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河南安陽武官村村民的鋤頭，意外叩響了千年青銅文明。村民吳希增在田間掘出商周重器后母戊方鼎（原名司母戊鼎），為躲避日軍劫掠，連夜將其深埋于自家庭院。不經意間，這些村民成為了國寶守護人。

這段驚心動魄的護寶往事，在幾十年后化作作家余耕新作《問鼎1939》的創作藍本。書頁間流淌的是異常慘烈的國寶爭奪戰，也是復雜人性的博弈。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余耕表示，自己十多年前在紀錄片中看到這段故事后，大受觸動，自己的創作基因被喚醒，“那些順著青銅紋路滾落的不僅是千年晨露，更是古老文明向未來遞出的密信”。

小說《問鼎1939》講述1939年，安陽城里，修復古玩起家的余氏兄弟和村民們發現國寶后母戊方鼎的故事。日軍得到消息，逼迫余氏兄弟交出銅鼎。善于修繕古玩的弟弟余良駒，在貨郎的幫助下，收集廢舊銅器鑄造了一個假鼎，但假鼎送到日軍憲兵司令部后，卻被當場識破。原來，后母戊方鼎出土時缺失一只鼎耳，余良駒鑄假鼎時，為了不節外生枝，復制了一個完整的銅鼎。誰知丟失的鼎耳先于銅鼎出土數年，流傳至日本后落入甲骨文專家井道山兄妹手中，井道山當場揭破余寶駒送來的是假鼎，一場“國寶保衛戰”就此展開。

哥哥余寶駒曾是安陽城的街痞混混，但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和弟弟余良駒卻挺身而出，與日軍斗智斗勇，誓死守護國寶后母戊方鼎。余寶駒兄弟、伊藤太乙、井道兄妹等各色人物，為了各自的信仰和利益，展開了驚心動魄的較量。

作者余耕早年從事專業籃球訓練，后轉行在北京做記者十余年。自不惑之年開始職業寫作，先后創作長篇小說《金枝玉葉》《做局人》《最后的地平線》等。其中，《我是夏始之》獲得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2017年，小說《如果沒有明天》獲得百花文學獎中的影視劇改編價值獎，根據該小說改編的話劇《我是余歡水》在全國各地上演600余場，網劇《我是余歡水》也成為現象級作品。此外，余耕創作的劇本《迷墻》由郭京飛和任素汐主演，今年5月剛剛殺青，而根據其小說《以愛之名》改編的劇集，又將于今年夏天開機。據悉，其新作《問鼎1939》的影視版權也已售出。

蹉跎十余年

不甘心好故事被“淹沒”

北青報：請講述一下《問鼎1939》的創作初衷吧，您創作這本小說的靈感，或者說契機是什么？

余耕：這部小說緣起于北京一家影視公司邀請我創作一部抗戰題材的電視劇。當時我正好看到央視播出了一部講述后母戊方鼎出土的紀錄片，于是，我便以此寫了一個故事大綱。那家影視公司看完大綱，并沒有采納，因為他們剛剛從好萊塢邀約來一位頂級煙火師，而我這個以抗戰為背景的故事里，卻沒有一場像樣的戰爭場面。我當時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于是，便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部小說。

北青報：您的小說第六稿完稿于2014年，第七稿完稿于2023年，請問這些年來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小說放了這么久？

余耕：我之前寫的小說，在2014年出版，名字為《古鼎》。當時，出版《古鼎》的出版社是奔著這部小說的影視改編出版的，但我已經把這個故事的影視版權賣給了上海一家影視公司。出版社發現影視版權賣掉了，因此沒有做任何推廣宣傳，使得這部小說被淹沒。上海的影視公司買到版權后，請我做編劇進行改編，但是我在改編理念方面與公司產生很大分歧，最終不歡而散。于是，他們又請來一位編劇，等這位編劇把劇本寫完之后，又因某些原因，導致這部劇再次難產。

三年前，我給上海公司的影視版權到期了。但我一直不甘心這個故事不能被影視化呈現。于是，我在2023年重新修訂一稿，便有了現在的《問鼎1939》。

北青報：請問第七稿主要做了哪些改動呢？

余耕：好小說都是改出來的。我在改編劇本的那段時間，就發現原先小說文本里的不足之處，待劇本合作結束后，我就修改了一稿小說，雖然那個時候小說已經出版了。十幾年前我剛開始寫小說，對長篇的把控可能還不是很好，尤其細節方面有點粗。

2023年修訂最后一稿時，補充了很多細節，不管是愛情方面，還是歷史、民俗方面，都進行了深入地描寫。我在人物塑造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使得輔助角色更加立體鮮活。并且在文物鑒賞、修復、造假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深度探究。

除了故事主干之外，第七稿文本在語言和氣質方面與當初那部小說已經完全不同，包括故事主體司母戊方鼎也遵循了官方改動，變成了后母戊方鼎。之前《古鼎》這個名字，看起來很像一本考古類的學術書，讀者可能不會以為這是一本小說，所以這次再版就改掉了，我感覺“問鼎”這兩個字更適合這部小說，雙重寓意都貼合了，再加上1939這個年份，就更有歷史感和戲劇性了。但話說回來，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關鍵還是要有好的故事，只要有好的故事，這個名字一定會流行起來。

雖然是小說

但創作中最大限度遵循了史實脈絡

北青報：《問鼎1939》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藍本，請問您在創作時做了哪些研究工作？查閱了哪些類型的資料？讓您覺得很有收獲的是什么呢？

余耕：后母戊方鼎出土不過百年時間，但圍繞著這一重器的很多事情已經變得撲朔迷離。例如，這只銅鼎丟失的那只鼎耳去了哪里？是第一次挖掘出土時丟失的，還是掩埋后第二次挖掘時丟失的？后續很多年中，是否還曾在原出土地進行過挖掘尋找？這些到現在為止都仍是謎。

在完成這部小說的初稿后，我便去了一趟河南安陽，還去了武官村。因為我的小說里有很多關于風水堪輿方面的描述，所以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當年的現場。從央視的紀錄片到現場實地采訪，幾乎都是正史、野史參半。人類文化中有個現象，容易對一些歷史進行無意識、不自覺的修改，將其神秘化。因此，后人在考證前人講述時，一定要做好甄別。對于第七稿修訂幫助最大的參考，當屬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官員李維明先生的著述《司母戊鼎還有多少待解之謎》。我寫的雖然是小說，但仍然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史實的脈絡，讓讀者在小說中了解這段歷史。

北青報：您提到親身去河南考究，有沒有哪些實地考察的經歷或資料對您的創作產生了特別關鍵的影響？

余耕：第一次去安陽是一個冬天，中原大地的冬季清冷蕭瑟，我在武官村、殷墟遺址盤桓數日，一直沒有很特別的感受。當時快過年了，我記得是臘月二十七那天，我去了文物一條街，想去找一找余寶駒和余良駒他們販賣文物的感覺，可惜大多數店鋪都已關門準備過節了。在為數不多的一家開張店鋪里，我買了一件魏晉時期的黑陶。大概是因為我買了店鋪物件，老板熱情招呼我喝茶，并跟我“侃”了半天安陽文物。不知不覺聊到傍晚時分，待我告辭出門時，發現門外已經下起雪來。于是，我在雪地里一直步行到天黑，大概走了有3公里，直到四周全都變成白茫茫的雪野。我當時的心情好極了。后來，我在小說中，把后母戊方鼎至關重要的時刻，放在了安陽一個大雪的深夜。

北青報：小說中，哥哥余寶駒曾是個街頭混混，后來卻有勇有謀地保護了國寶；弟弟余良駒奇丑無比，卻是聰明手巧的工匠。余氏兄弟這樣的人物設定，您是怎么考慮的？

余耕：起初，人設差異化是為了戲劇呈現效果。之所以把余寶駒設置成為一個街頭混混，是受紀錄片的啟發。片子里采訪過的當事人，有一位安陽武官村的農民，他講述說，日本人包圍武官村后，他從抽屜里拿出自己的手槍，翻墻逃出村外……這樣的故事讓我在腦海中開始想象：一個種地的農民為何會有一把手槍？有一把手槍的種地農民可能是什么樣的人？這樣的故事，讓人有很大的想象空間。

創作這個故事十多年

至今仍感覺魂牽夢繞

北青報：1939年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您為何選擇這一特定年份作為敘事核心？這一時間點對故事主題的深化有何象征意義？

余耕：1939年是后母戊大方鼎出土面世的真實年份，又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至暗時刻，民不聊生、大廈將傾。在這樣的時間、這樣極端環境下的人們，面對一件曠世奇寶，人性的丑陋與高尚必然也會走到極端層面。因此，我創作這個故事經歷了十多年，到現在仍感覺魂牽夢繞。揭開一段歷史，試圖走進彼時彼刻當事人的心里，這是一件極具誘惑力的事情。

北青報：《問鼎1939》選擇在今年出版，有什么特殊意義嗎？小說以“問鼎”為書名，既呼應了歷史典故，又有深刻寓意，您希望通過這個書名和整個故事傳達怎樣的主題和思想？

余耕：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在這樣一個年份，重新回顧那段歲月里小人物的命運，有助于我們銘記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傷害，更有利于我們對和平的呼吁和守護。

北青報：小說的結尾是一開始就這樣計劃的嗎？為什么給余寶駒一個悲劇的結局？

余耕：我有悲劇情結。前面說了，極端環境下，人們的選擇必然走向極端層面。余寶駒是安陽城里的“大哥”，罩著手下的兄弟們、跟官府和日本人抗爭……他很享受做“大哥”的成就感?！秵柖?939》最后的悲劇看似是余寶駒的悲劇，但其實歷史上這樣的悲劇并不少。比如，曾被晚明“京師子民”們奉為“抗清英雄”的袁崇煥，最終被推到菜市口處死之時，也會被義憤填膺的“京師子民”咒罵。將袁崇煥奉為“英雄”的人，與最后咒罵袁崇煥的人，可能是同一批人，這才是這出悲劇的核心。在《問鼎1939》中，曾被余寶駒照拂的人，與后來朝余寶駒臉上扔菜葉子的，也是同一批人。我嘗試用這樣的一個悲劇性的結局，給讀者們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

越探究越興奮

挑戰也變成了想象的資源

北青報：對于這部小說，您個人比較滿意的是哪部分？寫哪些情節時自己覺得特過癮，又有哪些時刻覺得有些意難平？

余耕：余寶駒在安陽街頭坑蒙拐騙，余良駒制作假鼎、雪夜盜鼎，都是我寫作時比較興奮的橋段。尤其是余良駒制作假鼎的環節，我在技術層面請教過冶金專業的老師，在做舊方面跟文物專家交流過很多，他們看到這個橋段后都覺得邏輯合理。

在中日文化溯源方面，我提出了訴求卻沒有尋找到答案，這或許是這部作品較為遺憾的一個方面。

北青報：在寫作過程中，您如何兼顧宏大敘事與個體命運？是否面臨史料與藝術加工的沖突？

余耕：再宏大的敘事都是在講人的故事。時局如果是一個車輪，那么個體就是車輪的輻條，是輻條支撐車輪在往前滾動。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中，很多關鍵節點都是由個體選擇裁決未來進程。因此，講好個體故事也足以承載宏大敘事。

至于如何處理史料和藝術加工的沖突，我覺得關鍵在于寫作技巧的把握。如果把史料比喻成食材，那么寫作技巧就如同油鹽醬醋等調料，作者的掌控能力則是火候，搭配得當即可做出誘人的一道菜。

北青報：《問鼎1939》不同于您的那些當代題材小說，相比之下，《問鼎1939》的挑戰和難點是什么？

余耕：寫作的十多年時間里，我一直在嘗試不同題材創作，每一個新題材都是一次挑戰，是對知識積累的挑戰，也是對時空認知的挑戰。不過百年的時間，圍繞后母戊方鼎便發生了很多懸案，這也為我的小說創作和演繹留下了空間。關于這件重器，那些解釋不清的疑團，讓人越是探究越是興奮，因此，挑戰也變成了想象的資源。

輻條看似只能隨著車輪滾動

但也要有甄選善惡的能力

北青報：《問鼎1939》特別適合拍電視劇，畫面感很強，語言也生動。

余耕：從某種程度來講，《問鼎1939》就是為影視劇改編準備的一部小說。作品剛剛出版，已有多家公司跟我聯系溝通，現在影視版權已經售出。

北青報：對于《問鼎1939》的影視化改編，您希望是怎樣的？

余耕：這部作品囊括了懸疑、盜墓、考古、諜戰的各種元素，不太好歸類。但這也恰恰是它的特點所在。我創作小說的時候，有兩個篤定的原則：第一，呈現不一樣的人物；第二，寫不一樣的故事。基于這兩個“不一樣”，希望《問鼎1939》在將來拍攝的時候，不要往戰爭片去靠，也不要往盜墓的方向靠，盡可能拍得特別一點，做成一個不一樣的范本。

北青報：您個人最認同書中哪個人物的價值觀？他們的命運是否反映了您對歷史洪流中個體力量的思考？

余耕：書中的每個人物都不是盡善盡美的，他們都有人性的弱點和短板。但是余寶駒、余良駒、井道山和井道松子，都恪守著人性的底線，于大是大非中選擇了勇敢和善良。還拿剛才舉過的“車輪與輻條”的例子來說，我認為，在歷史的橫流中，個體輻條看似只能隨著車輪滾動，但是作為個體的輻條也需要甄選善惡的能力——當車輪駛向邪惡之路時，輻條可以選擇折斷，也可以刺穿輪胎。

沒準哪天會去鬧市開一家黑膠唱片店

北青報：目前的讀者反饋中，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或者給您以啟發的？

余耕：目前，讀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懸疑和智斗謀略方面，我期待有讀者可以看見支撐這些對決背后的文化符號和民族屬性。

北青報：《問鼎1939》會不會是一個系列作品的開端？未來是否會繼續深耕歷史題材，或轉向其他領域？

余耕：這個沒有考慮過，因為歷史題材寫作要參閱很多史料，案頭工作比較繁重。我目前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年份跨度更長，雖已臨近結尾，可依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北青報：您這幾年的作品一直保持高產高質，有什么秘訣嗎？

余耕：我一直堅持運動，有好的身體才能有體力和精力創作長篇小說。

北青報：對于小說創作，您給自己定什么目標了嗎？還是比較隨性，只要心中有感想寫，就去創作？

余耕：有目標就會有壓力，所以，我從來不會給自己定目標。寫作由心隨性，沒準兒哪一天失去創作的心性，我會去鬧市開一家黑膠唱片店。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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