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資料圖。本文為新經濟學家智庫專稿，轉載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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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的博鰲七年

據博鰲亞洲論壇網站2025年6月11日消息，中國政府任命第14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穆虹接替周小川擔任，經理事會選舉并通過決議，穆虹擔任副理事長。

2018年，周小川卸任第12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隨即被任命為博鰲亞洲論壇中方首席代表，擔任副理事長。

過去7年間，周小川時常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出席各類論壇活動并發表演講。新經濟學家智庫梳理發現，周小川擔任博鰲亞洲論壇中方首席代表及副理事長期間，圍繞應對經濟危機、人民幣國際化、數字貨幣、金融科技、科技創新、貨幣政策、綠色金融與“碳中和”實踐等領域發表了數十次公開演講，本文摘編了部分觀點及金句。

①反思及應對危機：金融體系要引入逆周期因素措施，也要關注政策中期效果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當年周小川有多次公開演講圍繞反思次貸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展開。他指出，當前國際社會對于危機和不平衡問題的認識不夠徹底，在改進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和防范下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方面，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金融體系中過多的順周期因素（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通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引入負反饋的機制，減少順周期性的做法并不是太有效。要警惕民粹主義政策，要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也要引入資本緩沖等逆周期因素措施。

第二，國際社會都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大的機構資本比例應該增加，同時如果光是一級資本不能解決問題，就應引入“自救債券”和“應急可轉債”。

第三，部分衍生品發展過度已成為普遍共識。比如“CDO平方”“CDO立方”等產品過于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會產生巨大的風險。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第四，異常的資本流動在經濟危機中會對新興市場造成不利的沖擊。當前美元是儲備貨幣，一旦主要經濟體發生危機，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會使得資本流動發生異常，進而影響新興市場。

第五，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一開始就和國民儲蓄率密切聯系。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儲蓄率的變化確實帶來很多的題目值得研究。

2020年7月19日，在2020·金融四十人年會暨專題研討會“疫情沖擊：變局中開新局”上，周小川針對疫情帶來的沖擊進行了分析，疫情發展態勢決定著未來的經濟復蘇路徑以及潛在風險，在制定經濟和金融政策時，首先需要觀察抗疫情況。除金融穩定外，他還重點強調了以下方面：

第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往往面臨著中短期影響的兩難選擇，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樣值得關注。

第二，疫情會對微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企業和家庭等微觀主體的行為模式和需求模式或將發生較大變化，需要對此進行充分的預先研究。

第三，微觀變化和結構性變化相互關聯。疫情之后人們會更加傾向于“數字化生存”，數字化趨勢將會更加突出。其次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將更加深入人心，ESG在市場行為和決策方面的權重將會有顯著地提高。

第四，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要高度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進行更加細致地研究和權衡工作。要以更加開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態度，迎接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挑戰。

第五，疫情對金融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數字化生存”在金融領域的重大變革，可能主要體現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勢之下對于數字化支付系統的需求會更大，在支付系統方面未來可能面臨著很多機會。另一方面，金融基礎設施的覆蓋范圍要更加廣泛。需加緊鞏固金融基礎設施，減少問題、提高效率，為新的經濟增長發展模式做好準備，提供新的支撐。

②人民幣國際化“16字方針”：保持低調、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搖擺

2018年8月11日，在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主論壇上，周小川在談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時指出，要“保持低調、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搖擺”。

周小川認為，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中國自己說了算的，關鍵在于市場參與者要愿意使用人民幣，因此不應把曲調唱得太高。人民幣國際化是比較長期的任務，如果曲調太高，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猜想。過高的曲調和在人民幣自由使用在各個領域中所占的比重也有點脫節，不應說太多。

周小川表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肯定要推進人民幣自由使用、匯率機制改革，而由于各方的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就必然要選擇一部分、放棄一部分，類似蒙代爾不可能三角，面對有沖突的目標要把取舍想清楚。

周小川談道，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需要堅持多年才能逐漸出現結果，因此要持之以恒，避免政策搖擺，政策不能隔兩天就變，把一些制度性安排當作調控性工具是不行的。人民幣國際化取決于市場最后的選擇，如果政策不穩定，市場對人民幣恐怕就不會有太多信心。另外，從多元化儲備組合和儲備貨幣的角度來看，政策不穩定也會讓市場覺得難以處理。

2020年10月21日，在2020金融街論壇年會平行論壇一“金融合作與變革”上，周小川指出，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目前還存在雙軌制的問題，如在股票市場，有A股、B股、H股還有紅籌股，不同殼里的實際資產內容一樣，價格卻不同。在他看來，同股不同權的產品價格有較大差異可以理解，但是同股同權產品出現明顯價差，可能主要是因為貨幣不可兌換等原因造成，未來必須把這些問題解決。

周小川談到，對于既想做好外匯管制又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想法，需要進一步厘清思路。“我們總希望把不同東西的好處都抓到手里，最后發現有些東西是結合不了的。”他提到，今后一段時間要下更大決心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最大限度減少資本項下管控，這其中涉及研究、思維方式、政策體系變革及應急準備。

第一，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過程中一個主要的權衡要點是進行利弊分析，明確哪些需要結合，哪些只能做取舍。不必過度依賴“控制”導向，不能產生對市場價格存在不信任甚至恐懼的心理，分析研究應進一步深入。

第二，關于資本流動。外界通常認為在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下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會造成沖擊，因此決定保留哪些管控措施時總會有討論甚至爭論。但實際上，涉及資本流動，除了經濟、幣值因素，更重要的是信心，后者可以減少很多不正常的流動。

第三，在走向開放經濟的過程中，外匯管制效果究竟如何是需要評估的。

此外周小川還指出，進一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并不意味著100%實現自由化。全球都有反洗錢、反恐融資等要求，很多金融交易、匯款會受到限制。

2023年11月28日，在香港金管局與國際清算銀行（BIS）高級別會議上，周小川談及內地持續推進數字人民幣，能否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時表示，兩者無太大關系。他進一步解釋道，內地推出的數字人民幣主要用作零售交易，涉及金額較小，而人民幣國際化所推動的范疇，包括貿易、投資以及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等。

③數字人民幣：數字貨幣的目標是零售市場，無意成為“武器”

2022年4月16日，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周小川就數字貨幣相關學術問題進行了回應。談及如何區分和評估CBDC（央行數字貨幣）與商業銀行的M1貨幣、其可行性和穩定性如何，周小川表示，雖然不是100%穩定性，但商業銀行的貨幣或者說它賬戶里的資金具有相當高的穩定度；央行貨幣本身也不見得是100%穩定，因為其穩定與否還要看購買力。

對于如何理解中國央行所強調的數字貨幣e-CNY（數字人民幣）是定位于M0，周小川指出，中國央行強調，研發數字貨幣是為了替代M0，首先表明了它的應用重點在零售環節，特別是借助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終端，為居民提供便利。其次，央行是一個很大的機構，M0和M1分屬兩個不同部門。“研發的費用、試點的費用從哪兒出，都是有管理的，所以M0的定位也避免了大家打亂仗，工作就好進行了”。再次，當前在央行和金融體系中，M1的運行比較正常，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不是那么大，定位于M0可以避免對正常運行的M1系統造成沖擊。

中國人民銀行是否應該加快發行并更多地發行數字貨幣、特別是跨境的數字貨幣？周小川表示，這跟當前地緣政治方面出現的問題相關，希望數字貨幣在這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他看來，貨幣印多少可以自己決定，但是否能出去流通取決于應用，取決于人家是不是拿這個東西在用。“實際上，只有市場對貨幣有需求中央銀行才發得出去，不是說印了就能出去的。”

同時，周小川指出，M0和借記卡、貸記卡、三方支付錢包等其他支付工具有替代關系，當其他支付工具使用較多時，M0就會下降。

此外，周小川指出，當前國際上有討論認為中國數字貨幣發展較快，將來會成為“了不起的武器”，是一種資產。對此，周小川提醒，貨幣發行是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也就是說中央銀行要通過制度保障、承諾和后援支持來保障央行發出去的貨幣有購買力，到時候能用，所以是一種負債。“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想把它應用在其他方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別是像地緣政治之類的。”

數字貨幣是否需要立法先行，建立國際標準？周小川表示，“這個愿望是好的，但是還在研發、創新過程中不可能把立法都搞那么清楚了。”他指出，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央行負責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同時維護支付和清算系統的正常運行。數字貨幣研發出來的屬于人民幣，不立法就不能有數字人民幣，因此我們說冬運會試點的e—CNY沒有法律障礙。

在國際標準方面，周小川表示，貨幣發行是主權事項，由各個國家自行定義，不涉及國際標準。大家希望國際組織可以在跨境支付標準中起到引導和建立秩序的作用，但是沒有法律上的要求說它必須先有標準了才能做。如果不是跨境支付，涉及別的國家在國內支付，用不著國際組織在中間操太大的心。跨境支付涉及很多問題，特別是涉及匯率等等問題，對于國際組織來講也都是大難題，一時半會都解決不好，這個提法大家要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④金融科技：監管部門要防范和應對“贏者通吃”的負面影響

2018年11月18日，在第九屆財新峰會上周小川表示，由于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出現，使得技術提供商與傳統金融機構在技術路徑選擇上存在部分分歧。在其看來，部分技術應用提供商沒有將潛在的金融服務能力發揮出來，而是把眼睛瞄向圈錢，“看中存款賬戶的錢，模仿銀行吸收公眾儲蓄”。

他以第三方支付牌照為例，其稱，在已經發放的200多張第三方支付牌照當中，“有一部分牌照領取者實際上對于支付科技，（提升）支付的效率、降低成本不是太感興趣，真正感興趣的就是能收預付款，收到預付款好像就行了。這樣的扭曲有時候會出問題，最近類似P2P搞資金池也出了不少類似的問題，這也是一種扭曲”。

此外，他認為，部分技術提供商將新產品、新技術當成投機賺錢的主要工具，“特別早地就推到市場上進行買賣，而且認為市場交易可能會在金錢上大有收獲，這樣的話會產生扭曲，而且甚至會產生一些損壞”。

周小川擔心，IT行業、互聯網行業會出現“贏者通吃”的現象。這種現象“跟我們原本的目標是有所不同的”，周小川強調，市場應實現競爭性發展使得最好的技術能夠凸顯出來，最終被加以使用。

他表示，中國人民銀行在三、四年以前就成立了數字貨幣研究所負責研究Fintech、數字貨幣。“這表明央行可以組織這方面的研究，但是你沒有辦法確保所研究的方案會是最優的”。他進一步認為，“技術在不斷演變，確定技術選擇是具有風險的”。

周小川建議，應設計一種多渠道研發、相互競爭的體制，但與此同時還要設置，使得該技術在投入使用時要有一定的過程，“這個過程要保證它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它的后果是可控的方式，不能放任不管了。萬一一種方案實驗出來出現巨大的漏洞或失敗，造成社會經濟的損害或者不穩定，所以要設置這樣的搞法”。

2019年7月，《中國金融》當年第15期刊載了周小川文章《信息科技與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文章指出，近年來，IT技術發展非常迅猛，大數據、云計算、網絡基礎設施、移動互聯網都在快速發展，特別是近來熱度很高的區塊鏈技術。當前金融界用得比較多的詞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術所產生的金融業務多種多樣，有P2P網貸、crowdfunding（眾籌）、電子支付等。總之，技術進步會改造傳統金融業務，也會帶來很多新的金融業務，同時也對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戰、新要求，會導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變化。

周小川指出，金融業把信息處理看作是一種手段、工具，是一種科技對金融的支持，同時也確實認識到，金融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息產業（IT）的發展，而IT界有人認為金融業就是信息產業。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須對新技術非常敏銳，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時新技術的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需要寬容失敗。金融業要對自己的技術需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輕易受IT供給方的推銷宣傳所左右。當然也要清醒認知社會上存在著推銷賄賂、打輿論戰以及政治游說。技術選擇具有不確定性，應主要依靠民間的研發力量，依靠市場競爭來優選和更新換代。央行在技術選擇方面，要認真考慮自己的角色。

周小川還談道，由于網絡效應的存在，“贏者通吃”會導致競爭的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監管部門要防范和應對“贏者通吃”的負面影響，要高度重視公平競爭問題。金融市場格局和監管格局將受到IT科技的影響。另外一個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說是為了普惠金融。金融牌照與監管博弈。不同從業動機的激勵政策選擇。所以，一定要在激勵機制上盡最大可能抑制不良動機。對于問題機構的退出政策選擇，要力求建立公平競爭的政策體系。此外，應提倡資本市場機構的社會責任。關于數據收集與應用的公正性問題，要關注非結構數據怎么使用，再有一個就是可溯性責任，試點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加密數字貨幣或者類似的代幣，應考慮100%現金備付，人民銀行推動的DC/EP（數字貨幣/電子支付）的設計思路。

⑤科技創新：人工智能會進一步加重收入的兩極分化，全球要加強全球科技治理、引導科技向善

2019年11月2日，周小川在2019全球科技發展與治理國際論壇上表示，人工智能、自動控制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等發展會對就業產生重大沖擊，公共政策要對這種沖擊給予充分重視。

周小川認為，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越來越多的人將從工業和制造業環節中轉移出去。在這個轉移過程中，一部分人需要重新尋找自身與機器相比的比較優勢。

周小川指出，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會進一步加重收入的兩極分化，高端人才對社會的作用越來越強，一般人的就業會更多被機器所取代，即便一般人尋找出新的比較優勢，但可能不是收入很高的工作，這樣就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擴大。

周小川建議，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應及早做出準備，應對人工智能對就業、收入分配的影響。一種做法是，要設法引領這一過程，引導人工智能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此外，還可以通過對稅收結構的調整調節社會收入分配。

2020年11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在澳門舉行開幕式上，周小川表示，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5G、量子科技、生命科學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深刻改變和塑造著世界發展格局。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期盼依靠科學技術這一關鍵利器來戰勝疫情，依靠科技創新這一根本驅動力來推動經濟復蘇，實現綠色、包容、可持續發展。

周小川表示，科技創新在催生巨大動能的同時，給社會治理和全球治理帶來的挑戰也不容忽視。科學無國界。在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物理、網絡聯結不斷加深的新時代，科技創新已經高度網絡化、全球化。推動科技創新與加強科技治理已離不開國際合作。博鰲亞洲論壇愿積極推動亞洲與世界在科技創新上加強對話、交流與合作，拆除壁壘，改進規則，助力科技創新要素全球配置與對接，推進實現后疫情時代綠色、包容和可持續發展議程。

2023年9月2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第三屆大會舉行開幕式上，周小川在致辭中表示，全球科技創新治理已成為緊迫任務。全球需要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促進生物、綠色和數字科技的快速和廣泛應用。要在加強隱私保護和關鍵數據安全的同時，促進數據有序跨境流動，共享全球數字紅利。在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多元價值對齊。總之，要加強全球科技治理，引導科技向善、規范科技倫理、保護勞動者權益，讓科技革命造福人類。

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更加精準有效，警惕貨幣寬松的副作用和搭便車問題

2019年11月21日，周小川在“創新經濟論壇”上表示，目前全球經濟進入低利率時代，但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教訓有兩個，一個是泡沫化，一個是低通脹環境下的低利率，“我們的利率并沒有像西方國家那么低，現在還是有空間去應對經濟問題，應盡量避免快速進入負利率時代，但貨幣政策是否做得好，還需要跟財政政策很好地配合”。

2020年5月16日，在2020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機不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更加有效，救助要更精準更有針對性。以往出現危機往往是由經濟因素傳導到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引發金融機構出問題、金融市場出問題。而這次主要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對就業產生影響。

對此，他指出，這次新冠疫情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針對這種特殊的情況，我們要加強金融研究，更有針對性地應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更加有效，救助更精準更有針對性。另外，貨幣政策要節約彈藥，防止出現副作用。寬松的流動性有可能在未來也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也會出現搭便車的事情。

“如何使金融市場和金融行業更多地對接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在這時候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周小川表示，我們需要更加能夠接地氣的金融服務，也就是能夠接觸到基層實體經濟的政策落實和執行的機制。此外，金融機構應該加強應急功能，損失承擔機制要明確。設立足夠好的激勵機制，檢查和監管機制也要相應跟上。

2021年4月24日，周小川在參加“多重約束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問題研究” 課題評審會時提出了六個觀點。

第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屬于市場經濟下央行關心的內容，不適于用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或者說不能用命令經濟的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

第二，貨幣政策的順利傳導需要有微觀基礎，在市場經濟下，這個微觀基礎是由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商業性金融機構組成的。作為相互競爭的自治主體，它們都是有商業利益的，政策的傳導是通過商業利益來進行的，而不是按照主觀意圖來傳導的。

第三，這些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都出了哪些問題？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出現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利率零下界的問題，二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問題。

第四，貨幣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擔結構性功能。由于實踐的變化，我覺得確實應該有所創新，也需要探索貨幣政策的結構性功能。但不能事先假定一個貨幣政策應該執行多大的結構性功能。中國這些年很大的一個嘗試就是通過政策性銀行、開發性銀行來傳導這種意志，同時在融資上又能夠適當幫助政策性銀行和開發性銀行。

第五，國際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結構性功能的要求，但在這之前大家并沒有做充分的準備，也就是說，在探索和發揮好結構性功能方面我們缺少制度上的準備但資本市場絕大多數還是幫助比較大中型的機構，如何發展民間融資的機制幫助小型機構獲得股本金，并沒有特別好的研究和實踐。

⑥綠色金融與“碳中和”實踐：能源轉型需優化價格機制，不能賠錢做轉型金融

2022年4月2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實現碳中和：政府在行動》分論壇上，周小川在發言中指出，碳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上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在碳定價上可以考慮碳稅與碳交易相結合。

就碳市場發展趨勢周小川分析稱，首先，人們對碳市場的發展有一個認識過程。早期在認識不充分、沒有形成共識之前，形成了激勵程度較低的自愿碳市場，期望通過市場機制對減排給予激勵并引導投資。隨著強制碳市場逐漸發展，激勵機制逐步提高。其次，隨著各方對碳中和共識提高，就有可能出現統一的、更大范圍的市場。各國國內會建立統一市場。然國際碳市場的建立仍面臨困難，這由于國際協調不容易，同時各國減碳的邊際成本不一樣，不同市場的碳價格不一樣。第三，產品范圍應從現貨逐漸涵蓋碳遠期、期貨和期權，不僅激勵當期減碳，還應引導中長期投資，激勵未來減碳。

中國為實現“雙碳”目標，正在構建“1+N”的政策體系。就目標任務如何分解到各部門或各地方，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過去的“大本子”式的計劃分解，一種是由碳價格引導的市場機制分解。計劃分解的方法論涉及數學問題，需要假設所用的就是最優化模型并已找出最優解，可能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包括未來的技術工藝都是不確定的。另外一種方法是用市場價格機制去分解，價格機制更簡單、結果也是更統一、更有把握的。

碳稅和碳交易這兩種顯性碳價格機制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碳稅存在定價困難和無法激勵先行者等問題。可考慮選擇較低水平的碳稅，并通過碳市場交易彌補碳稅定價的困難。發達國家所收的碳邊境調節稅（CBAM）收入可以用于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轉移，作為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承諾的1000億美元資金協助的一部分。

2025年3月25日至28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期間，周小川忙碌地穿梭在多個能源轉型的論壇之間。對于如何更好地促進能源轉型，周小川給出的建議是：需優化價格機制。“這里面就涉及價格、激勵機制，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投資者的問題。”

具體而言，能源轉型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何促進電網更多地調用綠色電力。在周小川看來，綠色電力涉及發電、輸送、儲能等多個環節。目前，這背后的價格機制還沒有理順，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沒有充分體現在電力價格里。在此問題上，他建議可借鑒國際經驗。

此外，周小川還表示，通向凈零的過程中不是直線前進的，不能說有排放都不投了。而是說，有排放但排放減少也會助力達成整體凈零排放目標，對仍有排放的項目也需融資。

“轉型金融不能只要求金融機構提高覺悟，賠錢也得做。實際上，這是不可持續的，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金融系統不穩定。”周小川在3月28日的一場分論壇上說道。一般而言，幫助傳統碳密集型行業以及高碳企業實現低碳轉型的投融資被視作轉型金融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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