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獎勵是科技建制化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在近現代科技發展中，科技獎勵制度作為一種關鍵的激勵機制，對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科技社會應用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在國際上享有廣泛聲譽的科學獎項中，首推諾貝爾科學獎。科學社會學奠基人默頓就強調了諾貝爾科學獎在科學獎勵體系中的獨特科學地位，諾貝爾科學獎是最高科學成就的一種象征，在科學界內外都擁有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價值意義。諾貝爾科學獎從1901年首次頒發以來延續至今（個別年份受戰爭影響停發），成為科學發展進步的重要風向標，從其長序列時間尺度觀察諾貝爾科學獎的發展演變，成為認識科學發展規律的重要途徑之一。

本文聚焦諾貝爾科學獎這一最高科學獎項，基于諾貝爾科學獎官方網站公布的頒獎數據和相關文獻研究，采用數據統計分析、案例分析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在對諾貝爾科學獎發展的統計分布特征進行分析提煉的基礎上，通過挖掘諾貝爾科學獎在科研創造峰值年齡、知識傳承與師承效應及學科交叉等方面的規律，從基礎研究投入、科學人才儲備、科研機構建設、跨學科合作和創新生態的角度探討諾貝爾科學獎的獲獎大國的科學創新特征。最后，基于諾貝爾科學獎的特征規律和諾貝爾科學獎獲獎大國建設的經驗，提出推動我國邁向科技強國的相關科技政策建議。

01 諾貝爾科學獎的統計分布特征

諾貝爾科學獎（以下簡稱“諾獎”）是當今世界影響力最大的科技獎項，是國際自然科學領域公認的最權威科學獎項。自1901年諾獎首次頒發以來，截至2023年共頒發346項自然科學獎，獲獎人次為646。諾獎的統計特征主要如下。

1.1獲獎國家分布

諾獎獲獎者國家分布高度集中，美國居第一方陣，英國、德國、法國居第二方陣。根據諾獎官方網站，截至2023年，諾貝爾科學獎獲獎人次為646，獲獎人數為642（J. Bardeen、M. Curie、F. Sanger和K. Barry Sharpless 4人曾兩次獲得諾獎，見表1）。經統計，1901—2023年美國以獲獎329人次（50.93%）處于絕對領先地位，英國、德國、法國分別為92人次、79人次和42人次（美英德法四國合計占比83.90%），日本18人次（另有3人在獲獎時已取得他國國籍），中國僅有1人次。從獲獎學科領域分布上看，美國以物理學獎51.56%（116人次）、化學獎45.36%（88人次）和生理學或醫學獎55.07%（125人次）的獲獎率遙遙領先（圖1）。學者Gros對主要國家每1億人口諾獎獲得者的獲獎率進行研究預測，發現美國在1972年達到頂峰后呈下降趨勢。

1.2獲獎機構分布

諾獎的主要獲獎主體是發達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1901—2023年諾獎獲獎機構中，大學與科研院所是獲獎機構中的主力（圖2）。美國的哈佛大學（33人次）、加州理工學院（24人次）、斯坦福大學（21人次）、洛克菲勒大學（20人次）、麻省理工學院（17人次）和英國的劍橋大學（17人次）等表現優異。在科研院所中，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24人次）和英國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10人次）等優勢明顯。

1.3獲獎成果類型統計

成果類型主要是重要發現、重要發明、重要改進，并且以科學發現為主。獲得諾獎通常是對科學理論、發現或突破的認可，因此，獲獎成果常常具有重大的科學和技術意義，可以為相關領域的應用和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諾獎科學成果的類型、研究方向與領域偏好相對穩定，葉鷹等對2000年以前的諾獎進行定性聚類分析，發現獲獎科學成果主要分布在科學發現與理論創新（重要發現）、技術發明與方法創新（重要發明）和人工物質（重要改進）三大方面。而且，諾獎絕大多數集中在“微觀”領域（如基本粒子層次），“常觀”領域和“宇觀”領域（如天體宇宙研究）獲獎的并不多見，但近年來已有這方面的科學發現成果獲獎。對成果類型規律的挖掘有助于探究諾獎委員會的授獎領域偏好，但這種“偏好”無法完全成為現實的客觀反映，可能會受委員會成員組成、政治立場或個人偏見等因素的影響。當然，獎項的覆蓋范圍也需要適應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變化。

1.4諾獎授獎時滯逐漸延長

授獎時滯是指獲獎時間與科學發現成果產出時間之間的年度差值，能夠反映出諾獎評選機制的內在因素。研究表明，1901—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的獲獎成果產出與獲獎時間差平均為18.32年，物理獎為20.88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為19.00年。科學家從公開發表諾獎級成果到獲得諾獎的平均時間為20年左右。諾獎的評選機制極其嚴格，要經過時間和學術共同體的檢驗。從諾獎開始頒發以來，授獎時滯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從最初的平均10年左右上升到現在的20年以上。

1.5科學發現成果商業化加速

科學發現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呈現出加速趨勢。有學者發現諾獎成果商業化呈現上升趨勢，一項科學發現成果從產生到商業化的平均時間間隔約為17年。獲獎科學家不僅與產業界展開合作，也會借助自身聲譽和資源優勢創辦科技公司，于是一系列的科學發現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或技術，推動創業創新和知識產業的大發展。例如，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Kary B. Mullis發明了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方法，后來他成為多家生物技術公司的顧問和創始人，致力于推廣PCR技術在臨床診斷（如基因檢測）中的應用。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ndre Geim和Konstantin Novoselov因發現石墨烯新材料而獲獎，他們共同創辦Graphene Industries公司，專注于石墨烯相關技術的開發和商業化應用。

02 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學規律

基于長序列時間尺度的角度，對科技獎項的數據挖掘與分析已成為科學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基于諾獎全時間序列的分析，諾獎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科學學規律。

2.1科研創造峰值年齡逐步升高

諾獎科學發現的科研創造峰值年齡逐步升高至45~49歲。科研創造峰值年齡是指人才產出諾獎級科學發現時的年齡。諾獎科學發現的平均成果產出年齡因不同時間階段、不同所屬學科而有所差異。截至2023年，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科研創造峰值年齡為45~49歲，生理學或醫學獎和化學獎的平均成果產出年齡呈穩步上升趨勢，在1871—2011年上升幅度分別為6.20歲/百年和8.20歲/百年，而物理學獎先有一定下降后逐步上升，總體上升2.49歲/百年。

2.2知識傳承與師承效應明顯

偉大的科學家是科學海洋中的燈塔，可以培養、吸引和聚集科研優秀人才。偉大科學家及優秀人才之間的知識傳承、思想傳播、學術迭代、科學積累及范式突破帶來科學發現成果集群式產出，科學發現的前沿知識傳承鏈持續延伸。在現代科學史上，前人作出的杰出科學成就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更會對后人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和啟發。一項重大科學成果可能會引發一系列持續的研究工作，形成復雜的、具有網絡特征的學術知識傳遞鏈。例如，倫琴因1895年發現X射線而獲得1901年首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在其后的一個多世紀里，基于X射線的廣泛研究及應用工作吸引了大量科學家的持續關注，這其中就包括勞厄、布拉格父子、貝克勒爾、居里夫婦、巴克拉、康普頓等10位物理學領域的諾獎科學家（圖3）。學術思想、方法和技能等前沿新知識的連續傳承與積累突破，離不開頂尖人才的不斷聚集，這也是諾獎的特殊與“珍稀”之處。

諾獎獲得者師承關系占比高，呈現明顯的師承效應規律，即所謂的“名師出高徒”。本文“師承效應”分析主要聚焦研究生以上的知識發現型的師承關系。截至2023年，諾獎中存在師承關系的獲獎者高達41.44%，化學、物理學、生理學或醫學三大獎項內存在師承關系的諾獎得主分別占比42.79%、49.33%和32.15%。“一徒從多師”和“一師帶多徒”的現象及跨學科的師承關系是“名師出高徒”的有力證明。研究發現，最長的師承關系（連續兩代間都是直接的師生關系）已經延續了7代，延續6代的師承關系也比比皆是。

2.3科學發現的學科交叉融合

重大科學發現往往涉及多個學科領域，跨學科合作研究日益重要。交叉學科易產出創新性成果，科技獎項也更青睞跨學科成果。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研究對象問題復雜性的增加，跨學科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同學科的相互滲透和融合日益顯著。越來越多的諾獎科學發現涉及多個學科領域，這種多學科合作有助于解決復雜的科學問題，將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結合起來才有助于推動科學發現的產生。例如，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的發展融合了化學和生物學的原理和技術；超分辨率顯微鏡技術在醫學領域有重要應用，有助于科學家觀察和研究細胞和生物分子的結構。

2.4獲獎者流動與集聚效應凸顯

諾獎獲得者具有一定的流動規律，但人才會長期集聚在少數科技發達國家。科學和創新是全球性的，但少數發達國家在吸引和培養頂尖科學家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受個人興趣、家庭情況、職業機會等因素影響，科學家可能會在其職業生涯的發展過程中遷移到其他國家或機構，即產生人才流動。Schlagberger將諾獎獲得者的“流動行為”定義為5種具體情形：（1）諾獎獲得者取得碩/博學位、作出獲獎成果、獲得諾獎（3個職業階段）都位于同一國家/機構（指僅在同一國家/機構內流動，未產生跨國家/機構的流動）；（2）諾獎獲得者在第一國家/機構取得碩/博學位，在第二國家/機構作出獲獎成果并獲諾獎；（3）諾獎獲得者在第一國家/機構取得碩/博學位，在第二國家/機構作出獲獎成果，在第三國家/機構獲得諾獎；（4）諾獎獲得者在第一國家/機構取得碩/博學位并作出獲獎成果，在第二國家/機構獲得諾獎；（5）諾獎獲得者在第一國家/機構取得碩/博學位，在第二國家/機構作出獲獎成果，后回流到第一國家/機構獲得諾獎。研究發現，在國家層面的流動行為中，77%的諾獎獲得者為第一種情形的流動，即取得博/碩學位、作出獲獎成果與獲獎時所在國家沒有發生變動；在機構層面的流動行為中，43%的諾獎獲得者為第二種情形的流動，即在第一機構取得碩/博學位，在第二機構作出獲獎成果并獲得諾獎。

諾獎獲得者的研究資源具有集聚效應，形成科學“馬太效應”。獲得諾獎的科學家通常會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源和機會，包括研究經費、設備、實驗室、人才團隊等。分析產生集聚效應的原因：其一，諾獎獲得者因其成就和聲譽往往吸引更多的資金和贊助，這些資源可用于支持更高風險、更具挑戰性的研究項目，進一步提升創新能力和影響力；其二，諾獎獲得者會受到同行乃至社會的關注和尊重，這使他們更容易與其他優秀科學家建立合作關系，通過合作帶來更多的資源、專業知識和創新思想；其三，諾獎的獲得可以為科學家提供更多的學術和職業機會，可能會受邀擔任重要的學術職位、研究機構的領導職位或咨詢顧問等，這些機會可以帶來更廣泛的影響力和資源獲取途徑。

2.5諾獎光環效應顯著

諾獎具有顯著的“光環效應”，為獲獎者帶來持久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獲得諾獎后，不論科學家本身的工作產出和效率是否受影響，其影響力通常會持續增加，其研究成果和觀點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和引用，聲譽和地位在科學界得到進一步鞏固。Uzzi團隊對科研主題進行大規模分析發現，與科學獎項相關的主題在產出率、影響力方面具有超乎尋常的增長，而且會吸引更多新的參與者。相比同等類型的科研主題，在獲獎后的5~10年中，獲獎研究主題的論文發表數量增加了40%，引用次數增加了33%。這種持續且顯著的影響力有助于科學界產出更多的科學成果。

03 諾獎獲獎大國的獲獎關鍵因素分析

諾獎主要分布于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這5個科學強國，通過分析諾獎獲獎大國特有的支撐本國基礎研究和科技發展的科學創新特征，可以深化對科技強國建設相關因素的認識。

3.1加強基礎研究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根本基礎

科技強國首先要是科學強國，科學強國必須以強大的基礎研究為戰略支撐。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當今世界科技強國，也是諾獎獲得者進行科研工作、完成和發表獲獎成果的聚集地。科學有效的基礎研究戰略對科技強國的成長發揮著根本引領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科學：無盡的前沿》戰略報告（該報告強調“基礎研究產生新的知識，是技術進步的鋪路石”）的指引下，形成美國聯邦政府與私人共同資助的充滿活力的科技創新體系，成就了美國今日的科技強國地位。在該戰略思想的指引下，美國成立了專門支持基礎研究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等政府資助機構，在基礎研究領域長期穩定投入，對美國大學的自由探索技術研究發揮了最大的促進作用。同時，美國還通過立法（如科研機構及科學資助機構立法）、稅收激勵、教育改革等多種手段，致力于在科技創新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英國作為近代科技革命的發源地，擁有雄厚的科學基礎與重視基礎研究的傳統，通過英國研究與創新署等機構對科學研究提供支持，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促進科技成果商業化。德國三百多年來不斷調整科研體制，通過立法和財政支持，形成了一個具有自我驅動機制的國家創新體系，政產學研高度協同，以其強大的工業基礎（“工業4.0”戰略將基礎研究與工業應用緊密結合）和研究機構（如以基礎研究為主的馬普學會、以應用開發為導向的弗勞恩霍夫協會等）在全球科技領域占據重要地位。法國以立法形式確保科研投入（如《科研與技術發展導向與規劃法》），持續穩定支持基礎研究，通過國家科研機構（如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支持科學研究，強調基礎科學的研究和對新興技術的探索，為其持續保持科技強國奠定重要基礎。日本作為近幾十年諾獎獲獎人次顯著提升的新興獲獎大國，在1993年就提出將基礎研究擺在國家發展的核心地位，1995年頒布實施的《科學技術基本法》正式確立了“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國家戰略方向。日本歷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都在強調推進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2001年出臺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時明確提出“在50年之內拿到30個諾獎”的目標。為達到持續振興基礎科學的目的，日本文部科學省在2016年提出了強化基礎科學的戰略任務，在加大基礎研究投入規模等方面實施了系列舉措。

3.2頂尖科學人才是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生產力

建設科技強國的關鍵是科技實力的長期儲備和人才隊伍的持久建設。科技強國需要科學大師，科學大師可以培養和集聚優秀科技人才，持續的人才儲備積累是科技強國建設的基礎。在諾獎獲獎人數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獲獎合計占比接近80%。截至2023年，德國馬普學會擁有24位諾獎科學家及多名菲爾茲獎、圖靈獎等世界著名科技獎項獲得者。要產生諾獎級的世界原創科學發現成就，涌現諾獎獲獎者級別的世界頂級科學家，應加強科技實力的儲備和頂尖人才隊伍的建設，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長遠的戰略規劃和持久的人才隊伍建設。

3.3頂尖科研機構是科技強國建設的主要競爭力

集聚世界頂尖科研機構，是世界科技強國在全球科技領域領導地位的重要體現。主要科技強國擁有許多世界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這些世界級基礎研究機構在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機構不以級別強調其存在感，只以科學貢獻立社會），通常集聚世界頂尖科學家，同時具備先進的研究設施、充足的科研經費，以及高度競爭和協作的研究環境等，這些因素吸引了全球的優秀科學家和學者加入。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等都是世界頂尖的研究機構，在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工程學等多個領域都有著卓越的研究成果。英國的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卓越的學術傳統。德國政府自2018年起每年額外投入3.85億歐元，專門資助精英大學開展科學研究，且在2021年至2030年對主要從事基礎研究的機構諸如馬普學會、亥姆霍茲聯合會等的資助每年遞增3%。這些世界級大學和研究機構致力于前沿科學問題的研究和未知科學領域的探索，成為諾獎科學家的主要來源和培養未來頂尖科學家的搖籃。

3.4跨學科合作和多學科融合是科學發現的優勝賽道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正在深刻改變著全球科技發展趨勢和國際競爭態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特點是多領域科技突破群發涌現、快速的技術迭代創新、跨學科及多學科深度融合，以及新興科技領域方向的顛覆性突破。為了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各國都在積極推動跨學科合作，建立跨學科的研究平臺和合作機制，以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例如，斯坦福大學的開創性跨學科生物科學研究Bio-X計劃涉及生物學、醫學、工程學、計算機科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多個學科，成為跨學科研究和協同創新的典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英國研究與創新署等把發展融合研究（Convergence Research）作為一項長遠戰略，并采取重點資助項目、戰略優先基金等有力措施給予大力支持。

3.5創新至上的卓越科研生態是科學發現蓬勃產出的關鍵土壤

美英等諾獎獲獎大國擁有具全球競爭力的自由開放創新生態，特別是一批頂尖科研機構，不僅為科研人員創造了寬松的科研環境和創新至上的學術創新氛圍，更塑造了一種崇尚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創造的社會價值觀和科學創新文化，即志存高遠、奇思妙想、潛心鉆研、力戒浮躁、代際積累。而在整個科研創新生態中，科研評價體系尤為關鍵。通過形成“一套真正評價人和事的價值和地位的評價體系……把所有高尚、有益和高貴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對科學發展重要的東西放在前面”，提倡科學家和科研團隊專注于攻克那些具有深遠意義和高度挑戰性的科學難題，專注于科學探索和創新，不拘泥于短期成果，而是更加注重科學發現的長遠影響和原創性；最大化減少對科學家科研時間的干擾，以確保科學家潛心研究的時間精力，可自由地思考、探索和實踐，從而為人類的知識寶庫貢獻出更多的科學發現。

04 對我國建設科技強國的啟示與建議

科技強國不是短期建成的，必然是長期重視基礎研究的科技政策導向、長期穩定的基礎研究投入、長期基礎研究的知識產出積累、科學發現和突破的新知識不斷轉化為新技術產業的結果。縱觀世界科技發展史，基礎科學研究強國無一例外都是科技強國。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支撐，科技強國難以實現。

4.1長期穩步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強度，培育建設世界頂尖基礎研究機構

科技強國必須是科學強國。科學強國的根本基礎是基礎研究強國。基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益性事業，也是“耐心”事業。當前基礎研究更多是由科學創新思想、大科學裝置和先進設備、科學大數據等驅動的事業，長期穩定和大力度投入是其基本需求，而國家投入是主力。與科學強國的長期科學研究傳統和投入強度（美國與英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占R&D經費的比重為15%~20%）相比，我國基礎研究的傳統較短、投入強度（5%~6%）相對較低，需要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而世界頂尖科學研究機構是基礎研究科學發現的主力軍，培育具有科學傳統和科學積累深厚的頂尖基礎研究機構是發展基礎研究的關鍵。科研機構作為科研創新的重要載體，對于推動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諾獎獲獎機構分布也可以發現，大學與科研院所是諾獎成果的重要產出機構。促進我國科技長足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識到科技創新對國家富強的戰略重要性從而不斷增加科技投入。因此，應從科學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完善科技強國頂層設計，穩步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強度，長期穩定對科研型機構的科研投入合理比例，培育和建設一批世界頂尖的基礎科學研究機構。

4.2加大對中青年科技領軍人才的培育與引進，支持建立跨學科科研創新團隊

科學事業最需要頂尖人才，科學強國也是頂尖人才強國。中美的科技戰略競爭，最終對決的是吸引和用好世界頂尖人才的能力。諾獎的科研創造峰值年齡規律表明，處于創新黃金時期的中青年領軍科技人才最具開拓性、原創性和探索性研究的潛力，也最有希望取得重大原始創新成就。因此，應持續穩定支持和長期跟蹤優秀的中青年科學家，采取科學育才與精準引才的策略，培養和吸引具有科技領軍創新能力的頂尖科技人才。而其根基是培養和造就宏大的科技人才隊伍，這就需要采取更多政策工具和措施。應增加研究經費和科研項目的資助力度，合理提高科研人員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減少科研人員生活負擔；加強與國際頂尖科研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中國科研合作網絡的國際化，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進一步提高本國科技人才的國際“顯示度”和“可見度”；引聚學術大師進行學術指導與合作，促進資源共享、信息交流和人才互動，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的人才隊伍；對引進的科技人才，幫助和支持其建立跨學科、多學科科研創新團隊，打破學科壁壘，促進多學科知識交叉與學科融合；提升人才評價機制的科學性和多元性，建立強大而穩固的科技人才隊伍后備力量。

4.3激發社會力量投入科技研發和應用，促進科學成果的產業化和商業化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全球競爭中，社會力量投入科技研發和應用已經成為鮮明特征。中國在研發投入方面還存在顯著的結構性問題，企業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企業研發經費占主營業務收入之比）長期偏低，企業科技創新的活力和主動性明顯不足。與美國等科技強國相比，我國的研發經費主要依賴政府，社會資源在支持科技創新活動方面的比例明顯不足。應鼓勵社會力量特別是企業積極參與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以促進基礎研究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同時，科學發現具有應用化、商業化乃至市場化的巨大潛力的科學研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將市場需求與科學研究有效對接，促進產學研的結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落地，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此外，在吸收社會資本進入科技研發領域時，應利用社會力量的社會影響力和滲透力，在更大范圍內形成全民崇尚科學創新、崇尚科學家精神的社會氛圍。這對于提高民眾科學素養、增強對科技強國相關舉措的理解、形成科學原創成果導向的創新友好型生態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4.4激勵科學家做高風險性、顛覆性研究，鼓勵中國科學家大膽探索科技研發新方向

高風險高回報（HRHR）研究是取得重大科學發現的關鍵。諾獎成果都是原創的科學發現類成果，屬于典型的高風險高回報研究。根據諾獎的授獎時滯規律，未來10~20年可能獲得諾獎的成果，應該是現在已經做出的原始科技創新成果。未來20~30年可能獲得諾獎的成果，可能是未來10多年將做出的原始創新成果。因此，觀察過去近20年來我國在諾獎授獎的科學領域取得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是我國在未來能否獲得諾獎的重要依據。根據Science評選的年度十大科學突破、Nature評選的年度科學事件/新聞、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同評選的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每年發布的突破性研究成果，2001—2022年，由我國科學家獨立完成或主導完成的入選以上三類年度科學突破榜單的研究成果共計105項。因此，基礎研究類的科學基金，應以激勵科學家做原創性、突破性、先進性和顛覆性研究為目標，不宜要求項目申報必須填報“預期成果”，針對創新思路應給予一定支持，從科研資助的源頭鼓勵科學家開展原創性研究。尊重科學家對基礎研究方向和研究路線選擇的自主權，引導和激勵科研人員積極探索科技創新的前沿新方向，真正做出國際一流的“諾獎級”科學原創重大科技成果，為豐富和建設未來人類知識體系作出中國的獨特貢獻。

4.5厚植科學發現和技術創造友好型創新生態，培育科學創新的氛圍

我國科研管理領域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現象，尤其是基礎研究常常面臨低成功率、低可見度及需要長達數十年才能實現成果轉化的種種挑戰。這迫使大多科研人員選擇相對保守的研究方向，更傾向于那些能夠快速產生成果的應用型科研領域，對挑戰性、高風險性基礎研究敬而遠之。同時，我國現階段將短期績效和科技評價相掛鉤，勢必導致跟蹤模仿研究盛行、產生短平快項目等現象的涌現，但此類研究對我國科技成果質量和科技大國地位的提升并無實質性的幫助。我國本土諾獎的稀缺正是對我國基礎研究現狀的反映。相反，高風險性探索研究極有可能出現國際一流、具有重大原創貢獻的科技成果。即使是偶然性科學發現也離不開科技管理與資助政策的正向導向作用。因此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自由開放的卓越創新生態，創造以鼓勵探索、寬容失敗、注重長期積累為科研發展價值觀的氛圍，需要大力精簡評價層次和頻次（治理“過度評價綜合征”）。同時，選聘胸懷寬廣的科技領軍人才擔任科研機構負責人，避免機構的學術生態退化；要致力于科研機構人才隊伍建設的“五湖四海化”，避免任人唯親，這樣才有利于追求科研機構的世界一流的學術影響力和競爭力。

本文來源于《中國科技人才》2024年第5期。張志強，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特聘專家，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二級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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