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人而言，祁連山與河西四郡、張騫、霍去病等名詞緊密相連，瞬間便能勾起我們心中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兩千年前，漢家兒郎在這片土地上金戈鐵馬，駝鈴陣陣，為中華文明留下了自信且多彩的回憶。祁連山，它并非某座山峰的專稱，而是甘肅、青海交界處一系列山脈的統稱，綿延800多千米，最高峰團結峰海拔5800多米。它位于青藏高原東北緣，因板塊碰撞擠壓加速抬升，北部下陷形成河西走廊。這片土地承載著厚重的歷史，從古老的文明起源到漢朝的開拓經營，再到如今的繁榮發展，祁連山與河西走廊見證了無數的興衰變遷。那么，這片土地究竟有著怎樣的獨特魅力，又經歷了哪些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呢？讓我們一同探尋其中的奧秘。

雪水浸潤的河西文明

祁連山阻擋東南氣流，使河西走廊降水量由東至西減少，形成不同景觀。但其高聳的雪山帶來了冰川融水，截至2015年有冰川2685條，像肅南的“七一冰川”年融水量近80萬立方米。祁連山“三大水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滋潤著河西走廊，形成點點綠洲。5000多年前誕生的馬家窯文化是開拓河西的先行者，已形成頗有規模的農業，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后期畜牧業比重增大，四壩文化、騸馬文化等頗具代表性的牧業文明興起，祁連山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為牧業發展提供了天然好牧場。

斷匈奴臂膀的“河西四郡”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讓漢朝看到了更廣大的世界。月氏、烏孫曾生活在祁連山一帶，其文化面貌相近，以畜牧業為主，河西走廊早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自中亞而來的貿易線。匈奴獨霸后，河西走廊成為其屬地。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大敗匈奴，渾邪王率部眾投降。漢朝設立“河西四郡”，雖學界對四郡創設具體年份存爭執，但四郡地名沿用至今。這些地名可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地原有稱謂，是漢文化進入河西的證明，自此河西走廊展現了更為多元的風貌。

傳承至今的河西特色

河西走廊暢通后，漢使涌向西域，完善的屯田及驛站系統保障了使命的完成。漢人的腳步到達玉門關以西4萬里的安息國西界，入朝參覲的外國使團也絡繹不絕。無數的西域特產被引入中原，河西的畜牧業創造高峰，山丹軍馬場聞名世界。如今，河西的農業也獨具特色，張掖市臨澤縣是國家級雜交玉米種子生產基地，酒泉市金塔縣是“國家級區域性西甜瓜良種繁育基地”，種子遠銷多個國家。

對于中國人來說，祁連山與河西四郡、張騫、霍去病這些名詞聯結到一起，我們的腦海里便會立刻掀起萬丈波瀾。曾經縱橫在這片土地上的金戈鐵馬，是兩千年前漢家兒郎的專屬浪漫。駝鈴陣陣，更為悠久的中華文明留下古代史中最自信、多彩的回憶。

雪水浸潤的河西文明

說起來，“祁連”并非某座山峰的專稱，而是指甘肅、青海交界處一系列大致成“西北—東南”走向的山脈。例如由東至西、緊貼著河西走廊的烏鞘嶺、冷龍嶺、托來山、走廊南山、疏勒南山、大雪山等等，綿延800多千米，最高峰是疏勒南山東南段、海拔5800多米的團結峰。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東北緣，是典型的增生型造山帶。青藏高原本身是由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碰撞形成，而在中、新生代時期，因為青藏高原的擠壓作用，祁連山加速抬升，其北部下陷為一個個盆地，也就是后世所謂黃河以西、連通中原與西域的“河西走廊”

如果將祁連山比作托盤，河西便是它當中盛放的累累果實。因為北部還有馬鬃山、龍首山與祁連山對峙，所以夾于其中的河西走廊顯得格外狹長，較窄處僅僅幾十千米。從東南方向來的氣流，被祁連山的高大山峰依次阻截，降水量也由東至西減少。這也是為什么河西走廊東端以南的青海境內有眾多國家級森林公園，中部森林變少但草原隨處可見，而西部則以戈壁和沙漠景觀聞名的原因。

?不過，高聳的祁連雪山，給予了河西另一種生命之源——冰川融水。截至2015年的冰川編目數據顯示，祁連山共有冰川2685條，這對于降水不足的區域，起到十分關鍵的補充作用。像是肅南著名的“七一冰川”，冰層最厚處據稱可達120米，年融水量近80萬立方米。祁連山“三大水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中，位置最西的疏勒河受冰川融水補給最多，占流量的1/3，它也是敦煌和瓜州、玉門用水的依靠；中間的黑河為我國第二大內陸河，源頭是祁連山脈中段的“八一冰川”，其干流迂回多次后北上注入居延海；東部的石羊河則是武威、永昌、民勤的母親河。

得到祁連山河流滋潤的土地，形成點點綠洲，讓原始文明有了崛起的土壤。5000多年前誕生的馬家窯文化堪稱開拓河西的先行者，遺址點從河西走廊東端的天祝、古浪開始，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肅州、金塔等地。馬家窯文化由早到晚還能細分為馬家窯、半山、馬廠三期。張掖西城驛一期遺址，就屬于馬家窯文化馬廠晚期。在同是馬廠晚期的甘肅永昌鴛鴦池遺址中，曾發現過高70厘米、內部裝有粟的陶甕，結合西城驛發現的炭化粟，可見馬家窯文化已經形成頗有規模的農業。正是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穩定性，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由于這一時期頻繁的氣候變化，從馬家窯文化后期開始，畜牧業在河西先民生產中所占的比重便有日趨增大的跡象。按楊富興、陳亞欣等學者所述，河西地區考古學文化以距今4000年前的齊家文化為分界線，出現了農業和牧業主副地位互換的情況。走廊西部繼齊家文化后興起的四壩文化，就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牧業文明。四壩文化存在于山丹縣以西至新疆東部，重點發掘的玉門火燒溝古墓群中發現大量獸骨，包括羊、牛、馬、狗、豬等等，甚至有墓陪葬了44只羊。到3000年前，接替四壩的騸馬文化還開始飼養起了駱駝。而且，騸馬文化中幾乎不見豬骨。養豬與農業發展往往呈正相關性，這說明騸馬文化的農業比重進一步下降了。祁連山地貌豐富多樣，孕育了多種生態系統，動植物資源異常豐富。跨甘肅、青海兩省，占地5.02萬平方公里的祁連山國家公園里，有高等植物1487種，珍貴動物囊括雪豹、白唇鹿、藏原羚、野牦牛、野驢等種群。這樣的天然好牧場，衍生出繁榮的牧業文明，實在情理之中。

只是，雖整體都轉入畜牧為主的時代，但河西走廊兩端的考古學文化樣貌并不一致。東部在齊家文化后出現的類型被稱作“沙井文化”，與騸馬文化差不多同時代分據東西。這些曾經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先民，他們的子孫后代今日又在何處呢？

斷匈奴臂膀的“河西四郡”

漢武帝時張騫奉命出使西域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多虧這位“博望侯”，漢朝看到了無比廣大的世界。當年張騫第一次出使的目標，是要去尋找逃去西方中亞的匈奴仇敵“大月氏”，并嘗試勸說他們和大漢聯合夾擊匈奴。只是，等張騫好不容易找到大月氏人，他們卻早已習慣了當時的生活，不再想著報君父之仇。而張騫帶回的西域諸國情報，被《史記》收錄了一部分，其中便提到月氏“曾居敦煌、祁連間”。此外，東漢班固所著《漢書》另外指出，當年跟月氏一起生活在祁連的還有烏孫人。那么，我們今天說的沙井文化、騸馬文化，會不會就是遷出河西之前的月氏或烏孫聚落？

不得不說這一可能性相當大。然而，不論是月氏還是烏孫，在史籍中都被記載為“隨畜遷徙”的行國。三國時期康泰《吳時外國傳》還稱，外國人有“天下三眾”之說，即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可想而知，月氏與烏孫的文化面貌應該極為相近，畢竟大家都是以畜牧業為主。想憑目前的研究區分沙井與騸馬文化究竟屬于哪個陣營，還做不到。能確定的是，從大月氏和烏孫受匈奴攻擊后，選擇放棄祖地西遷來看，生活在河西走廊的這些畜牧民族，對遠方的中亞地區并不陌生。這一點在考古上也得到佐證，四壩文化、沙井文化、騸馬文化的墓葬中均發現數量巨大的外來物品，像是與內陸毫無關聯的海貝，以及瑪瑙、綠松石、和田玉。如此，河西走廊早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一條自中亞而來的貿易線。這里的貴族們，早早享受著異域傳來的各種寶石與裝飾品。而匈奴獨霸之后，河西走廊便被劃分為渾邪王、休屠王等人的屬地，直至衛青、霍去病這兩個大漢的將星出世。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冠軍侯”霍去病率上萬騎兵出隴西，“過焉支山（一名燕支山）千有余里”。匈奴折蘭王、盧胡王被殺，渾邪王子、相國、都尉被俘，漢軍還得到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大單于震怒，以渾邪王喪師失地之罪，欲將他召來誅殺。走投無路的渾邪王，只能率部眾四萬余人投降漢朝。《西河舊事》載，匈奴丟失“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的祁連山后，悲歌道：“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控制了祁連山北麓渾邪王與休屠王故地的漢朝，開始著意經營這條用于聯絡西域各國的河西走廊，標志性事件就是漢武帝設立了“河西四郡”。《漢書·西域傳》稱：

初置酒泉郡，后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因為《漢書》與《史記》關于四郡創設的具體年份多有矛盾之處，故學界至今對此問題仍存爭執。如魯東大學李炳泉教授認為，酒泉郡大概設于元狩末年（前118—前117），后在元鼎初年（前116—前115）割東部土地另設武威郡，目的在于把守匈奴通羌人之路。張掖郡置于元鼎六年秋（前111）。敦煌郡最晚，在后元元年（前88）成立。

四郡地名沿用至今不改，可稱佳話。或許大家都聽過“張掖”之名取自“張國臂掖”；“酒泉”得名是因為“其水若酒”；“敦煌”二字分別指“大”和“盛”。這三種說法都出自東漢末年學者應劭。既然是漢朝人的記述，按常理看可信度應該不低。但據現代學者鉆研，事實或許并非如此。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認為：“四郡范圍內的大多數地名，都極有可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地原有稱謂。”

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于闐語（屬于東伊朗語支）的權威專家貝利（H. W.Bailey）曾經指出，所謂“張掖”，就是對東伊朗語*Cham-yaka的音譯，該詞的本義是“fortified place”，即“設防之地”。漢人翻譯外來語言時，往往先選聲音相近的漢字，再從中取意思貼合者，“張掖”就是這么出現的。類似的地名還有“敦煌”，這兩個字的上古發音為*tur-gwaang，對應的當是東伊朗語里的*druvāna，指“受安全保衛”。恐怕這些地名都源自月氏統治時期，但300多年后的應劭并不了解個中秘密，所以才以漢字的字面意思解釋“張掖”“酒泉”“敦煌”之名的由來。至于“祁連”“燕支”，明顯也不是單純的漢語詞，唐代顏師古考證“祁連”是匈奴語中“天”的意思。不過歷史留給后人的細節太少，想確定它們出自哪種古代語言，已相當困難了。這些中外合璧的地名，不可否認就是漢文化進入此處最佳的證明。雜糅著烏孫、月氏、匈奴元素的河西走廊，自此之后展現了更為多元的風貌。而這一切的依托，正是從中原源源不斷遷入河西的漢朝移民。

傳承至今的河西特色

河西走廊暢通后，打著“博望侯”旗號的漢使一批批涌向遼遠的西域。完善的屯田及驛站系統，讓這些奔赴萬里外的勇者們得以竭盡全力完成使命。《后漢書·西域傳》如此記載當時的盛況：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余里，靡不周盡焉。

漢人的腳步到達玉門關以西4萬里的安息國西界，與此同時，入朝參覲的外國使團也絡繹不絕來到長安和洛陽。敦煌的漢代驛站“懸泉置”出土了23000多枚有字的漢代簡牘，其中許多都是關于在此停駐的西域使者們的信息。來自新疆和田的于闐國王就曾帶著1074人的龐大隊伍來到這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于闐人口數為19300人。這就意味著，相當于于闐全國5％的人口，都跟著國王前來朝漢了。

無數的西域特產隨著人口流動，經河西走廊被引入中原，比如漢武帝心心念念的大宛天馬，以及高級飼料作物苜蓿。苜蓿含糖量較高，質地柔嫩易消化，適合作為青貯材料，用來冬天喂養馬匹。河西的畜牧業在種群及技術改良下，創造一個又一個高峰。《三國志》稱，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十一月，鎮西大將軍曹真出兵平定河西的盧水胡叛軍，戰利品包括羊111萬只、牛8萬頭。到了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滅北涼后，更是著意利用河西牧場：“馬至二百余萬匹，駱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

河西走廊大馬營草原上的山丹軍馬場堪稱世界聞名，享有“亞洲第一大馬場”的美譽，也是甘青大環線旅行中必來的打卡地。這里位于祁連山冷龍嶺北麓，又稱“漢陽大草灘”，養育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貴馬種，像是國人無所不知的汗血馬，依舊可以在此見到它們的身影。跟牧業的碩果交相輝映的，是今天獨具特色的河西農業。張掖市臨澤縣是國家級雜交玉米種子生產基地，全縣約60％的耕地用于玉米制種。按比例算，等于全國每100粒玉米種子就有13粒產自這里。無獨有偶，酒泉市金塔縣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制種，經過40年的發展，現在我國市場60％以上的西瓜與甜瓜種子來自金塔縣，甚至還遠銷至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韓國等30多個國家。2022年，金塔縣被認定為“國家級區域性西甜瓜良種繁育基地”，常年種植面積保持在10萬畝以上。

超脫時代的變遷，河西走廊的文明始終能迸發出驚人的生命力與能量。就像它南方的祁連山脈，不論是山腳下一碧萬頃的草原，還是山脊上銀裝素裹的雪域，都是這片土地的希望。幾千年來，因祁連山豐美的水草，河西居民賴以生存。如今，輪到我們來保護這里的生靈。相信祁連山的傳說，仍會在未來奏響更華美的篇章。

祁連山與河西走廊，宛如一部厚重的史書，每一頁都寫滿了傳奇。從古老的馬家窯文化到漢朝設立河西四郡，從繁榮的牧業到如今獨具特色的農業，這片土地見證了中華文明的不斷發展與變遷。它不僅孕育了燦爛的歷史文化，還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祁連山的雪水滋潤著河西大地，讓這里的文明始終迸發出驚人的生命力與能量。如今，我們肩負著保護這片土地的重任，要讓祁連山的傳說在未來繼續奏響華美的篇章。相信在人們的共同努力下，祁連山與河西走廊將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成為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永不磨滅的瑰寶，吸引著后人不斷去探尋、去感悟其中的魅力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