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王萌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內容摘要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本部特設監獄的存在，在伯力審判中被川島清等日本戰犯親口證實。結合戰后原隊員的回憶錄與口述證言、相關存世照片、以及近年來形成的特設監獄遺址發掘報告，可明確特設監獄是材質異常堅固的兩棟二層樓房，每層有單人或集體牢房12間。七三一部隊對特設監獄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并在其中進行了多項人體實驗，諸多被實驗者遭摧殘致死。至晚于1945年8月10日晨，獄中所有在押的被實驗者或被迫自縊，或遭毒殺、槍殺。為了掩蓋人體實驗的暴行，特設監獄成為七三一部隊撤退之際首要破壞對象，在遭到持續爆破后最終化為廢墟。七三一部隊特設監獄遺址是反映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暴行的典型物證，愛國志士在獄中至死不屈的抗爭精神值得后人銘記。

關鍵詞 七三一部隊 特設監獄 人體實驗 戰爭暴行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實施的細菌戰，可謂人類歷史上至為黑暗的一頁，尤以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所從事的人體實驗暴行駭人聽聞。作為關押被實驗者的極秘場所，七三一部隊本部設有兩棟特殊監獄，在該部隊內部人員中稱為“7棟”和“8棟”，即特設監獄。中外學者關于七三一部隊乃至日本侵華細菌戰的研究，大多都會提及特設監獄的一些基本情況，然而在細節方面多存沖突，迄今鮮有能夠揭示其全貌的專題研究。這或許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在其揭露七三一部隊戰爭罪行的紀實文學《惡魔的飽食》中所言，“執筆這本實錄時，最大困難在于探明特設監獄的實際情況。原隊員幾乎都沒有出入過7棟、8棟的經驗，當然最熟知內幕的原特別班班員們，無論如何都頑固地拒絕證言，始終拒絕采訪”。目前，七三一部隊特設監獄的遺址僅存一些基石與殘留墻體。近年，由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等數家單位，對特設監獄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形成關于細菌實驗室與特設監獄的考古發掘報告。我們得以將報告結合原該部隊隊員的證言及相關存世照片，對特設監獄的建筑規制、內部構造、日常管理乃至最終被毀情況進行較全面的考察，使后人了解被實驗者在這一人間魔窟中生存與抗爭的一些側面，從而揭示更多七三一部隊從事反人類罪行的內幕。

一、特設監獄的營建與內部構造

1933年日本軍醫石井四郎于哈爾濱市五常縣西北部背蔭河秘密設立細菌實驗基地，以人體實驗的方式研制細菌武器。據背蔭河基地衛生兵栗原義雄回憶，基地內關押被實驗者的設施被稱為“籠子”，被實驗者于其中戴腳鐐，通常關押約100人。從如右栗原所繪“籠子”圖可知，“籠子”內部長寬高均為1.5米，一個“籠子”一般關押2人。全面抗戰時期，榮一六四四部隊是日軍在華中設立的細菌部隊。衛生兵松本博曾在該部隊本部中擔負監視“馬路大”（日軍對被實驗者的稱呼——作者注）的任務，據其所見，該部隊中也有類似背蔭河基地關押被實驗者的設施，“房屋內放置有被稱為‘籠子’的囚籠，其中每個都關押著一個全裸的中國男子……‘籠子’完全如同鳥籠般，高約1米，長約1米，寬約1.2米，只能容納一個成年人坐著的空間。籠子圍有鐵欄，僅地板用五寸見方的木板以螺栓加固而成。他們全裸關押于其中，房屋因裝置冷暖空調，可見十分注意室內溫度的調節”。顯然，無論是在背蔭河基地，還是榮一六四四部隊，關押被實驗者的“籠子”內部空間均非常狹小，被實驗者難以從中站立，由此可以想見日軍細菌部隊將其視如動物對待的險惡用心。

1934年秋，有數名被實驗者從背蔭河基地成功脫逃，日軍從事人體實驗的秘密隨之暴露。1936年8月，日本軍部編成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為了更大規模、更隱秘地研制細菌武器，1938年部隊長石井四郎開始在哈爾濱郊外平房地區籌建新的基地。從留存的《建設中的七三一部隊全景航拍照》中清晰可見右側上方有幢龐大的長方形建筑，此即七三一部隊本部核心——細菌研究所，也即該部隊中方勞工所稱的“四方樓”。四方樓以南北向的廊道為間隔分成東西兩部，西側居中的建筑體為“特設監獄”7棟、東側為8棟，兩棟外觀相似，均為磚混結構的二層坡屋面建筑體。從近年考古工作者拍攝的《四方樓及特設監獄遺址發掘航拍圖》可見，特設監獄地下部分有中間通道，一側與四方樓中心廊道相通，另一側分別與四方樓兩側相通，呈十字結構。

據考古發掘報告顯示，7棟東西長46.37米，南北寬14.5米，8棟的數據與之近似。從地基推測地上二層建筑結構應為中央設有通道，兩側為牢房。牢房大小有別，除南北兩側中央設一特大房間外，兩側小房間的大小亦不完全一致。報告認為房間大小有別意味著使用功能不同，推測“一般健康正常的關押對象是集中關在大房間里的，以此作為標準的實驗材料；被關在小房間的受害者，或是做過實驗需觀察的，或是得了傳染病等需治療的，或反抗心很強的必須加以隔離的，而后者往往很快就會被用來做實驗，以減少麻煩。另外，僅就中央的大房間而言，根據臨時需要，或可隨意間隔成若干不同的小房間”。這段結論旨在說明特設監獄的內部構造，因是根據地下遺跡來推測地上結構，從語句表述中可見報告撰寫者所持的謹慎態度。

與以上結論可互為印證的，是荻原英夫的證言。荻原英夫與石井四郎同為日本千葉縣人，被石井四郎招來參與營建特設監獄，故對其內部構造較為熟悉。戰后，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筆供中提到營建特設監獄的絕密性，“尤其是7、8兩棟（活人實驗所）的各種內部建筑和器材的安裝等，任憑再廉價的勞動力，也不會雇傭中國人。石井之所以雇傭了我們這些同鄉，首先就是為了防止泄密”。1938年1月，荻原英夫等建筑工人抵達平房七三一部隊本部后，其首要工作是為8棟已間隔好的房間涂墻，其次是從站臺上搬運磚砂和木材用以間隔內部的房間。荻原提到當時所見特設監獄內部構造為：“7、8兩棟是兩層樓房，一樓和二樓的入口處有3個房間，里面有4個房間”，這4個房間“地面和墻圍都鑲有瓷磚，面南的房間里安裝著滅菌器”。荻原英夫等人將7、8兩棟一二層入口處和里面共28個房間的墻壁涂好后，開始將中部“大禮堂”般空曠的大房間隔成小間，并澆筑混凝土。不久，荻原從舅父青柳雄等人處了解到，這兩棟建筑物為關押被實驗者的監獄，“牢房的入口處有鐵門，其他上下和四周都是用的混凝土，寬約2.5米，長約3米的牢房一個接著一個，每個牢房中有廁所，混凝土的地面上鋪著木板”。從荻原所繪特設監獄內部構造圖可見，他所提到的“里面的4個房間”，指的應是七三一部隊醫師與特別班從事人體實驗的特別處置室、浴室、X光室等。七三一部隊附屬憲兵倉員悟在1949年伯力審判中關于特設監獄構造的證詞與荻原的繪圖基本相符。“我們走進這房屋之后，通過了一條走廊；左面是看守室，右面是樓梯，再經過一個房間后便是一些囚室。”“在每一層樓上都有幾個供實驗用的房間，中部有幾個小牢房，那里禁閉有受實驗的人。”

1939年1月荻原英夫返回日本，在此之前他注意到7、8兩棟一層已各建成20間牢房，而且二層的建筑工程正開始，故推測特設監獄共有80間牢房。荻原英夫的筆供與發掘報告的結論較為吻合，推測的牢房間數可能包括值班室、雜物間與實驗用房等。據曾進入過特設監獄的原七三一部隊少年隊隊員石橋直方憶述，7、8兩棟每層各設有12間牢房，牢房總共48間。大部分進入過特設監獄的原七三一部隊成員也都提到，每層牢房數為12間。

與荻原英夫身份相似，原七三一部隊建筑班成員星野房治、司機鈴木進在證言中也均提到特設監獄的營建情況。星野房治關于特設監獄初期內部構造的繪圖（如下）表明，7、8兩棟一二層結構相同，通往二層的樓梯安于外部（后期或有所改建，最終安于內部）。星野揭露，四方樓的東側有秘密出入口，從哈爾濱方面延伸來的特別鐵路線與其幾乎直聯，“據說，被帶來的‘馬路大’們，通過這個出入口被送入7棟、8棟”。從如上《四方樓及特設監獄遺址發掘航拍圖》中清晰可見一條貫通四方樓、7棟、8棟的地下通道，證實星野房治所述無誤。鈴木進則提到，7、8兩棟由日本建筑商鈴木組、大林組、松村組施工營造，內部牢房為混凝土地面，墻壁刷粉。因隔墻為磚塊結構，因此牢房之間絕對無法傳話。日本學者青木富貴子發現，少年隊隊員筱塚良雄1939年5月抵達七三一部隊本部，不久即知曉部隊四方樓內關押有被實驗者的秘密，故她推測當時7棟、8棟的內部結構業已完成。

石橋直方曾提到，除個別單人牢房之外，一般每間牢房監押5、6人，最多10人，7、8兩棟可同時關押200人左右。柄澤班班員森下清人進入過被破壞前的特設監獄，注意到其內部牢房大小不一，其中較大的牢房能容納6、7人，有的牢房僅能容納4人。教育部成員千田英男曾參與過獄中人體實驗，因此了解監獄中內部情況：“回廊式的這一收容所中，若干個小房間被間隔開，牢固安裝著鐵格柵，每個房間都裝有聯絡用的窺視窗口。可見（某牢房）里面大小約為6—8畳，六七名裹著黑色簡易囚服的人們，或坐或躺，一起都把頭朝向這邊。有的瞪著怨恨的眼神，有的面露哀求的表情，有的露出彷徨呆滯的神色。我感覺后背冷汗直流。”被實驗者生存于如“籠子”般狹窄的空間之中，其恐懼、憤恨、絕望可想而知。

據日本學者常石敬一考證，七三一部隊至晚從1938年2月開始人體實驗，“在新本部中從事人體實驗，收押被實驗者的監獄從最初即為預訂而作。故其構造特別堅固”。不少原隊員在證言中都強調七三一部隊對特設監獄的嚴密警戒程度，“四周被三層的鋼筋混凝土建筑物包圍，這里到二樓為止都沒有窗，就是想攀爬上去也難以做到。總之，這就是為了防止逃亡的結構”。特設監獄建成后，由七三一部隊特別班負責看守。1981年《惡魔的飽食》出版后引起轟動，一名原特別班班員為森村誠一繪制如右特設監獄一層平面圖，有班員對之加以說明：“‘馬路大’是通過地下通道送進7、8棟的。在地下通道里鋪設了小型鐵軌。在由四方樓中央走廊通向7棟、8棟的地方，有堅固的鐵門，鐵門旁邊設崗，經常由警備隊員看守”。特設監獄的存在引起很多隊員的好奇，他們私下議論卻不敢靠近，“通往7棟、8棟的本館一樓中央通道兩側，在通向與監獄相聯系的中間庭院的鐵門處，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手持毛瑟手槍和六角棒的特別班班員輪流值班嚴加看守”。

有學者認為，特設監獄地下設有活體實驗室，“那是個絕密的地方，一般的七三一部隊隊員也都不知道，無關人員根本進不到那里去”。石橋直方證實，“馬路大”平時都被監押在7、8棟，對他們進行烈性傳染病菌實驗是在特別監獄和四方樓一層下面的活體實驗室中進行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押著“馬路大”去過那里。一些原隊員的證言也揭露，烈性傳染病的人體實驗在特設監獄的地下室中進行，而一般的傳染病的人體實驗大多在四方樓的各實驗室中進行。從《四方樓及特設監獄遺址發掘航拍圖》可見，特設監獄確實建有地下設施，但其規模不大，殘留的隔間中或許即有當時所設的活體實驗室。

二、監獄日常管理與人體實驗內幕

七三一部隊隊員中了解特設監獄內部情況的不多，這是由該部隊從事“人體實驗”的絕密性所決定。該部隊運輸班原班員越定男認為，“七三一部隊中壓倒性的大多數，對于部隊內究竟發生什么，除傳聞、風聞之外并不知曉，只是默默從事面對的任務。直接從事活體實驗、活體解剖，了解真相的不到十分之一”。德留一男作為七三一部隊總務部調查課照相班班員，1942年進入該部隊后能夠較為自由地出入特設監獄，他也提到部隊中能夠進入監獄者很少，“3000人的隊員中，允許進入的大概僅100人左右”。

多年來，隨著七三一部隊的罪證不斷被發掘，關于被實驗者群體的情況愈加清晰。通過七三一部隊原隊員的證言或供詞可知，關押于特設監獄的被實驗者，主要為中國人、俄國人、朝鮮人等，也有少數歐美戰俘；這些人大部分為抗日戰士以及為蘇聯和“第三國際”服務的情報人員，也包括一部分無辜平民。關于被實驗者的人數，學界一般認為該部隊第一部部長川島清在伯力審判上的供詞較為可信，即自1940年以后至日本戰敗，被押入七三一部隊充當實驗材料的受害者至少有3000人。不少原隊員明確提到，被實驗者中二三十余歲的年輕人居多；但也有個別兒童與老年受害者，據曾服務于七三一部隊某個藥學專家的證言，1942年時“馬路大”中年齡最大者達68歲。

這一群體在特設監獄中遭受了怎樣的境遇？目前我們僅能從該部隊原隊員的證言或供詞中窺知一些片斷。能夠為了解特設監獄日常管理及人體實驗內幕提供較為可信證言的，首先是日常管理該監獄的原特別班班員。如上文森村誠一所言，管理特設監獄的特別班班員中，愿意提供證言者很少。特別班班員大多為石井四郎的同鄉，班長為其兄細谷剛男。石井四郎對特別班班員不問學歷和知識水平，只要求“對于任務要忠實、口風要嚴實、身體要強壯”。森村誠一從原隊員的證言中了解到，特別班包括警衛、看守、廚師、辦事員等，約50人。特別班對監獄的日常管理十分嚴格，每日流程幾乎不變：班員從上午8時進入獄門開始值勤，至次日早晨8時50分為止交班。每日上午10時起，班員開始六小時一輪的獄中巡查。他們隨身攜帶消毒棉，邊消毒邊執行巡查任務，最后一輪巡查約在晚上8時進行。腰挎手槍的6名特別班班員在巡查中挨房檢查被實驗者的狀況，要求其從送飯的小窗口伸出胳膊，由他們進行診脈或測量體溫等。牢房內安有“緊急電鈴”，當被實驗者感到身體不適時，須按電鈴通知特別班辦公室。據某個班員回憶，雖然特別班白天有不少從事辦公事務的人員，但至夜間時僅有約10人在崗。班員在進入澡堂消毒之后，晚上9時對牢房內所有被實驗者進行點名。夜間值班令班員們感到厭惡，“這時的夜班，真是郁悶壓抑。被昏暗的混凝土與鐵的墻壁所包圍，自身也如同進入監獄一般，只能借用酒精釋放心情”。

此外，七三一部隊其他部門成員的證言，也能夠補充特設監獄日常管理的諸多細節。如被實驗者被押送至七三一部隊后的人身狀況，據越定男的觀察，“他們抵達七三一部隊后就會被取下綁繩，戴上腳鐐，半圓形鐐銬的接口固定處由特別班打入鉚釘封死，這是絕對無法取下的腳鐐……‘馬路大’在普通房中僅能取下手銬”。德留一男提到被實驗者入獄后即被剝奪人權：“‘馬路大’一開始穿著的是民間衣服，即中國人的普通服裝，而非囚服。穿著這些衣服，在胸前用墨汁寫下四位數的號碼……帶著這個號碼，在7棟二層拍攝X光片……書寫號碼，拍攝X光片，至成像為止都是我的工作。號碼并非開始即確定，而是按先后到來順序而定”。

不少原隊員在證言中提到，被實驗者中男性占主體，但也有少量女性。有特別班班員提到女性被實驗者多監禁于7棟。也有隊員認為，原則上7棟收押男性被實驗者、8棟收押女性被實驗者，因女性被實驗者是少數，故8棟也收押男性被實驗者。獄中的女性被實驗者也穿著囚服，與男性被實驗者不同的是，并不戴手銬與腳鐐，特別班班員有時也會讓她們去做些縫補被褥或踩踏縫紉機等雜務。為使“馬路大”在被實驗前保持健康狀態，特別班會將他們從牢房中帶至四方樓中間的庭院，在班員的嚴密監視下做些運動。

特設監獄是七三一部隊從事人體實驗的人間地獄。德留一男在其證言中提到7、8兩棟在從事人體實驗方面不同的職能：“7棟從事凍傷實驗，或者新進入、完全沒有傳染病的‘馬路大’都在7棟。被用于鼠疫感染，或攜帶各種病原體的則在8棟。因此8棟比較危險，進入8棟要特別注意。需要完全消毒。”德留一男揭露8棟中被實驗者感染鼠疫菌后的命運：“馬路大”經過1—2日的潛伏期后發燒超過42、43度，開始意識不明，皮膚變為黑色，不久即死亡。8棟中的該間牢房立即被嚴格消毒，尸體或被解剖，或直接運往焚燒場。德留一男在與日本記者近藤昭二的訪談中，較為隱晦地提及8棟中從事活體解剖的暴行：

7棟中沒有解剖室。8棟中有解剖室。所謂的解剖室，是對已死之人吧？8棟里有實驗室。有趁著活人還未死亡時的實驗室……其（特設監獄）中，死亡的不解剖……實驗室中也有手術臺……鼠疫（患者）當然要進入8棟。一旦進入潛伏期，就會發病，然后死亡，死后已不能解剖，因為很危險……死亡后因空氣感染再解剖很危險。

德留一男的這一說法得到其他隊員的證實。據筱塚良雄的證言，7棟中被關押的是未經實驗者，8棟中被關押的是已進行實驗者，監獄中就有活體解剖的手術設備。關東憲兵隊高級軍官吉房虎雄曾親眼目睹特設監獄牢房中“馬路大”遭到鼠疫感染后的痛苦狀態，并提到在監獄走廊盡頭左拐處即為解剖室之入口。學界一般認為，被實驗者入獄后被冠以號碼，其真實姓名被抹除。然而據第二部第五課負責細菌戰實戰的某隊員透露，在8棟二層入口旁有間醫官室，保管有被實驗者的病歷本，其中詳載被實驗者既往病癥、出生年月日、本名、地址、家庭成員等各類信息。顯然，七三一部隊特別班和部分醫師了解被實驗者的真實姓名、家庭情況乃至被捕前的職業身份等，由此不難理解，他們當然會對一些被實驗者特別留意。這位隊員還補充道，醫師只要在醫官室向特別班值班人員告之吻合實驗目的的“馬路大”的條件，就會被告知與此對應者的號碼與被關押的牢房號。若8棟中沒有符合實驗條件的“馬路大”，特別班班員似乎也會從7棟中找來適合的人選。

原七三一部隊隊員神谷實曾回憶其在8棟協助日軍軍醫從事人體實驗的過程。他按軍醫要求將裝入跳蚤的試管扣在被實驗者的手臂上，使其被叮咬后受到感染。神谷在證言中揭示當時麻木的心態：“（我）是按照指示、命令而行動的人，絕對不能說厭惡，只能告訴自己——‘他們是死刑犯’”。原部隊隊員上田彌太郎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提交的供詞中承認其在特設監獄中從事過人體實驗的罪行，“（1943年5月）就在其中7棟的一個房間里，正在進行著可怕的殺人勾當。昨天體內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國人，今天，他的生命即將被奪去……空前未有的感染率，血象的典型變化，我對今天的血液變化懷著極大期待進入7棟。帶著手槍的兩名警衛站在牢房門口監視著，我往里一看，只見〇〇〇號即將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就這樣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不容易進行的重要實驗就會失去結果……四五個衛兵拿著手槍打開了牢門，牢門發出一陣沉重的響聲。他們把尸體拖出來放在手推車上。同牢房的人們似乎已經看到明天正在等待著自己的命運，用他們難以抑制的憤怒的目光，目送著剛剛死去的同胞”。

除鼠疫菌感染實驗之外，衛生兵古都良雄在伯力審判的供述中提到曾在特設監獄中從事其他病菌實驗的經歷，“大約在1943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隊第一部長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參加對該部隊監獄內犯人作傳染傷寒病的實驗。我預先準備了1公升投有傷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沖淡，就分給約50名中國犯人喝了，據我所記得的，他們都是戰俘，其中只有幾個人事先受過預防傷寒病的注射”。此外，還有隊員提到獄中對女性被實驗者進行過梅毒實驗等惡行。關于特設監獄7棟內是否從事活體感染實驗，原七三一部隊的成員間的證言存在出入，這或因部隊內部臨時調整7棟、8棟的職能，對被關押者“就地”進行實驗的緣故。

除病菌、病毒感染實驗之外，據一些隊員親眼所見，特設監獄中還進行凍傷實驗。如神谷實的證言中即提到，“凍傷實驗后所有‘材料’（日軍對被實驗者的另一稱呼——筆者注）的腳，最后僅剩下全黑的骨頭。他們難以站立的樣子極為痛苦”。倉員悟在伯力審判中的證詞表明，凍傷實驗經常在特別處置室中進行，“我初次看見用活人進行實驗是在1940年12月間。這種實驗是由第一部職員吉村科學工作員指明給我看的。這種實驗是在監獄附設實驗室中進行的。當我走進監獄附設實驗室時，我看到一條長凳上坐著有5個受實驗的中國人，其中有兩個人已完全脫掉了手指，他們的手掌是烏黑的，而其余三個人的手上則露出骨頭。雖然他們還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吉村對我說，他們這種情形是由于受過實驗凍傷的結果”。德留一男提供更多關于這一殘忍實驗的細節：凍傷實驗一般在7棟二層進行，遭受該實驗的“馬路大”一般比較“長生”，有的能活一年左右。

事實上，在殘酷人體實驗的折磨下，特設監獄中大多數被實驗者很快死去。據森村誠一的推測，獄中被實驗者保持約兩日三人的死亡率。另據原隊員小笠原明透露，該部隊內部將活體實驗稱為“攻擊”，每月40—60人被用于活體實驗，被實驗者少則三四日，多則10日，至多不超過兩周就會被替換（死亡）。小笠原的說法與森村誠一推測的死亡率雖存在一些出入，但兩者大體上比較吻合。

特設監獄中的被實驗者不堪折磨，有選擇自殺者，也有為爭取基本人權而勇于反抗者。原隊員們曾為獄中某個現象感到不可思議，即單人牢房之間相互建立通信聯絡網，牢房之間傳遞暗號，被實驗者相互自我介紹，傳播牢房內的情況。七三一部隊海拉爾支隊隊員堀田鐐太郎在伯力審判的供詞中提到發生于1945年夏天的一起反抗行動。有特別班班員對此回憶道：當時在7棟二層有2、3個蘇聯“馬路大”從牢房中跑至走廊上，部隊附屬憲兵進入監獄后將他們用手槍射殺，最后7棟中所有“馬路大”皆被毒氣殺死。被實驗者何以能夠從牢房中脫身？整棟樓內的被實驗者為何全被毒殺？技師山內豐紀的筆供為我們提供更多被實驗者反抗的細節，“石井部隊特別班7棟二層禁閉的人曾經暴動，奪了警備員的武器，各室中國人都起來響應。石井四郎下令用毒瓦斯，把7棟的中國人全部殺死”。森村城一在《惡魔的飽食》中專門寫有一章“爭取做人——‘馬路大’的暴動”，以此謳歌被實驗者奮起反抗細菌部隊暴行的斗爭精神。

特設監獄里的被實驗者中有不少被俘的抗聯戰士或從事情報工作的共產黨員，他們的身份事實上為七三一部隊隊員所悉。德留一男經常躲過特別班看守的監視，與牢房中的被實驗者悄聲談話。他的證言被森村誠一《惡魔的飽食》與郡司陽子的七三一部隊成員證言集以匿名或假名形式收錄，其中記載了他與一名被俘八路軍干部關于中日戰爭局勢走向的對話，這位被實驗者堅定認為日軍必將走向失敗的結局。多年以后，德留一男為之感佩道：“‘馬路大’對戰爭前景和結局的預見，真令我感嘆不已。”“雖然是敵人，但對日本情況十分熟悉，給人以非常善于學習的印象。如此堂堂態度，令人感佩……‘馬路大’是所謂的間諜或死刑犯。他們在7棟、8棟或安達（實驗場）等地的從容態度，對我而言，不如說反映了面對死亡的勇氣。”

三、七三一部隊的潰退與對監獄的破壞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當日，七三一部隊接到日本軍部密令，要求銷毀各類證物，包括殺害所有特設監獄中在押的被實驗者。因戰后原七三一部隊成員證言多歧，故學界關于獄中被實驗者最終遇害的情況亦多存爭議。

通過梳理發現，至少有三位原隊員曾參與或目睹七三一部隊殺害獄中被實驗者的暴行。越定男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所見：“撤退工作中需要加緊的，就是處置‘馬路大’。四方樓7、8棟里噴出氰化瓦斯，殺掉相當多的‘馬路大’。我們的確發明出并不直接下手的殺人方法。即由‘馬路大’兩人相對，脖子用繩子綁住，中間插入木棍，彼此互相攪動。當然我們在旁邊持槍監視。僅用二三分鐘他們就親手勒緊了自己的脖子。我們用此方法殺害了多數‘馬路大’。”原少年隊隊員秋山浩（筆名）提到進入特設監獄后目睹的恐怖場景：“慘絕人寰的尸體在血泊中堆成一片。一望可知這些尸體都是經過痛苦掙扎后，才氣絕身死的”，秋山聽說，“為了讓敵人找不到此處有監獄的證據，曾在早飯里放入氰酸鉀，企圖把這些‘馬路大’全部毒死。可是，當時有一些人發覺情況不妙不肯吃，還活著的人便被用機槍從小窗口向里面掃射，有些未斷氣的，再用手槍打死”。戰后，某個部隊隊員在證言中詳述參與屠殺獄中被實驗者的經歷，使我們得以了解更多內情。8月10日晨，這名隊員進入監獄后，迫使“馬路大”用繩子掛在窗口鐵欄上自縊。大部分“馬路大”如此死去；但也有“馬路大”對此拒絕，尤其是蘇聯人“馬路大”激烈反抗。因撤退時間緊迫，隊員喊來部隊中的毒氣專家，隨即向7、8兩棟中投入毒瓦斯，尚存活的“馬路大”陸續倒下。即便如此，仍有幸存者從牢房逃至走廊上，最終被隊員用手槍射殺。結合以上三人證言大體可知，至晚于8月10日早晨，特設監獄中關押的被實驗者全部被害。七三一部隊成員曾使用毒氣意圖將不愿自縊而死或勇于反抗的被實驗者殺害，或因匆忙之際計量不確等原因，毒氣未能達到將所有被實驗者致死的效果，最終隊員將仍存活者全部槍殺。

為了盡快毀尸滅跡，一些隊員被允許進入特設監獄中搬運尸體。其中不少人至此方了解特設監獄的內部情況。如秋山浩發現牢房中“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被實驗者竟將空煙盒用米漿黏在墻壁上代替掛鉤，“我想到這里，他們當時那種不自由的生活，不由得就浮現在我的眼前了。這也許就是當時在許可他們的范圍內，所能發揮最大的生活智慧吧！”他特別注意到某間牢房墻壁上留下的文字：

墻上用中文和俄文，密密麻麻地寫著各式各樣的字句。高木班的一個雇員，結結巴巴地一邊念著給我們解釋說：“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是天邊？還是地獄？”“究竟要把我怎樣！”“我詛咒折磨無辜者的日軍，一定使它滅亡！”所有這些都是詛咒的怨言和懷念家鄉的語句。

事實上，原隊員中提到獄中壁書的，并非僅秋田浩一人。有隊員發現，在被炸毀的特設監獄牢房殘壁上，有被實驗者涂寫的反“滿”抗日的標語口號。一些隊員則聲稱看到用中文、俄文、朝鮮文乃至日文所寫的壁書，“被實驗者們用滲血的指甲印痕留下詛咒的話語：‘這里是人間地獄！’‘可有神靈啊，實在太瘋狂了！’”森村誠一在《惡魔的飽食》中特別提到一名隊員在7棟二層某間單人牢房中親眼所見震撼的一幕：

在一面到處剝落的混凝土墻壁上，閃耀著變為紅黑色的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

一個字的大小約二十厘米四方，一眼可知是血書。這是被關押的中國共產黨員飽含對侵略祖國者的憎惡與對黨的無限熱愛而用自身鮮血書寫的吧？是他用涂血的手掌拼盡全力，躲過看守目光，用一夜時間寫上去的吧。

森村誠一的這段文字是有所依據的。越定男從同僚處聽說，在最后爆破特設監獄時，也見到在單人牢房墻壁上用鮮血寫成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標語，由此感慨“馬路大”臨死之際仍懷抱著對祖國的熱愛之情、為信仰殉難之心。無獨有偶，教育部成員篠原鶴男在進入7棟或8棟12號牢房后也見到令其“終身難忘”的血字：

因為血還未變黑，應是寫后不久。字寫得很有力道，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勝……”這是在臨死之際咬破手指而寫的嗎？那個時候所見到的血字，我一生難以忘記。至今仍銘記在我心中。

從篠原的此段描述中可知，這名被實驗者應是一名國民黨員。而另一位隊員“島田”在接受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原館長韓曉訪談時，也提到他在7棟二層某間牢房中見到過“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之類標語，他推測這段標語是剛寫完不久的，因為“墻根上半臥著一具尸體，他的右手五指全磨禿了，還滴答著血”。1944年末，哈爾濱憲兵隊在所謂“憂國工作”中抓捕一批國民黨情報人員，其中或有被“特別移送”至七三一部隊者。這些證言表明，在特設監獄牢房“秘密麻麻寫著各式各樣字句”的墻壁上，確實留有國共兩黨在內的抗日愛國志士就義前的血書，見證他們至死不屈、可歌可泣的斗爭精神。

關于全體被關押的“馬路大”遭到殺害之后，七三一部隊對其尸體的處理情況，說法比較統一。如小笠原明的證言：“我想，進入7、8棟的時候大概在8月10日左右。將‘馬路大’，即犧牲者的尸體從各房間中拉出，拖往中庭，在挖好的洞穴中一層層堆積后燒掉”。據另一位原少年隊隊員“佐藤”的回憶，8月10日晨他與其他少年隊隊員一起奉命到特設監獄去往外拖“馬路大”尸體。因部隊撤退之際內部慌亂不堪，且10日至12日上午持續下雨，毀尸滅跡的工作進展緩慢。不少原隊員證實，直至12日中午，四方樓中庭被實驗者尸體的焚燒作業方告完成。

在搬運、焚燒被實驗者尸體的同時，一些隊員開始參與對特設監獄的破壞工作，主要是在牢房中安設炸藥，然而難度很大。據秋山浩回憶：“這里的墻壁完全是用最堅固的特殊混凝土澆灌成的。盡管使用的錐子和錘子都是鋼作的，也很難砸進去。我對準一處鑿了一個多小時，好容易才鑿出一個只能放進手指尖那么大一個小孔，又從外面拿來電鉆試探，結果仍無濟于事。”一些隊員的證言也反映，因特設監獄建筑體異常牢固，七三一部隊對其破壞工作并非一舉完成的。

關東軍首先調派獨立混成第一三一旅團所屬工兵隊受命爆破七三一部隊本部諸設施。據該工兵隊隊長石原勇的證言，特設監獄是石井四郎指定的重點爆破對象，“部隊長石井四郎軍醫中將直接指示要求一開始就炸毀關押用于人體實驗犯人的特設監獄”。工兵隊接受爆破命令時已過8月10日正午，2個小隊約60人分乘8輛卡車，裝載40頓炸藥至七三一部隊本部。石井四郎站在本部大樓屋頂上向石原指明特設監獄的位置，稱“要使監獄不留任何形跡”。工兵隊陸續爆破監獄、實驗樓、保管裝有鼠疫菌、霍亂菌儲存罐的倉庫等，工兵隊的作業一直持續至12日早晨。

或因爆破工作難度過大，不久直屬關東軍司令官的爆破工作隊第九八〇部隊亦被派至參與其中。據該部隊士兵渡邊不多也的證言，8月11日上午約10時，他與隊員三四十人接到緊急集合的命令，要求攜帶炸藥出發。當該部隊抵達七三一部隊本部時，渡邊已聽到炸藥引發的爆炸聲，他和其他隊員繼而分頭對各種實驗室等設施進行爆破工作。至13日中午，這支部隊在最后破壞鋼筋混凝土造的鍋爐室之后方徒步撤離爆破現場。渡邊不多也在證言中并未提到爆破的實際效果。事實上，盡管工兵隊將安設于四方樓內部的炸藥點火引爆，然而僅“墻壁有裂縫處炸開洞口”。

近年來，清水英男作為仍在世的原七三一部隊少年隊隊員，其證言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也為我們了解特設監獄被爆破的情況提供了新的線索。據清水英男所述，8月12日上午他將四方樓中庭中被焚化的20—30名被實驗者遺骨裝入麻袋后投入流經哈爾濱的松花江中。當日下午，他和其他隊員將炸藥運入特設監獄中。清水英男繼而提到爆破特設監獄的細節，“同期4人將拔掉信管的炸彈運入‘馬路大’小屋，工兵隊一爆破，碎片甚而飛散至躲藏于鍋爐室后的清水之處。之后才明白，自己也成了銷毀證據的同伙”。從清水的證言中可知，12日下午特設監獄的建筑體在工兵隊爆破下受到較大損壞。與之相應的是鈴木進的證言，當時他聽到猛烈的巨響，隨后發現7、8兩棟“全部被炸飛了”。

14日晨，殘留于七三一部隊本部的隊員陸續向通化方向撤退。或因七三一部隊對特設監獄，尤其是地下設施的爆破仍不徹底，并未達到石井四郎所要求的“不留任何形跡”，據日本學者常石敬一之說，“結果（該部隊）用卡車運入大量50公斤重的炸彈，最終將之破壞，湮滅證據。為使監獄的存在成為秘密，這些作業并不依靠部隊內部的工兵隊，僅由知曉其存在的部隊隊員進行”。另據小笠原明的證言，“對被稱為7棟、8棟的那兩座建筑物，投入細菌特攻隊隊員20人，搬運由飛機從空中投擲用的1噸炸彈，然后他們埋設好那1噸的炸彈，把七三一部隊的7棟8棟炸毀。他十分肯定地說爆炸工作是在8月14日白天進行的”。事實上，小笠原13日已撤退，他的證言系來自其他隊員的說法，然而與常石敬一的說法并無大的出入。

在日本正式宣告戰敗的前夜，即8月14日傍晚左右，七三一部隊殘留隊員受日本軍部或關東軍的命令將本部徹底爆破。從哈爾濱電影發行公司攝影師王之堃1956年4—5月期間拍攝關于七三一部隊本部遺址的影片中可見，當時遺址大致保留七三一部隊最后撤退時的樣貌，在特設監獄原址僅殘留一些磚體結構與地基，人們已很難辨識出那里曾建有兩座監獄。

結 語

七三一本部特設監獄的存在，作為原七三一部隊隊員口中的絕秘事項，在伯力審判中被川島清等日本戰犯親口證實。特設監獄包括7棟和8棟兩棟建筑。7棟一般關押尚健康的被實驗者，在其特別處置室內進行凍傷實驗等非感染性的人體實驗。8棟一般關押已被感染病菌或病毒的被實驗者，內設解剖室。原隊員證言與考古發掘報告均表明，特設監獄建有地下設施，或用于一些惡性傳染病的感染實驗。從特設監獄內部構造及其職能中可見，該部隊從事人體實驗具有嚴密的計劃性。

從原部隊成員的證言中可明確的是，特設監獄中關押的被實驗者除成年男子之外，還包括婦女、老人、兒童。特別班對監獄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被關押者基本沒有從中脫逃的可能性。至遲于8月10日晨，特設監獄中所有在押的被實驗者或被迫自縊，或遭毒殺、槍殺，殘留隊員對其焚尸滅跡工作一直延續至12日中午。為了掩蓋人體實驗的罪行，特設監獄成為七三一部隊撤退之際首要破壞的對象。關東軍至少派出兩支工兵隊對四方樓及特設監獄進行爆破，現今仍可從8棟地下遺跡中發現當時猛烈爆破后殘留的痕跡。從12月下午至14日傍晚，特設監獄受到持續爆破，最終化為廢墟。

七三一部隊特設監獄遺址是反映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暴行的典型物證，森村誠一在《惡魔的飽食》第三部中專門提到其對于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犯戰爭暴行的象征意義，“如果讀者有機會訪問平房這一地方，請站立在特設監獄的遺址上。請仔細感受在這片土地上所承載的‘馬路大’——犧牲者們的無限怨恨，以及戰爭與和平的落差。如果說日本人曾在‘滿洲’建有紀念碑，這里就是贖罪的十字架”。今天，對七三一部隊特設監獄遺址的考古發掘也已證實，如同十字架般的地下通道將特設監獄與四方樓連結，被實驗者在夜幕中從哈爾濱市內被帶至地下通道入口，隨后被秘密押入兩座監獄中。被實驗者在獄中不堪身心折磨，為爭取基本人權而奮勇抗爭，一些愛國志士以壁中血書的形式表達中華民族終將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譜寫了壯麗的悲歌。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圖片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