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2日，人社部發布《關于公布國家職業資格目錄的通知》，宣布取消心理咨詢師職業資格證，之后國家沒有出臺心理咨詢師執業的證照制度。但心理咨詢市場卻日益擴容。據艾瑞咨詢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心理咨詢市場規模達158億元，年增長率23%。火熱的市場需求與咨詢師供給“限流”之間，會產生什么樣的矛盾？當越來越多處于精神痛苦中的人選擇這種以談話為主導的治療手段，心理咨詢本身又面臨著什么樣的專業要求和行業規范？

一起自2021年便進入法律程序、至今尚未結案的有關心理咨詢的訴訟，或許反映了這些現實問題。

記者｜佟暢

實習記者｜甄慕安

編輯｜王珊

棘手的病人

姚曼今年65歲，身材干瘦，臉頰、嘴唇都很單薄，眼周長著一圈圈紋路。本就矮小的她身形有些佝僂。但與這些老態同時存在于她身上的，是一股“職業女性”的氣質。她文著眉毛和眼線，額前戴著用來遮擋白發的棕色假發片，衣服都是在線下的精品店買的。退休前，她是一名電臺記者。現在，她是一位失去女兒的悲痛母親，一個決意要為女兒的死討個說法的上訴者。

姚曼在翻看女兒的照片。為了給女兒討公道，她經常坐在這張桌前給法官寫信（王旭華 攝）

2021年10月22日，姚曼的女兒邢菲從天臺躍下，結束生命。女兒去世后，姚曼翻閱她的遺物，發現女兒在去世前一個月，曾在兩次心理咨詢后向咨詢師提到做完咨詢“太痛苦”，有自殺的想法，但并沒有得到重視。2021年11月，她將女兒咨詢師所在的機構告上了法庭。2023年11月13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邢菲自殺死亡系外在因素與其內在病癥相互作用的結果，咨詢公司應對邢菲的死亡產生的合理損失承擔30%的賠償責任。

姚曼是在女兒生病兩年后才開始尋求心理咨詢幫助的。客廳的木椅上擺著幾張邢菲從小到大拍的照片，她和姚曼長得不像，單眼皮，眼睛不大，大部分照片里都梳著整齊的短發，溫和的笑容中露出一排牙齒。姚曼說，女兒從小就是個敏感又小心的人，很少表達自己的情緒，但一直挺健康。2013年左右，邢菲開始出現問題。那時，研究生快畢業的她，在宿舍里總覺得能聽到施工的聲音，卻一直找不到聲音的來源。之后有一天，邢菲突然跑到了街上，想讓車流撞她。幾天后她又出現了幻覺，在街上大喊大叫，還被帶到了公安局。

在2015年開始進行心理咨詢前，姚曼和女兒輾轉于北京各大醫院的精神科。她后來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在這些醫院里，醫生有的只是簡單地開藥，邢菲不愿意吃；有的則會與她進行更多的交流，姚曼才知道女兒心中常年壓抑著痛苦。邢菲提起，童年時父親的出軌讓她無法面對，她看到過父親和第三者親密的照片。

也就是在治療的過程里，姚曼發現，如果就診時醫生表現得愿意交流，會一定程度舒緩女兒的病情。她細數著女兒接觸過的大夫，提到解放軍總醫院一位杜醫生愿意傾聽女兒的煩惱，邢菲會接受對方開的藥。還有個安定醫院的老大夫，這位醫生會跟邢菲聊時事，會根據耐藥性變換著給邢菲開藥。但幾乎所有接觸過邢菲的醫生，都覺得她是一個棘手的病人，她的狀態一直不能穩定下來：研究生畢業后，她進入博物館工作，因為手抖，同事不敢讓她觸碰文物；有一年，她在單位里發過病，疑神疑鬼地懷疑同事；不少時候，她因為前一晚的失眠第二天無法上班。

某種意義上，心理咨詢師粟超的出現，對姚曼來說是低谷時向上攀爬的一條繩索。在采訪時，姚曼總是用“孩子”這個字眼代稱女兒。她說孩子患病之后，整個人都“退化”了。生病前，孩子一路順暢，上的是北京排名前列的初高中，本科和研究生也上的名校，并對做學術研究有很大的熱情。但患病后，原本文靜、內斂的孩子時而歇斯底里，在家里大喊，捶打墻面；房間的地板上堆著一摞摞專業書籍，她在生病后幾乎不看，下班回家后就是打游戲、看動漫。不放心的姚曼還要接送她上下班。照顧孩子多年，姚曼也有過焦慮，覺得撐不下去。

《無盡的盡頭》劇照

粟超是朋友推薦的。那時從整個社會來說，心理咨詢的外界知曉度都不算高。一名咨詢師2014年創建了自己的機構，她告訴本刊，因為獲客難，當時心理咨詢師很難在社會上執業，所以會有些專門的經紀人安排咨詢師上電視節目，以獲得曝光量。向姚曼推薦的朋友說，粟超曾經到他們公司開講座，“很厲害”。姚曼對心理咨詢了解不多，在多年的求醫生涯里，她總結的經驗是如果有個人愿意聽邢菲說話，女兒的情緒也能平復一些。

2015年接觸時，粟超已經是一家叫明心咨詢公司的心理咨詢機構創始人。除此之外，他頭上還有很多光環。在一個名為“燕好網”的婚姻家庭咨詢平臺2015年9月發布的粟超的個人簡介中，粟超的頭銜有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特邀心理顧問，新浪微博微問日報、天涯論壇、新浪愛問、健康時報等多家公眾平臺專欄作家，電影心理顧問，國家注冊企業EAP講師等。除此之外，他還自稱是“壹心理認證咨詢師”“知名心理咨詢專家”“咨詢師督導”。這些名頭，讓處于迷茫中的姚曼從一開始就對他很是信任。

內心深處的痛苦

邢菲的心理咨詢時間總是在傍晚下班后，姚曼開車載她過去。這家咨詢室位于西直門的一座商住兩用的寫字樓的高層，進門是一個前臺，里面有兩間小咨詢室，目前仍在正常營業。姚曼記得房間不大，中間擺著張茶幾，兩側是一張雙人沙發和一張單人沙發椅。粟超當時在公司的身份是總監，收費850元一小時。這個價格在行業內都算高的，一個心理咨詢師告訴本刊，當時不少咨詢師的收費是每小時三四百元。家庭經濟條件不錯的姚曼沒有猶豫，與對方簽了協議。

在咨詢室里，粟超經常穿著黑色的西裝，他長著一張圓臉，戴眼鏡，留著絡腮胡子。第一次見面時，姚曼以為粟超年紀很大，有四五十歲，后來她才知道對方只比邢菲大兩歲，出生于1986年。姚曼和邢菲都稱呼粟超“粟老師”。咨詢時，粟超坐在一張沙發椅上，他的聲音低沉，帶有一些鼻音。姚曼現在回想，感覺他看起來總是面無表情，只有一張嘴不停地翕動，發出不算大的聲音。

一直以來，姚曼把咨詢當成一門“課”——粟超總是會講一些心理學理論方面的內容。姚曼發現，每次咨詢結束，女兒的心情就能平緩幾天。為了讓女兒能“溫習”內容，姚曼在咨詢時用手機錄音。錄音顯示，邢菲在咨詢時和咨詢結束后多次提到過“想死”。這種念頭的出現甚至沒有特別的緣由。2017年5月13日，邢菲在咨詢中提到在旅游途中的晚上感到疲憊，想休息卻睡不著，這時腦中就出現想死的念頭。還有一次，她提到自己不想活了，但很擔心去世后母親獨身一人，這樣的憂慮情緒發展到極端程度，她心中升起一個“不道德”的念頭，“想帶母親一起走”。

痛苦的根源在跟父母的關系上。邢菲在日記里不止一次寫到對父親的復雜情感：父親一直控制、索取，母親既是受害者，也是幫兇。她覺得母親不理解她的痛苦，母親也不會發泄自己的情緒，哪怕是她刻意模仿父親發火的模式想要喚起母親的理解，母親都沒有什么回應。一度，她覺得母親有抑郁癥，在咨詢室里也說過幾次希望母親也去治療。這些想法都被姚曼解讀為“因為她病了”“孩子的一種擔心，沒有安全感”。

《眼淚女王》劇照

姚曼出生于1960年，與前夫是中學同學，20多歲時結婚。姚曼說，從懷孕到女兒長大，前夫經常會流露出想要兒子的意思，女兒出生時，前夫剛知道是女兒，就踹了產房的門，這讓她感覺很難堪。在成長的歲月里，邢菲似乎一直在努力迎合父親對一個男孩的期待。幼兒園時她跟男孩玩。她一直是娃娃頭，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參加工作后，頭發才蓄長了些。父親研究歷史，邢菲在中學階段就確立了未來追隨父親的目標，長大后讀了歷史系。羅萱與邢菲是好友，初高中時和邢菲同校。她記得有次邢菲的父親帶她們幾個同學去博物館參觀，她注意到邢菲很想在父親面前好好表現。

即使是2012年父親跟母親離婚后，邢菲還是很惦念父親。她會跟羅萱提起，父親跟她吃飯時間太短，父親跟她說起自己新家庭的事。但她也怨恨父親。邢菲曾跟羅萱提起目睹父親出軌的事。她憤恨地稱父親是“渣男”，講述時她的手和臉都在顫抖，將問題上升到“男人都出軌”的層面，并對親密關系充滿抵觸。羅萱覺得，邢菲身上有兩股力量在擰勁。一方面她總是提起父親出軌給她帶來的傷害，對愛情很悲觀；另一方面她也覺得自己未來需要一個伴侶共同生活。她一邊抱怨，一邊接受著母親幫忙介紹的相親，不合適的相親對象總讓她煩躁。

2012年父母離婚后，邢菲一直跟母親姚曼一起生活。姚曼照顧她的起居，打掃房間、洗衣服。姚曼愛干凈，家里的地板被她拖得亮堂，廚房的臺面上擺著幾種不同種類的洗衣液，她平時到小區里的食堂吃飯，怕食堂的不銹鋼碗有洗潔精殘留，總要自己沖一沖；在外面觸碰門把手，都要墊一層紙。邢菲曾在咨詢中抱怨過母親的潔癖，說自己小時候母親不愿意讓她摸自己的臉，這讓她感覺到疏離。2017年6月的咨詢里，她還講起母親在她洗衣服時對她說教。

姚曼是在邢菲去世后看女兒的日記和包括心理咨詢師在內的聊天記錄，才知道她眼中的小事在女兒心中是沉重壓力。她覺得如果女兒能夠把這些話直接說出來就好了。對于給女兒介紹相親對象，姚曼說是因為粟超建議邢菲通過建立親密關系來緩解情緒問題。為此，她才會詢問小區里推銷的小伙子是否單身；會去公園的相親角。姚曼也在反思自己。她說，幾年前朋友也勸她在女兒面前“示弱”，但她當時覺得如果自己垮了，女兒會更無助。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姚曼從小就習慣了堅強。她提到自己的父親也重男輕女，在她小時候想把她送人，她母親因為身體原因需要靜養，和她交流一直很少。“每個孩子都會遇到來自父母有意無意的傷害，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別耿耿于懷”。

邢菲的房間里擺放著許多她喜歡的日本動漫手辦（王旭華 攝）

“聯合”咨詢

對于邢菲在咨詢時或者咨詢后的交流中表現出的自殺的想法，從過往的咨詢錄音和判決書上看，粟超并沒有足夠重視。在2017年4月18日的咨詢中，邢菲說自己在過去的一周里閃過好幾次想死的念頭，想要沖向汽車。粟超回應說：“常人都會閃過這種念頭，也別覺得是個問題。”他告訴邢菲，是因為她不敢面對世界才有自殺的想法。2021年9月29日在進行心理咨詢兩天后，邢菲在微信上跟粟超說自己有從天橋上跳下的沖動，粟超在微信上回應：“真慘，不容易呀這兩天”“可以特別覺察一下，再警報什么哈”。

沈勇強是上海師范大學心理學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學習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道：“咨詢工作中，一旦來訪者出現危機，心理咨詢師要把一切工作拋下，先進行危機干預，這是原則。”沈勇強說，當事心理咨詢師沒有第一時間采取危機干預是重大失職。事實上，這個長達六年的心理咨詢早在2015年邢菲第一次走進咨詢室時就有些不正常。從第一次咨詢開始，姚曼一直在咨詢室里陪著女兒。姚曼覺得陪在女兒身邊才能起到保護作用——有次邢菲獨自去看中醫，出來后跟姚曼說醫生觸碰了她胸口。對于母女同時出現在心理咨詢室，明心咨詢公司的管理人員告訴本刊，邢菲和母親第一次來咨詢時，他們注意到邢菲有明顯的軀體化癥狀，手抖，且一直有高自殺風險。出于安全的考慮，他們采取了母女一同咨詢的形式。

從錄音中可以聽到，咨詢室里，邢菲的聲音柔弱，帶著尊敬、客氣的語氣，不少時候，粟超會向邢菲講解情緒出現的成因，并發問引導她梳理自己的狀態，邢菲經常會陷入沉默。幾秒鐘后，姚曼的聲音會響起，幫助補充她觀察到的女兒的情況。“簡單心理”的創始人簡里里告訴本刊，在心理咨詢領域，個體咨詢、家庭咨詢、伴侶咨詢，在設置上有相對清楚的區別。在個體咨詢中，咨詢工作的核心任務是處理個體的議題和創傷。如果有家庭其他成員參與，一般是在咨詢過程之外，非咨詢室內、輔助咨詢目標的訪談。簡里里提到，如果設置不清晰，母親也在場參與成年女兒個體咨詢的進程，就可能會破壞女兒個體咨詢中的安全空間，也會對咨訪關系帶來很多復雜和困難的感受。如果從一開始就是家庭治療的設置，母親和女兒共同參與治療，那么咨詢的核心任務是處理家庭作為一個系統的問題，不會聚焦在深入處理某一個成員的個人議題上。

這場長達六年的咨詢在2020年進一步脫軌。2020年11月底，客服告訴邢菲，粟超的咨詢費要漲價到2000元一小時，這個價格讓邢菲和姚曼都覺得有些昂貴。粟超也跟兩人說，其實邢菲沒必要一直跟他咨詢，她的問題是對粟超講的內容和訓練方式不夠熟練，可以找一位“陪練”來定期復習。他向邢菲母女推薦一位更年輕的咨詢師于天一做“陪練”。

推薦前，粟超還詢問了邢菲：“想要個嚴格的還是溫柔的（咨詢師）？”

邢菲說：“想要個耐心的。”

粟超回答：“耐心是咨詢師必備的。”

從2020年12月9日起，于天一進入到邢菲的咨詢中。在姚曼的記憶里，于天一打扮得很漂亮，披著長發，穿的衣服很精致，偏職業風，不是普通的襯衫、T恤。在咨詢錄音中，她語氣溫柔，會對邢菲表示鼓勵。關注的問題還是邢菲的困惑和個人成長問題。姚曼告訴本刊，于天一加入后，粟超為咨詢設置了新的節奏：于天一每周一次，粟超每月一次，碰上粟超咨詢那周，邢菲要在一周里分別找于天一和粟超咨詢。試了一段時間后，邢菲跟粟超說覺得一周咨詢兩次會比較累，粟超就將咨詢頻率改成于天一每月三次，粟超一次。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大儒心理”創始人徐凱文告訴本刊，兩個咨詢師同時為一個人服務，理論上是不可以的，除非是來訪者有兩個問題要咨詢，比如一個是個人問題，另外一個是婚姻家庭問題，分別交給兩個咨詢師來處理，但這也需要咨詢師跟來訪者說明白、區分清楚。郝小藝曾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精神科心理治療師，本碩皆畢業于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詢專業。郝小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心理咨詢中也有聯合咨詢的方式，但這種設置一般在特殊咨詢場景中進行，出發點是來訪者的福祉和咨詢效果，并且一般由兩位咨詢師與一位來訪者同時在咨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兩位咨詢師很明顯不符合上述情況。

對此，明心咨詢公司認為，在對邢菲的咨詢中，于天一只是“陪練”，從始至終沒有進行獨立的心理咨詢，只是幫助邢菲“復習”粟超之前講過的內容。不過，在事發后姚曼與粟超的對峙中，姚曼曾提到自殺前于天一實施的兩次咨詢對女兒的刺激。粟超回應稱：“最關鍵是這個點我不能完全去控制，因為她（于天一）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咨詢師。”

大膽的咨詢師

“大膽”，這是粟超給與他接觸過的人留下的印象。粟超是2010年獲得的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證。北師大原心理學教授張吉連今年87歲。他與粟超因為工作上的聯系認識，粟超一直以“學生”自居。張吉連的印象里，至少在2008年以前，粟超就在北大附近開了一家心理咨詢工作室。有一次粟超請他一起去一個來訪者家里做咨詢，那是個患有精神分裂的女生，20歲左右，躺在床上，已經情感衰退，無法進行正常對話。張吉連聊了幾句后判斷心理咨詢已經不能起效了，建議家屬帶孩子去醫院治療。他記得粟超當天還是收了專家的“出診費”，“起碼得一兩千元吧”。幾年后，有一次粟超又提出要張吉連為他證明，自己在他這里接受了他多少小時的督導，張吉連覺得不能造假，拒絕了。“這個人膽大得很”。

徐凱文告訴本刊，2008年汶川地震與2010年富士康職工跳樓事件之后，國內大眾對于心理危機問題開始重視，私人心理機構也多了起來。當時，開辦一家心理咨詢工作室只要有心理咨詢師二級證書即可。心理咨詢師二、三級證的考試自2003年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舉辦。徐凱文說，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到2017年，有300萬到500萬人參與了這個考試，其中130萬到150萬人考取了證書。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督導師、曾任北京林業大學心理學系教師的訾非做過二級證的面試考官，他告訴本刊，二級心理咨詢師面試中，每位考生面試時間短，只有五分鐘，憑此判斷咨詢師的勝任力還是比較難的。面試前的筆試，在一些監考不嚴的省份，作弊現象也比較嚴重。這些情況影響了咨詢師隊伍的建設。

粟超曾告訴姚曼，自己為什么要學習心理學，他說起自己中學時也得過三四年的抑郁癥，因為父母對他期許很高，希望他讀哈佛，一路博士畢業。他出現了軀體化的癥狀。他說后來他自己治好了自己：他買書看，改變習慣，給自己訓練，不斷調節心態。

在對姚曼等來訪者的介紹里，粟超說自己是北大本科。學信網信息顯示，粟超在2012年12月，在北京大學高等自考本科心理學專業畢業。2014年1月，他才獲得了北京大學心理學學士學位。2017年粟超報考了北京大學應用心理學的研修班。研修班的學制是兩年，想要獲得碩士學位，需要在五年內通過全國統一的升碩考試、發表一篇論文，再完成一篇畢業論文。學信網信息顯示，粟超在2022年獲得了學位。一位與粟超同屆的咨詢師回憶，讀研修班期間，有一門課是“臨床督導”，學生們輪流分享最近在做的個案。粟超分享的個案總是很“難”，類如來訪者有很多既往創傷史、有自殺危機、有醫院的抑郁癥診斷，收費要2000元一小時。該咨詢師回憶，當時這個價格比老師都高不少，老師委婉地建議過他重新考慮自己的價格。那位同學觀察到粟超可能是在那次課上感到不被理解，之后有一些課他就不來上了。

在他的推薦下加入咨詢的于天一，則更像個“野生”咨詢師。這個女孩出生于1997年，本科畢業于哈工大工商管理專業。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明心咨詢公司的管理人員稱，于天一是以“助理”的身份招聘進來的，在她正式開始做咨詢工作之前，她參加了明心咨詢公司組織的312小時的專業培訓。

“300多個小時的培訓，那她接受的又是什么樣的培訓呢？是否有過實習實踐？這里面都是很模糊的”。徐凱文告訴本刊，2017年，國家取消發放二級證書之后，要成為合規的心理咨詢師，主要只有兩個渠道，一種是要通過“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注冊系統”。注冊系統采取申請制，一個明確的標準是需要申請人研究生畢業于心理學或臨床醫學心理方面相關專業，還需要兩位已經在系統內注冊的咨詢師推薦。另一個相對成熟的行業評判標準是國家衛生健康委組織的心理治療師全國統一考試，通過考試可以獲得“心理治療師”的認證，這也需要有心理學或醫學方面的專業背景。

《心理醫生大衛》劇照

這些，于天一顯然都不具備。在本刊采訪的不少業內人士看來，于天一的入行，是國內心理咨詢行業缺乏明確的準入標準與管理的展現。2017年9月1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公布國家職業資格目錄的通知》，宣布取消心理咨詢師職業資格證，之后國家沒有出臺心理咨詢師執業的證照制度。但心理咨詢市場卻日益擴容。據艾瑞咨詢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心理咨詢市場規模達158億元，年增長率23%。面對火熱的市場需求，不少心理咨詢機構自行定制招聘標準，大批量咨詢師沒有達到明確的準入要求，沒有接受必要的監管，便進入這個行業。法院一審判決書也認定，于天一并不具備心理咨詢的從業資格。

混亂的市場

從2021年9月開始，邢菲在于天一的主導下開始做脫敏治療。當時，邢菲因為相親而困擾，表示不愿意跟男性接觸。于天一提到邢菲相親受阻的一個原因是她總是會回想起父親出軌的事，因此無法對男性建立信任，可以通過“脫敏訓練”來減輕這段童年創傷對她的影響。

“系統脫敏療法”是由美國精神病學家沃爾普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一種治療方法，主要是治療焦慮癥、恐怖癥，其治療原理是通過反復暴露在過敏原環境中，逐漸減少對過敏原的敏感性和反應性。比如患者害怕蜘蛛，咨詢師可以按照恐懼的級別設計訓練，讓患者先是看蜘蛛的照片，再是和蜘蛛共處一室，直到最后試著觸碰蜘蛛，通過訓練最后消除對蜘蛛的恐懼。在美國心理學博士畢業、擁有美國心理學家執照、目前在美國高校從事心理咨詢教學的陳曦告訴本刊，脫敏療法是一個很常見的治療方法，但在創傷治療的運用中，咨詢師往往要很謹慎地考慮使用這類療法的必要性。如果患者尚沒有能力應對“脫敏”的心理沖擊，就有可能產生新的創傷。

邢菲接受的第一次脫敏訓練在9月27日進行。訓練以角色扮演、情景復現的形式展開：于天一扮演邢菲，邢菲則扮演一位朋友，于天一以邢菲的身份訴說童年時目睹父親出軌的遭遇，邢菲則以朋友的身份傾聽。姚曼發現幾分鐘過后女兒哭了，滿臉淚水。于天一也中止了訓練，開始安撫邢菲。那天的咨詢記錄顯示，咨詢進展了85分鐘。在脫敏訓練兩天后，邢菲給于天一發消息說“脫敏治療以后當天晚上挺難受的”，第二天早起就出現自殺的想法，到了9月29日也沒有好轉：“我今天起來感覺特別絕望，有強烈的自殺的想法和沖動。看到橋就想要跳下去，今天還站在工地的樓頂準備跳下去，后來被一個師傅給制止了。您看這種自殺沖動的出現跟我做脫敏治療有關系嗎？”于天一在回復中讓她梳理情緒的變化，“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卡在哪里了”。

邢菲也給粟超發了消息，問他：“您認為我現在適合做脫敏治療嗎？”粟超說“日常生活能照舊，就可以脫敏哈”，也問邢菲覺得有什么阻礙。邢菲說自己恐懼與男生交往，怕對方重復父親出軌的行為。粟超說，創傷緩解了，信心和愿望都會加強一點，回避行為和感受會好一點。據事發后于天一和姚曼的通話錄音，粟超對于“脫敏治療”是一直知情的。邢菲自殺后，姚曼問過于天一是不是自作主張給邢菲做脫敏訓練，于天一承認脫敏的想法是她先形成的，但在設計脫敏方案與中途遇到阻礙時都與粟超交流過，詢問過他的意見，“都是詳細探討過的”。

兩周后的10月11日，于天一給邢菲進行了第二次脫敏訓練。姚曼清晰地記得，晚上結束咨詢走向停車場時，女兒突然情緒激動地說咨詢時于天一對她說“爸爸不愛你”，她委屈地帶著哭腔說“于老師瞎說”。第二天上午，邢菲給于天一發消息：“我早上起床后，腦內又出現了自殺的想法……我認為是跟昨晚做的脫敏治療有關系。脫敏治療做得挺難受的，還引起自殺的想法。而且秋天情緒波動大，大夫減藥也不輕易減呢。何況還做這種讓人回憶起創傷的脫敏治療。我自己認為脫敏治療起碼不適合我現在做。您怎么看呢？”于天一對她的積極求助表示了肯定和鼓勵，也提出可以對脫敏訓練再討論，但沒有對邢菲自殺的想法進行干預。想要自殺的念頭，邢菲也告訴了粟超。她明確對粟超說，覺得脫敏訓練不適合自己現在做，問粟超怎么看。粟超說要跟于天一研究一下，也表示可以先不急著做脫敏訓練。

訾非告訴本刊，面對患有雙相、精神分裂等重性精神障礙的患者，咨詢師往往應該采取輔助性、支持性的治療，比如傾聽、共情理解來訪者的困擾，提醒來訪者按時服藥、注意季節變化對情緒的影響，和來訪者一起探索如何通過調整生活環境和人際關系來減輕壓力等。訾非認為，在邢菲的情況里，“目睹父親出軌”并不必然會導致“不想找對象”。訾非提出，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在原生家庭之外建立親密關系，例如有些有孤獨癥傾向的個體，寧愿過獨居生活而不愿意過“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應該尊重這些人的選擇。一位資深的心理咨詢師則告訴本刊，案件中，于天一這樣構思脫敏訓練，是受限于工作經驗和受訓背景。

在接受第二次脫敏治療后的幾天，邢菲和父親曾在微信上聊天。父親先是談起關于邢菲工作和學術上的事，后來又說起自己的小女兒最近成了少先隊員，要向姐姐學習。在聊天中，父親還祝她生日快樂，邢菲提醒父親記錯了她的生日，她是10月20日出生。生日第二天，邢菲從天臺躍下。

2023年11月13日宣布的一審判決中，法院明確提到邢菲自殺前的兩次“脫敏治療”的涉案咨詢行為，對她的自殺產生了影響。對此，明心咨詢公司表示不滿，選擇上訴。明心咨詢公司認為在打官司的過程中，出于咨詢行業原本的倫理設置和隱私保護，公司難以負擔沉重的舉證壓力。“離開咨詢室很多天之后的自殺需要咨詢師或者咨詢機構去承擔最大的責任的話，那心理咨詢整個行業就淪為自殺保險了？那很多人有預謀地去做心理咨詢，然后去起訴機構或者是咨詢師，這是不是就是會成為一個常態？”

姚曼也對判決結果不滿意，她認為咨詢師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并提起了上訴。女兒去世后，很多時間姚曼都待在家里，伏在長長的餐桌前，點亮臺燈，借助放大鏡，拿著手機打字，一封封地給法官寫信，傳達她捕捉到的心理咨詢師對她女兒的傷害。進入二審程序后，她又開始了這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