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四川的評價，精準地概括了其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四川坐擁“蜀道難”的天險與“天府之國”的富饒，是野心家眼中的“寶地”。漢高祖劉邦在此成就帝業，激勵著無數人前來“占山為王”。然而，歷史上在四川建國的割據政權，除劉邦外大多短命而亡。從公孫述的成家政權到明末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這些政權存續時間短則3年，長不過43年，仿佛中了“短命的詛咒”。那么，四川的割據政權為何大多成不了大氣候？其優越的人文和地理條件，對統治者來說究竟是福還是禍？讓我們一同探尋其中的緣由。

地理自鎖，困獸樊籠

蜀地周邊有東北的關中、東部的江漢、南部的云貴以及西部藏區四大區域。云貴高原與藏區因文化、民族心理隔閡及自然環境嚴酷，蜀地勢力難以直接擴張，關中平原與江漢平原便成為主要目標。但蜀道艱險，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它阻擋外敵，卻也困住了割據政權自己。蜀地與關中聯系主要靠陸路，蜀道狹長、關隘險惡，糧草輜重折損率高，士兵行進困難。如劉邦入蜀后“燒絕棧道”，可見交通路徑少且險。后世中原統治者吸取教訓嚴加把守，諸葛亮北伐時，陳倉守將郝昭堅守，蜀軍因糧草問題無奈班師。東進江漢也困難重重，四川河流雖多但不適合大規模水軍培養和建造大型艦船，且長江上游尤其是三峽地區通航條件惡劣。夷陵之戰中，蜀漢水軍因建設缺陷全軍覆沒，此后無力與曹魏、孫吳抗衡。

安逸度日，民心思變

進攻不行，堅守也難保王朝萬世。多數割據四川的統治者自恃地形險要，滋生保守心理，企圖關起門來享樂。成家政權的公孫述，面對屬下荊邯的獻計，疑而不聽，被馬援稱為“井底之蛙”。有的皇帝還昏庸無道，對百姓橫征暴斂。成漢的李壽大興土木、強征工匠，導致民心思變。李勢更是殘暴，誅殺忠臣，引發太保李奕起兵反叛。而且，外來統治者與四川格格不入，得不到民眾舍命追隨。四川閉塞，當地人觀念里少有“胸懷天下，統一華夏”，人民安居樂業，厭煩戰爭。當面臨強敵時，難以生發出足夠的動力“保家衛國”。

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這樣評價四川：

“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于亡?！?/p>

這句話精辟地概括了四川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坐擁“蜀道難”之天險和“天府之國”的內部環境，是野心家心目中的一塊“寶地”；然而，古往今來在四川“建國”的割據政權中，除了漢高祖劉邦成功奪取天下外，其他政權無一例外都短命而亡。為什么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成不了大氣候？四川的人文和地理條件對統治者來說究竟是福還是禍？

四川割據政權：短命的“詛咒”

在往期文章中，我們曾詳細介紹過四川優越的區位條件?！皠﹂w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從地形上來看，古代四川（包括今重慶）被崇山峻嶺環繞，關隘險要，易守難攻。從資源稟賦上看，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河流密布，農產品供應充足，同時礦產資源儲量豐富、品類齊全，為國家獨立發展提供了必要支撐。

這樣看來，四川應當是一個得天獨厚的“龍興之地”。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漢高祖“因之（四川）以成帝業”，成就不朽神話，在其激勵下，歷史上跑到四川“占山為王”的人們少說也有十余個，其中建國的就有八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割據四川的政權中只有劉邦成功問鼎中原，余者皆早早被其他強權所吞并。讓我們簡要梳理一下這些亂世中的短命政權。

首先是由公孫述創建的成家政權。王莽篡漢后，蜀地太守公孫述的野心也迅速膨脹，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遂自立為王，后于公元25年稱帝。然而，很快站穩腳跟的劉秀豈能容忍這顆眼中釘？面對東漢的虎狼之師，成家政權難掩頹勢，很快滅亡。公孫述本人也身死戰中。

東漢末年，群雄逐鹿。劉備受劉璋之邀入川攻打張魯，順勢兵臨成都。四年后，劉備稱帝，建立蜀漢。起初，劉備野心勃勃，常常在軍事上采取主動。但夷陵的一場大火焚毀了他復興漢室的夢想，劉備去世后，其子劉禪統治41年，蜀漢為曹魏所滅，國祚43載。

晉統一全國后，很快爆發了“八王之亂”，隨之而來的是北方少數民族南遷，天下動蕩。公元301年，氐族人李特率流民反晉，后其子李雄在四川建國號為“大成”，李雄侄子李壽又改國號為“漢”，史稱“成漢”。成漢建國僅43年，東晉名將桓溫率兵攻伐四川，三戰三勝，皇帝李勢被迫投降

東晉平定四川后不久，很快又出了亂子。公元405年，桓玄在荊州起兵叛亂，益州刺史毛璩出川攻打桓玄，結果部隊嘩變被殺，蜀人趁機推譙縱建立“譙蜀”。這個政權比較倒霉，遇上了后來取代東晉建立劉宋的“猛人”劉裕，413年就滅亡了。

下一個在四川建立割據政權的是五代十國時期王建建立的前蜀，立國18載就為后唐莊宗李存勖所滅。后唐控制四川的時間持續到李嗣源時期，蜀王孟知祥又在成都稱帝自立，史稱“后蜀”。這個政權堅持了32年，被北宋所滅。

自兩宋至元朝，四川再未發生大的叛亂，但在元末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四川出現一個名為“大夏”的政權，建立者正是那個據說是“四萬韓國人的祖先”明玉珍。朱元璋基本搞定中原和關中地區后，很快就征服了立國僅9年的“明夏”。

古代最后一個割據四川的政權是明末的大西張獻忠率領農民軍起義，1644年割據蜀地，建立大西政權。1646年，張獻忠在與清軍交戰時戰死。此時清軍已基本擊潰李自成，重創南明，大西獨木難支，于次年覆滅。

縱觀這些政權的存續時間，長者不過43年，短者僅僅3年。這樣曇花一現的命運不禁讓人感慨，割據四川的勢力仿佛都中了某種“短命的詛咒”。

詛咒的說法顯然是不可靠的。那么，看似條件優越的四川究竟為什么難以成為奪取天下的基地呢？

地理自鎖，困獸樊籠

蜀地周邊地理單元，主要是東北的關中、東部的江漢、南部的云貴以及西部藏區這四大區域。其中，云貴高原與藏區長期由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在文化、民族心理上與漢民族有較大隔閡，其自然環境的嚴酷性也限制了蜀地勢力向此二區的直接擴張。因此，關中平原與江漢平原，自然而然地成了從四川向外拓展的主要目標。

然而，正如顧祖禹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巴蜀自守則有余，用以攻人則必至于敗?！?strong>蜀道之難，是優勢也是劣勢，蜀道的雄奇艱險阻擋了外敵進犯的腳步，也成為割據政權自縛的枷鎖。蜀地易守，但他們自己想要打出去，就要面臨和外來者一樣的困局：后勤補給與兵力策應存在困難。蜀地與關中的聯系主要通過陸路實現，但蜀道的狹長與關隘的地形險惡使得糧草輜重的折損率相當高，士兵在行進過程中也往往提心吊膽，弄得人困馬乏。這一點從楚漢相爭的細節中可見一斑。劉邦在與項羽爭霸前期處于劣勢，入蜀后“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這表明，蜀地與關中之間可供選擇的交通路徑很少，主要路徑上甚至還包括一條架空于懸崖峭壁間的棧道，可謂險之又險。

劉邦找到“暗渡陳倉”這樣一條妙計之后，后世的中原統治者就從中吸取教訓，對此地嚴加把守。三國時期，諸葛亮趁曹魏與孫吳發生沖突、關中兵力空虛之際，發動第二次北伐，試圖“復刻”劉邦的成功案例。然而，陳倉守將郝昭堅守不出，諸葛亮“晝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無計”。與此同時，困擾蜀軍多年的糧草問題再次爆發。曹魏派大將張郃馳援陳倉，而張郃毫不憂慮，自信地表示：“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惫?，張郃剛到南鄭，諸葛亮就無奈班師了。

關中走不通，那么借長江上游之利，東進而攻江漢，能不能行得通呢？自古以來，北方興起者想要統一全國，必先克巴蜀而后下江南，順流而東，勢不可當。然而，對于扎根于四川的割據政權來說，這個優勢卻很難被充分利用——原因很簡單，缺乏精良的水軍。操練水軍需要寬闊的水域，而四川西南山區山高谷深，以深切曲流為主，東部四川盆地的平原及丘陵區，河水流速變緩，又侵蝕形成大量V形和U形曲流?？傊?，四川雖然河流眾多，但都不適合大規模水軍的培養，也難以建造大型艦船。此外，長江上游尤其是三峽地區，由于地勢險峻、水流湍急，通航條件極為惡劣。在古代，逆流進攻固然十分艱難，但上游者想要順利行軍，又談何容易。

魏黃初二年（221），劉備率軍東征孫吳。陸遜的應對方式，第一步就是接連退卻五六百里，將蜀軍引至三峽地區。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隘流汛，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蜀軍非但沒有一戰克敵，反倒被消耗了一波士氣。到了夷陵，陸遜掏出了第二招：堅守不出“烏龜戰術”。在長期拉鋸中，蜀軍逐漸松懈下來，因天氣炎熱，人困馬乏，“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結果被陸遜一把火燒了個干凈?！度龂尽侵尽り戇d傳》描述為“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夷陵之戰蜀漢的失敗看似是出于戰略失誤，實則與其水軍建設的巨大缺陷有必然聯系。戰前，蜀國的水軍將領黃權曾向劉備進諫：“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請為先驅以當敵。”這句話暴露了蜀漢水軍的兩個致命弱點：第一，精銳力量不足，戰斗能力遠不及成長于江南水鄉的孫吳水軍；第二，損耗大，相當于“一次性產品”，水軍順流而下來勢洶洶，但想要回到上游的大本營卻是難上加難。蜀漢水軍全軍覆沒后便一厥不振，再也無力與曹魏、孫吳相抗衡。

安逸度日，民心思變

進攻之路行不通，那堅守不出，總能保王朝萬世無虞了吧？事實上，大多數割據四川的統治者就是懷著這樣的想法。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夫當關”的關鍵在“夫”而非“關”。“知其為險，則攻者必有之死而生之志，守者必有以逸待勞之情，用心一分，而成敗判焉。”倘若君主貪圖享樂，君民上下異心，那么再險要的關隘也不過是一座空城。

歷史上，除了蜀漢政權在前期較為積極進取以外，其他統治者往往自恃地形險要，遠離是非，不知不覺滋養了保守心理，企圖關起門來舒舒服服當自己的太平天子。成家政權的公孫述就是個中代表，他自立的第二年，屬下荊邯獻計曰：

“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杰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筑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p>

延岑、田戎也數次主動請纓，公孫述皆疑而不聽。東漢將領馬援輕蔑地稱呼公孫述“井底之蛙耳，而妄自尊大”，對他困守西蜀胸無大志的行為極為不屑。

胸無大志也就罷了，有的皇帝還做起了昏君，為了滿足自己日滋夜長的享樂心理，對百姓橫征暴斂，導致民心思變。成漢的第四代君主李壽，在即位之初還能因循前朝寬儉的政策，后來就膨脹起來，不僅大興土木，廣修工事，還將附近郡中有三個壯丁以上的人家強行遷到成都，以補充工匠的不足。在他荒淫無道的統治下，“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李壽的繼任者李勢就更離譜了。大臣馬當、解思明富有智謀，深得民心，堪稱朝廷的頂梁柱。他們憂心皇家宗室不多，忠言進諫李勢不要妄殺漢王李廣，結果被疑心有謀逆之圖，夷滅三族。解思明被捕時，嘆息著說：“國家之所以沒有滅亡，全靠我們幾個人在，現在危險了！”談笑自若赴死。很快，太保李奕在晉壽起兵反叛，“蜀人多有從奕者，眾至數萬”。雖然這次政變被李勢鎮壓，但已經顯示出蜀人對李氏政權的極端失望。民心一失，大勢去矣！

那么，倘若君主勵精圖治、居安思危，問題是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也不是。觀察這些割據政權可以發現，自古以來鮮有四川人自己建立的割據政權。而外來的劉備、明玉珍等，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掌控了四川，但根植內心深處的地域觀念導致他們始終與這方“天府之國”格格不入，得不到四川民眾的舍命追隨。從另一方面來看，四川的閉塞使得他們很難與外界進行文化溝通，當地人的觀念里很少有“胸懷天下，統一華夏”。人民安居樂業，自然也厭煩戰爭，《漢書·地理志》所載的“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柔弱偏狹”。當面臨強敵時，他們很難生發出足夠的動力去“保家衛國”。

戰爭是綜合國力的比較。說四川條件優越，那是建立在同等占地面積、國家和平發展的情況下。但真實情況是，別人并不會守著相同的國土、帶著相近的兵力來進行一場“君子的對決”。當四川政權守成自封時，外部強權正在逐步擴張、養精蓄銳；當蜀地統治者猛然發現兵臨城下時，外部的強大勢力往往已經統一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只等著啃下最后這塊“硬骨頭”。一省之勢，獨木難支，如何能與舉國之力相抗衡？

四川割據政權大多短命，并非“詛咒”所致，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地理上，蜀道艱險雖易守難攻，但也成為向外拓展的枷鎖，后勤補給與兵力策應困難，無論是進攻關中還是東進江漢都面臨重重阻礙。人文上，統治者或貪圖享樂、胸無大志，或昏庸無道、橫征暴斂，導致民心思變。同時，外來統治者難以融入當地，民眾缺乏“胸懷天下”的觀念，面對強敵時動力不足。此外，戰爭是綜合國力的比較，當四川政權守成自封時，外部強權在不斷擴張、養精蓄銳，待兵臨城下，四川一省之勢難以與舉國之力相抗衡。四川的地理和人文條件，既是福也是禍，它為割據政權提供了生存基礎，卻也限制了其進一步發展，最終大多只能走向短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