪你遇到的人，逐漸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時覺得，也許對于絕大多數從業者來說，新聞業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頭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來會發生什么。

購課一周

進教室坐下 5 分鐘后，我就開始慶幸自己來得早。10 點一過，人不斷涌入，白皮膚、黃皮膚、黑皮膚、棕皮膚，穿短裙的、裹頭巾的，還有一位大叔，乍看以為是查韋斯轉世。10 點 07 分開始上課時 [ 上課時間總比課表遲 7 分鐘，所謂 “Harvard Time”（哈佛時間）] ，教室里大概擠進來小兩百人，幾無立錐之地。授課教授和《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同名同姓，銀發銀須，看著頗威嚴。課名是“宗教、政治與公共政策”，講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讀書時的室友，是著名的無神論記者克里斯托弗·希欽斯。

這是我在哈佛“購物”（shopping）的第一堂課。李歐梵先生在《我的哈佛歲月》中寫道：

哈佛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在開課的第一個禮拜讓學生任意“購物”（早在后期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到來之前就用這個字：shopping）。學生可以遲到早退，亂成一團；教授也勢必使出渾身解數，以吸引學生??除了吸引學生之外，教授必須印發大量的“商品”——課程表和書單——以便學生“選購”。過了頭一兩個禮拜以后，課堂的人數才會穩定下來。

周一恰逢美國勞動節，所以周二、周三是“購物”的高峰。宗教課一結束，我來不及向老師請教他對希欽斯的看法，就騎著單車往社會學系趕，去聽“記憶的政治”（Memory Politics）。這是人類學專業開的一門小型研修課（seminar），只有十幾個座位，最后也來了三四十位“顧客”，女生為主，一個女孩的筆記本電腦上貼滿了女權主義的漫畫。兩堂課的大綱都寫明了“閱讀任務重”幾個字。講“記憶的政治”的老師不斷拋出普里莫·萊維、漢娜·阿倫特、齊格蒙特·鮑曼這樣的名字，沉重得讓人抬不起頭來。案例分析重點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們肯定會嚷嚷，為什么不講曾屬蘇聯的國家？”她一攤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門大課專講蘇聯和東歐，嘩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擠爆了。老師瘦高個，膚色棕紅，俄羅斯口音，上來就說會專門花一堂課講講普京的俄羅斯：“我是一個現在時的歷史學家，雖然我歷史系的同事都說，太關注時事是罪過。”但與此同時，“我也會帶你們回到 20 世紀 30 年代。假如這是在那個年代的課堂，我想你們中的大多數或者很大一部分會同情社會主義，一部分會成社會主義者，還有人會成斯大林主義者。如果你看那時知識分子的文獻，你會驚訝于自由資本主義在和社會主義的競爭中處于怎樣的下風”。

這位親歷蘇聯解體的歷史系教授看起來還是有點緊張，好幾次摸鼻子，講著講著還會自己笑起來（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老師個個都是演說家，不動聲色讓底下笑成一團），有幾分天真，又似乎有討好學生的企圖。有一次他明顯口誤，尷尬地笑：“對不住啊，昨晚看美網看得太晚??”轉過身去，可以看見他皺巴巴的襯衫背后濕了一大塊。

身邊多數同學關注的都是政治，“記憶的政治”“網絡時代的媒體與政治權力”“講故事的政治”“個人數據的政治”……一個同學說，她的課堂里有兩個中情局前雇員，其中一個還是發言人，“他發言可真多”……另一個同學在聽了“個人數據的政治”后很興奮地告訴我，“你知道嗎，從技術上說，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郵政編碼，就能鎖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選了查爾斯河對岸商學院的課，回來感嘆 “就是不一樣！”——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學期課老師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學院，你還沒去上課，老師就已經把你 Google 了個底朝天。這也讓我想起之前去商學院參觀，問公共關系部主任，這里是否也有遲到七分鐘的“哈佛時間”？他立刻否認了：“全部準點開始，有些教授到點還會把教室鎖起來！”

也不是所有老師都對“購物”感冒。“講故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orytelling）是本學期新開的課，老教授叫邁克爾·杰克遜（是的），來自神學院，不講開場段子，不笑，不提問，不發教學大綱，站著筆直開講。有人中途離開，但關于這門課我聽到的最好評價是：有一種古典的美。

電影《乞丐博士》

有關邏輯

“記憶的政治”的老師布置了作業：回去看一部 1961 年的黑白影片《紐倫堡的審判》（

Judgment at Nuremberg

電影長三小時，講述“二戰”結束兩年后德國戰犯第三輪受審的故事——特殊之處在于，受審者是納粹時期的法官，他們被指控批準給猶太人施行絕育手術，但更根本的追問是：你是做一個愛國者，忠實地執行這個國家的法律，還是拒絕執行你認為不義的法律，當一個叛徒？

威克法官選擇拒絕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辭職。審判時他作證人出現在法庭上，面對自己曾經的同事、受審者簡寧法官。他遭到簡寧代理律師勞爾夫的步步逼問——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這位年輕的德國律師在逼問證人的同時，也把電影不斷推向高潮。

“請問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對 1934 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著威克，“（既然你認為希特勒的法律不義）為什么你不拒絕宣誓？如果每個人都拒絕宣誓，希特勒就不會走到絕對權力這一步！為什么你不拒絕？是不是你擔心自己的養老金……”勞爾夫巧舌如簧，善設邏輯陷阱，又懂得適時以暴風驟雨式的“吼問”震懾證人。在另一場質證中，他面對的是被強制施行絕育手術的猶太人魯道夫。勞爾夫攻擊魯道夫的母親有精神問題，攻擊魯道夫智力低下，所以做絕育手術理所應當。在魯道夫掏出母親照片，激動地“自證清白”后，法庭一片沉默，這時勞爾夫深吸一口氣，冷冷地說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樣的，它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你說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詞。

電影《紐倫堡的審判》

一種深切的悲涼降臨在我那開不了窗的臥室里，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讓我難過的時刻。對于簡寧這樣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貴族太太愿意在法官面前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么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記錄在冊，罪責與榮耀，雖然也有各種糾結和難言之隱，總歸有人書寫，可誰會去理會魯道夫這樣的小人物？歷史永遠不可能知道你是誰，哪怕你是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我曾讀過《時代》周刊關于 2011 年年度人物“抗議者”的長文，好歸好，可是在文章里，這位引發“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小販也只不過是一個被設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暫的一生就是為了走向那片兇猛的火光，然后變成一個導語。

我和以色列同學都選了這門“記憶的政治”。當老師從紐倫堡審判講到東京審判時（后者只是附帶），我想我們都各懷心事。下課后，我想跟老師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為感情過于洶涌而一時語塞。她寬容地笑了，這都讓我更加苦澀。在媒體待久了有時會失掉了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對于“慰安婦”問題，我好像一直不夠感興趣，也許是覺得太“老生常談”（我們都默認了新聞就是“勢利”的，影片里的記者很直白地對法官說，我可能發不了稿，美國讀者對審判戰犯已經不感興趣了），也許是對這一議題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滿，但終究沒有去想一想這么多年她們需要面對的日與夜。

我自然沒有笨到認為她們不會有新的生活。“記憶的政治”后是一門介紹社會運動理論的課，現代意義上的“社運”和古代各種起義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復雜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我一邊聽老師講對“意義”（meaning）的建構方式，一邊瞎想：學社會學的人把各種話語拆解得這樣不留情面，會不會很容易“再也不相信 ×× 了”？而圍繞著“慰安婦”建構起來的種種話語，又是不是總還有些堅固的東西在里面？

在《紐倫堡的審判》的最后，主審法官和勞爾夫有一段對話。勞爾夫說：“我跟你打賭，在五年之內，你宣判無期徒刑的人都會（因冷戰形勢的變化）被釋放。”法官回答：“你所說的那些人都會被釋放，這在我們時代是正確的邏輯。但合邏輯的不一定是對的，世上沒有人能使它正確。”

電影《紐倫堡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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