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困式報道作者訪談錄 /

對話者：劉敏

熊阿姨，本名劉敏，資深特稿記者，擁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

她于2013年加入《三聯生活周刊》擔任社會部記者；此后擔任《時尚先生》副主編兼專題總監，《三聯生活周刊》主任記者、《智族GQ》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

劉敏的報道細節豐富，能夠深度呈現事件的復雜性，體現出人物的弧光。劉敏將她的人物書寫方法引入氣候與環境領域，不斷嘗試用故事性和細節打破議題的技術壁壘。以下是她的部分報道：

《拒絕“降級”的大熊貓》

撰稿：曹泓

編輯：藍廣雨

劉敏的照片

“我有3個問題問園長，第一，園長是東北人，為什么來海南當動物園園長？第二，臺風過后，動物們會產生什么應激反應？第三，今天我至少看到2個俄羅斯游客團，平時每天會接待多少俄羅斯游客？”

這是4月下旬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與海南聞道在海南舉辦的媒體工作坊現場，劉敏參觀完海南熱帶野生動植物園后，向園長問出了她的好奇。

劉敏，資深特稿記者，擁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自2013年起先后在《三聯生活周刊》《智族GQ》《時尚先生》雜志等媒體任職，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劉敏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熊阿姨”，這是她在豆瓣和微博的ID，她主理一檔播客《熊家客廳》，常在這些互聯網平臺上分享個人思考、講述環境故事。

和劉敏聊天，就像在看一部群像影視作品，你會自然而然記住她說的每個人，每件事。在氣候變化這個巨大、抽象且看似枯燥的議題下，你會記住為了適應氣候積溫變化，農民會把原來幾米高的育苗大棚改成幾十厘米高；會記住在瑞士忘了用英文說拖鞋的人，其實是研究氣候變化對重力加速度影響的博士生；也會記住洞庭湖水災后，攝影師在新聞熱度冷卻后，再度回到現場，用鏡頭去記錄當地人的生活……

劉敏會用她遇到的每個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來告訴別人她怎么看待問題。在整理采訪錄音時，我發現她會反復說起“有意思”這個詞，這可能也是她敘事的元動力。

解困：在做氣候變化和生態保護報道時，您是怎么發現那些有意思的選題，并找到有價值的切入角度？

劉敏：我做的所有的稿子，其實都是在寫故事。我比較擅長的可能是從一個社會事件或者一個話題里邊，找一個故事線索把它寫出來。

有一個選題是2017年的大熊貓保護降級，當時大熊貓保護等級從瀕危降成了易危。其實一開始我報題并不是大熊貓降級的事，大概一年半前，貓盟（中國貓科動物保護聯盟）的朋友跟我說，臥龍保護區特別資深，存在時間特別長，是全國所有保護區里邊生物多樣性保護得最好的一個地方。因為這個由頭，我就想去臥龍看看，但當時我找不著一個點來寫。正好大熊貓降級之后，這個可能有討論點，我說正好結合著去寫一寫。

本來想寫一個正面報道，結果到了臥龍之后，發現本地的保護員工都提到工作很辛苦，保護地得到的公眾關注很少，社會大眾似乎都只關心那些圈養起來的熊貓是什么樣。

在采訪過程中，你其實能知道，更多的社會視角都被那種很萌的熊貓以及熊貓直播帶走了。但實際上，像臥龍保護區，它非常寒冷、非常遠，護林員的年齡越來越大。野外的熊貓保護，和圈養式的野生動物保護是兩回事，是兩條線。后來機緣巧合，我又找到了當時的“大熊貓之父”胡錦矗，他是國內最權威的大熊貓保護專家。他跟我講的時候，其實就把很多邏輯都戳破了。

這篇稿子，我還挺驕傲的，它在貓粉的圈子里影響很大，每當他們吵架的時候，大家都會把這稿子拿出來當做一個吵架的論據。這篇稿子的由頭是講大熊貓保護降級，但最后講的是，我們大量的錢更應該流向野外的熊貓種群保護，保護野外棲息地的生存環境，才是大熊貓種群延續問題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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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降級”的大熊貓》

解困：氣候變化和生態保護相關的內容，涉及到很多專業的科學知識，比較枯燥難懂，做這類報道怎么把故事寫得好看易讀，同時又有深度呢？

劉敏：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寫第二落點的，比如說北京柳絮的報道，這個事情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當時大家都在討論柳絮，但我并不知道要怎么寫這個故事。后來我看到界面寫了一篇，寫得特別好，它講大家其實對雨燕是熟視無睹的，然后這篇報道梳理了北京候鳥保護、北京觀鳥和北京頤和園的歷史，把這三條線交織在一起。而且雨燕是一個會飛到非洲去的物種，它在文學意象上是很美的。把這些交織線索寫完后，就是一個很雋永，而且有大量科普信息在里面的故事。我是學習了這個寫法，就覺得說，寫柳絮，我們可以把它寫得再有縱深一點。

我找了北京林業大學的一個教授，他一直在研究白楊二倍體，主要是講清楚為什么大家要研究這個東西。因為中國剛建國時積貧積弱，需要有大量的樹來防風固沙，在重新建設北京城時，大家發現白楊是一個又便宜又好種的樹，然后就瘋狂種白楊，一直持續到七八十年代。然而當這些樹成熟，并且大家對生活質量要求提高的時候，這些樹就變成了禍害，但長期的園林實踐又改變不了，北京目前有200萬以上的白楊雌株，最后就導致每年四五月份，北京的柳絮四處飄。

最后講的還是，大家很痛恨它，但不可能一夜之間把毛白楊都砍了，因為它有大量的歷史和生態上的原因。像楊柳絮亂飛這種很枯燥的、很小的事情，如果把它再擴大的話，找一些敘述的方法，它也能變成一個很好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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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天，仍然飛絮》

解困：很多讀者可能會對氣候以及自然領域的報道不熟悉，覺得這些離生活很遠，我們怎么能拉近讀者和這個議題的距離？

劉敏：我自己有個播客叫“熊家客廳”，我在播客里做了很多小小的實驗。

比如亞馬孫雨林徒步（）這個選題，就是要趁著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6召開的契機跟大家講遠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有什么，我覺得大多數人甚至都不知道哥倫比亞在哪，然后哥倫比亞跟我有什么關系，巴西的雨林被砍了又跟我有什么關系？

后來我想到了一個點，就是我們在亞馬孫雨林里看不到動物，因為去年是整個南美洲干旱極其嚴重的一個時期，在我看來，在這里看不到動物，本來就是一個故事。

最后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夜巡的時候，看到一個有手掌這么長的大蟑螂趴在樹上，我們一個同伴就說，我千里迢迢跑到這來，看一個在我北京家里廚房就有的東西。我就在心里說，這句話好，后來就把這個變成了標題，發到小宇宙上。

這個標題還挺吸引人的，因為大家突然覺得這事跟我好像有點關系，而且它是講一個失敗的故事，而不是炫耀說，我可去了南美，我什么都看到了，大家不喜歡看這種故事，大家喜歡看倒霉蛋的故事。所以最后你就能很順理成章地從故事引到極端氣候怎么影響生物多樣性上。

解困：現在臺風、暴雨、洪水災害越來越頻繁，可能每年都會遇到這些題，記者進入這些題做報道時會遇到哪些挑戰和問題呢？如何解決呢？

劉敏：媒體寫作總是覺得要有一個邏輯聯系，因為你干的 A ，然后遇到了 B ，所以才導致了 C 這么慘的事情。但是氣候變化、天氣變化，你很多時候很難建立這種非常直白的 ABC 聯系，這樣就導致大家好多時候不敢下筆，不知道怎么寫。

另外一種情況是，比如去年河南旱災很多媒體寫文章，大概都是先寫自然環境，再寫農作物的慘狀，再講本地小農的生產模式，最后調查他們的水利設施和現階段的困境。按照這個套路來寫，可能十年、二十年后還是一樣的東西，把里邊的地名和時間換一下，還是一樣的。大家就會覺得這事有點無聊了，沒有在范式上的進步。

2021年鄭州水災，印象最深的就是故事硬核杜強寫的那篇文章，當一個城市突然離開網絡的時候，你怎么辦？那篇稿子當時傳播量巨大，那個我覺得就是一個新的范式。（參考閱讀）

當時那么多媒體都去了，而且大家都在說，不知道怎么訂酒店、怎么打車，連自行車都掃不開，每個人都遇到這個問題。但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要寫這個事呢？結果杜強他寫的全是這樣的事，從他訂票，從他出高鐵站開始，一個現代社會人的生活徹底中斷的時候，你怎么辦？那篇稿子我覺得就是完全觸動了大家，這就相當于說，以后可以換換新視角，寫大眾真正關心的、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新的變化 。 大家不能老想說，我現在寫得還是跟五年前、八年前一樣，新的問題，有新的寫法，而且要更大膽一點。但確實我也能想到，如果我是領了一個單位的題，這個單位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媒體，它要寫一個非常全面深度的稿子，你可能見到這些細節 時， 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故事硬核是一個自己做特稿的媒體，可能非常放飛 ，但如果傳統媒體的記者，在他自己的四五個大段里邊，有一個段寫這個，那也是一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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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后的鄭州：一萬條牛仔褲、浸水車和鮮花的河流》

解困：目前公眾對氣候危機認知還不夠深，氣候議題的報道在國內似乎也并不顯性，只有在災難降臨的時候，大家才會有點感覺，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劉敏：我做的亞馬孫雨林徒步播客節目底下有評論就說，你憑什么不讓巴西人砍樹？我們要致富，就是大家對氣候危機的認知它還處在這個狀態。包括我覺得有一點，就是大家不知道氣候危機對農民有什么具體的影響，總是停留在“大水來了都淹沒了，最后說‘好可憐’”這種層面。

其實在氣候迅猛變化之前，很多人已經開始在種植技術上逐步開始調整了，農民們其實非常聰明，也很敏銳。我去年和一個 NGO 合作，他們在做氣候變化適應的技術創新。這個 NGO 的員工帶我去了趟黑龍江五常，我們先去了東北農業大學，那兒有一個地圖，是整個黑龍江的積溫。積溫，是作物在某個生育期或全部生育期內有效溫度的總和，看了這張圖我才恍然大悟。你會發現為什么漠河的食物賣那么貴？因為漠河的積溫太低了，只能種短周期生長快的蔬菜，比如菠菜，但更長周期的農作物都種不了，它的積溫是不夠的，所以日常食物都要運過去。

五常的稻花香大米也是，五常大米之所以出名，因為稻花香只能在這片區域種植，積溫恰好合適，但往北走50公里就種不了。比如育苗，要是把這個苗直接放到土地里邊，它會凍死的。但農民自己就學會適應了，他們原來蓋一個可能2米高的大棚，貴，溫度又不夠，后來就蓋跟腿一邊高的大棚，這樣苗剛育出來，就轉到大棚里，能提高溫度。當這個苗催熟后，正好外邊可能五一了，暖和了，就開始在田里邊插秧。他們用很多自己的智慧，把溫度累積起來。再比如這幾年，農民們已經會發現，育苗的時間變短了，因為天氣明顯變暖了。而且五常以北的區域，漸漸積溫也夠了，稻花香大米適合的種植區域正在緩慢北移。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就很有意思，但是它不是個新聞，它不是一個災難，不是一個很爆炸的事情，它跟“五常假大米”這些常規新聞點都聯系不起來。這就是NGO自己發現的點。

日常農民也不會講這個故事，其實只有NGO的人去了，他能意識到，這些都是氣候變化的適應，農民的適應和我們從外邊引進的適應經驗，然后覺得這個是可以講的故事，那他找記者來做這個題，這個時候記者才會了解到這些知識。（參考閱讀）

解困：盡管媒體在不停報道極端氣候災害，但是似乎災害的悲劇在重復上演，大家的關注度或者響應程度有所下降，同樣的問題被講了很多次卻沒有引起重視，作為記者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劉敏：我覺得具體到記者來講，其實是要想，我如果每年都這么跑的話，第二年、第三年到底有沒有進步？

前兩天我見到一個攝影師，在做一些商業攝影，但是他對國內的氣候變化特別感興趣。去年洞庭湖水災的時候，他第二周才去。他說第一周基本上所有的媒體都去了，然后大家都走了，因為拍來拍去就那么回事。他自己又去了一趟，拍當地人怎么生活，當這個大壩潰壩又要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動物、人以及抗災的人是什么狀態。他就想把這些東西拍下來，天然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而且作為一個記錄者和有好奇心的人，我就應該到現場，應該看看這些東西。

現在很難講他拍的這些東西有沒有巨大的商業價值，社會價值在哪也很難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很關心，還是需要去現場看一看，拍一拍。

他現在還在做另外一個長線的選題。去年四川雅江山火，整片山全都燒著了，變成一片焦炭。當地人本來是可以挖松茸，砍樹賺錢，但現在他們失去了生計，而且那個山現在就是一個灰禿禿的樣子。去年他已經拍了一組，今年他打算再去拍，他想花幾年的時間看看這座山到底多久才能恢復好。這個就很鼓舞我。（參考閱讀）

本質上大家既然跑這個口，說明還是對自然感興趣。當你不在媒體里，不用跟著媒體的節奏，你可以用一些低成本，或者更長線、更好的敘事角度，把這些記錄下來。這個東西可能在三年五年后，會變得很重要。

解困：您覺得未來生態保護和氣候變化報道的進步空間在哪里？

劉敏：比如說寫熱射病就是個進步，以前大家都不寫這個病，去年果殼就寫了一篇，講到高溫天氣下很多人的生活狀態。我覺得好多議題都是大家想不想把它做成。

比如《人物》雜志寫過紅火蟻，那篇也給我很大啟發。他們找了第二落點：紅火蟻常規里是一個生物入侵的議題，但記者發現，越基層的勞動者，越容易受到侵襲，比如農民或者保潔員，他們在工作過程中可能會被咬傷，反而坐辦公室的人，是很少受到影響的。那讀者天然就會覺得要關心他們，大家就是有一種道德上的虧欠感：我應該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這也是媒體公共價值的所在。（參考閱讀）

解困：做氣候報道需要學習非常多的專業知識，對于新人記者，您有什么積累知識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劉敏：就是瞎看，什么都看。去年聽說BBC有一個氣候變化的線上培訓，有大半年時間，我本來想報一下，后來發現課業任務實在太重了，每周都有線上課，然后還要討論seminar什么的，我就沒報。但我后來覺得，咱們其實應該也搞一下這種培訓，或者聽聽海外的媒體都怎么做。

2023年我去瑞士的時候，在那住了一個特便宜的酒店，在前臺入住的時候有兩個人在我旁邊入住，他倆想問前臺有沒有拖鞋，我隨口幫他倆問了。難得遇到中國人，我就問他們來伯爾尼做什么？他們說來伯爾尼開會。我問你倆是做什么的？他說是國內做遙感的學者，后來晚上我就約了他們在大堂的咖啡吧一起聊天。

他們在用遙感衛星監測青藏高原上的冰川，為什么要測呢？因為他們很在乎地球不同地點的重力加速度值，就是那個 g 值，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樣的，赤道、兩極都不一樣，這跟地面的環境有關系。他們就發現，青藏高原因為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變少，這個數字在變化。我說我以為中國科學界不關心氣候變化呢，他們說我們要出論文啊！氣候變化在他們的領域也是熱門話題。

我覺得如果真的想做氣候變化的話，各行各業的人，五常的農民、做遙感的博士生，其實大家都能講。

然后再搜一些論文看看，之前看到有飛機遇到強烈氣流顛簸死過人，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說他讀過一個論文，說因為氣候變暖之后，天空中的湍流變多，全球飛機抖動造成的事故傷亡也變多。

如果你打開這個視角，其實到處能碰見。你不知道碰到的這些能給你提供什么，但你可以先累積下來。

解困：參加本次綠色和平的媒體工作坊后，您覺得類似的媒體工作坊和社群能為媒體人提供哪些幫助？

4月下旬劉敏在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

與海南聞道舉辦的媒體工作坊上分享

劉敏：比如這次會上講韓國的野火，其實可以跟中國的山火來對比一下，什么樣的火，會怎么樣，因為四川云南不是老著火么。講到混膠林的過火就沒有那么快，我覺得這些都可以作為知識點。

另外，如果可以去現場看看，那你寫出來可能就比別人多一點信息。我想到北京的食通社，他們也搞工作坊。前年我去了一趟，就覺得挺好的。他們第一天會講食物相關的內容，第二天實地走訪附近的菜市場，先去超市看，再到小型菜市場看，晚上大家半夜再去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看，這樣就能看到一個菜從終端倒推回批發市場的價格的變化。

我印象最深的是陽光玫瑰，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場，假設一下價格，比如陽光玫瑰賣120元/斤，賣家說我這是特別高級的，我說那你是進口的還是云南的，他說其實也是云南的。那為什么能賣這么貴呢？因為有環境的加成——三源里菜市場旁邊都是使館、顧客以外國人、北京中產階級居多，而且這個市場本身就是網紅打卡地，所以價錢翻番再翻番。但出了三源里菜市場后，到旁邊的超市去，它就變成從120元/斤變成了40元/斤，然后等晚上去新發地的時候，發現平均的批發價才15元/斤。

都是云南來的，你就會想到說三源里市場的選品再精細，大概率也是從新發地市場選的，他怎么可能貴這么多？這個事就挺好玩的，我覺得那個探訪就很有意思。

*文中圖片由受訪記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