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新西蘭激流島，清晨的霧氣還沒散盡。

顧城穿好他那件穿了多年的舊外套，走到院子那棵樹下，把繩子一圈一圈搭在樹枝上，屋里，妻子謝燁剛剛倒下，胸口還在淌血，那是他親手砍的。

他們的五歲兒子顧杉木，此時在島上鄰居家玩耍，正嚷著要吃早飯，絲毫不知道，自己剛剛成了孤兒。

顧城在遺書中寫道：“愿你別太像我。”

幾十年過去，顧杉木長大成人，沒有發瘋、沒有當詩人，也沒有繼承父親那種近乎自毀式的“天賦”。

他，真的一點也不像顧城。

顧城是誰？是朦朧詩的旗手，是那個寫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人。

1970年代末，他和北島、舒婷一起，掀起了一場關于詩、自由與靈魂的風潮。

他的詩像童話，干凈、孤獨、純粹，他成名也很早，22歲時作品風靡全國，被稱為“童話詩人”。

但在現實生活中，顧城內向、敏感、孤僻，幾乎無法與人正常相處。

朋友說他像“活在自己構建的小宇宙里”。

他面對愛情、家庭、創作極其理想化，但面對現實生活毫無自理能力。他討厭喧鬧、怕責任、怕混亂，卻又極度占有、極度控制。

他用詩圈起一個“精神城堡”，可他自己，被困在城堡中央。

1979年，顧城在火車上遇見了謝燁。她是上海外語學院的高材生，漂亮、自信，家境優越，有明確的人生規劃。

她本該出國，走出屬于自己的世界，但她偏偏看中了那個沉默寡言、衣衫簡陋的顧城，謝燁覺得他“特別、干凈、不屬于這個世界”。

顧城一開始追她追得十分瘋狂，甚至在她家門口搭木箱子住了四年。風吹雨打、寒來暑往，硬是感動了謝家，換來了一個附帶條件的允許：“去醫院做精神檢查，證明你是正常的。”

1983年，他們結婚了，謝燁辭了工作、放棄了留學機會，全心全意支持顧城的創作，她是打字員、編輯、生活管家，甚至要負責顧城的對外社交。

而顧城呢？不讓謝燁出門，不許她吵鬧，他說自己創作需要“純凈空間”，一有雜音就會抓狂。她在屋里輕輕走動，他都要發火。

1988年，他們的兒子顧杉木出生，本是喜事，顧城卻說：“孩子會搶走謝燁對我的愛。”于是他從來不肯正眼看一眼孩子，而且顧城根本不在乎謝燁的委屈，他要的是一個永遠圍著他轉的“理想妻子兼媽媽”。

1986年，顧城去北京參加詩歌活動，認識了北大中文系的李英，她對顧城是近乎膜拜式的崇拜，一下子滿足了顧城的大男子主義。

他還跟謝燁說：“李英是林黛玉，你是薛寶釵。”

1988年，他們舉家移民到新西蘭，定居在與世隔絕的激流島，顧城邀請李英同住，謝燁竟然也同意了，還幫她辦了簽證。

顧城自稱“建女兒國”，自己是唯一的“男王”，李英負責陪聊、喂養靈魂，謝燁負責做飯、洗衣、帶孩子。

這個病態三人行維持了幾年，直到1992年李英突然跑路，和別人私奔了。

顧城崩潰了，他不吃不喝，把自己關在屋里打坐畫咒，還寫信罵謝燁是“吸魂的妖怪”，精神狀況越來越糟。

而謝燁，也終于清醒了，開始想“逃”。

她認識了一個華人學者陳大魚，對方溫和、穩重，給了她這些年從未擁有過的正常感情。她寫信給家人說：“我想帶杉木走，重新開始。”

只可惜，她沒走成。

1993年10月8日凌晨，謝燁收拾好行李，準備帶兒子登船離開。

顧城察覺到了，他切斷電話，鎖上門，從屋后取出一把斧頭。

謝燁剛走到廚房，就被顧城從背后砍中，她倒在地上，沒機會掙扎。

顧城隨后走出門，在院子那棵樹上吊死，身上穿著他常年的舊外套，口袋里放著寫有“愿你別太像我”的遺書。

當顧城的姐姐顧鄉趕到時，屋里血跡未干，院子里的繩子還在晃。顧杉木，在鄰居家吃著早飯，什么都不知道。

小小的顧杉木成了這個家庭唯一的幸存者，顧鄉帶他離開激流島，回避了外界的議論和追問。她告訴他：“你爸爸是詩人，你媽媽很溫柔。”

顧杉木在新西蘭長大，他成績一直很好，后來考進奧克蘭大學的工程系，一路拿著獎學金。朋友們給他成立了“木耳基金”幫他付學費，“木耳”是他小名。

大學畢業后，他進了IT公司做程序員，朝九晚五，有老婆、有孩子，在當地華人圈口碑不錯。

姑姑顧鄉在他18歲時，把那封遺書交給了他。他讀完只說：“我不記得他們的臉。”

顧城這一生，是徹底的悲劇，他是詩人，是瘋子，也是殺人犯。

謝燁，完全就是犧牲者。她愛到最后失去了自我，成了顧城幻想里的附庸。

而顧杉木，那個不被愛的孩子，最終活成了家庭最“正常”的那個人。

他沒繼承父親的才華，走了一條最不“顧城”的路，卻成了這個家里中唯一幸福的人。

顧城說：“愿你別太像我。”
顧杉木，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