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紂勝利，殷商覆滅，武王姬發回到周故地西岐。繼承并實現了父親文王開啟的翦商大業，他并沒有歡欣雀躍，反而憂思重重，“自夜不寐”。他對弟弟周公旦說：“殷商暴虐，民不聊生，我們才得了天下。可是，當初歸順殷商的360個氏族，雖然不顯達但也沒有滅亡，至今仍然如此。”《史記·周本紀》記載了姬發的憂慮。如何接收并分配商朝的龐大遺產、安撫商朝遺民防止他們因為走投無路而再次暴動、抵御周邊“蠻夷”，是武王和他的臣僚們必須面對的復雜難題。

這些西周的始創者們明白，僅靠武力無法確保長期穩定。為了鞏固這個新興的王朝，他們推出了一套系統的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分封制。歷史學者許倬云將其比喻為“網絡結構模式”——在擊敗殷商后，先由分封的姬姜二姓的親戚，各自率領一些武力，長駐于若干要地，以這些“點”，拉成幾條“線”，方能控制相當廣袤的“面”。在成康兩代，大致完成了分封網絡。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通過分封，周王室從伐紂盟主轉變為名正言順的統治者，確立了“天下共主”地位。而早期的中國地廣人稀，各諸侯自主開拓封地，實際也是周王室借助諸侯力量的二次擴張。

西周分封，不僅僅是權力的延伸，更是一種社會契約。混合了天命與人事，以親緣關系維持封建網絡，宗統與君統相疊，血緣與政治結合，這種雙重結構，鞏固了王朝統治，也埋下了諸侯競爭的種子，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并在中國文化傳統里，留下了跨越代際的烙印。

曾侯輿編鐘。圖/視覺中國

“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

西周分封諸侯國的數量難以確定，《呂氏春秋》記載，“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但荀子又說，“立七十余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第一次大規模分封在武王克商后，分封對象主要是先賢之后，以及功臣和武王較為年長的兄弟。他將紂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地，設置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同時分封周公旦于魯、姜尚于齊、召公奭于燕……并褒封神農、黃帝、堯、舜后裔。

沒想到，武王死后，武庚很快與“三叔”一起叛亂，于是周公東征，平息三監之亂后，征服了商、奄等廣大東土，為了控制新占領的土地，周公進行了第二次大范圍分封，姬姓與姜姓的重要成員被委以重任。商人的傳統大家族勢力被打散、遷居，但他們并未淪為奴隸，而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族屬和土地，例如由反紂最為激烈的微子啟掌管的宋國即是例證。還有一部分，由諸侯帶著他們到新的占領區去，一起在當地建立統治。

歷史記載的分封得到了考古的呼應，古籍里的諸侯國一個接一個“現身”。西周時期最強大的齊國由武王國師姜尚，也就是傳說中的姜子牙建立，1961年在臨淄被發現。幾次對于齊國故城的發掘，發現普遍保存著豐富的東周時期遺跡與遺物，表明臨淄齊國故城主要屬于東周時期，許多學者認為，西周早期的齊國都城應該就在臨淄城遺址的下面。齊國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在山東北部高青陳莊遺址，遺址里的墓葬出土了帶銘文的青銅器，提到“文祖齊公”，說明墓主屬齊公孫子輩，可能是齊國公族的一支，被封到這里，保衛齊的北部邊境。

東部另一個重要封國魯國在山東省曲阜市，史籍記載的重要封國中，它是目前國內經過系統勘探的唯一一個貫串兩周始終的國都遺址，是周王朝各諸侯國中延續時間最長的都城。

北方重鎮燕國為召公奭始封地，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還較為完好地保留著西周早期的都城以及高等級建筑遺存、墓葬等。迄今為止，考古已經證實了齊、魯、晉、燕、虢、應、邢、滕、宋、蔣、衛等諸多西周封國的位置。

這些諸侯國所在地的選擇頗有深意。成周是東都，更接近東方的諸侯，由周公主持國政，在兩周（宗周和成周）之間來回辦事。成周四圍，有衛、蔡、管，后來又加上鄭，監視商人后裔宋，東南面漢水淮水上的諸侯，拉成南方陣線。東面，齊魯兩個大邦既控制山東諸夷的故土，又扼住北面通遼的咽喉。在北方，則放下邢、燕，掌握渤海平原。

許倬云總結說：“整個分割網絡，形成一個大弧形，覆蓋了今日陜、晉、豫、魯、冀的黃河、汾水、濟水、漢水、淮水，及渤海灣‘九河’諸地區。環顧同時的古代文明，西周的布局，氣魄宏大，罕見足以相比的例子。”

近些年的西周封國考古，既驗證了文獻所記載的諸侯封國，也有新發現補充了文獻記載的空白。例如2017年在寧夏固原市彭陽縣發現的姚河塬遺址，是從未見于史冊的神秘“獲國”。遺址出土的甲骨文記載了當地統治者如何管理邊境，如派人巡視，獲國可謂周人防御西北戎狄的重要橋頭堡。姚河塬遺址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西北的諸侯國所在地，學術界此前普遍認為西周中期已失去對西部邊疆的控制，開始向東退守，獲國的現世顛覆了這一共識。

這些為周王扼守四方且掌握一定政治和軍事靈活性的封國國君稱為“侯”，也得到出土金文的證實，如“侯于晉”“侯于匽”……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良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侯通常由周王派出，屬王室親信，具有較為強烈的軍事職能，且“侯”這個字的字形帶箭，具有武裝鎮守一方的性質，所以這些侯國都有統領一方軍事的作用。部分侯同時擁有“公”的稱謂，考古發現的銅器銘文證實，在世時稱為公的多數都是王朝大臣，如“周公”“召公”“南公”“畢公”等。

在地方上，還有一些傳統家族部落勢力，愿意承認周的王權，也受封，領導者卻不一定稱侯。例如與晉侯墓地相隔不遠，東側有位于翼城縣的霸伯家族墓地，南側有位于絳縣的倗伯家族墓地。晉侯稱“侯”，而霸、倗都只稱“伯”，晉為姬姓，而霸、倗皆非姬姓。類似倗、霸這樣的家族，具有附庸性質，受到稱“侯”的諸侯節制，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

這些家族部落的封地是否能稱為“國”，在學界尚存爭議。徐良高認為：“一個個大的世襲血緣家族世代控制著這些地區，到了東周以后，隨著周王權威的衰落，這些世襲家族獨立性越來越強，演變為國。在西周的時候，它們還要受到各種約束與管理，可能叫‘邦’更合適。”

商遺民在西周找到“新工作”

“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制度，正是周人特殊崛起經歷的產物。周人在古公亶父遷岐之前，是一個處于戎狄之中的蕞爾小邦。周人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聯合不同族群、方國，形成聯盟力量的過程。滅商后，戰時聯盟的經驗升華為國策，使得西周王室與地方封國的關系頗為復雜。

從目前考古發現及出土銅器銘文來看，西周王室與封國之間互動頻繁，關系密切。所有封國國君都需受王命立國，賜予土地、民人，并參與周王室指揮的軍事行動，封地都城的建設也直接受國都影響。

2009年，山東高青陳莊墓葬群出土引簋，其上銘文記載了周天子賜予“引”特殊的箭和彤弓，命他統領齊國軍隊。更早出土的晉侯穌鐘，銘文也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三年，晉獻侯“穌”受命參與征伐夙夷的事情。

2021年琉璃河遺址燕國故城新發現外城墻和外城壕，以此看出燕都的城市方向、城圈結構等規劃特征，都與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這是分封制下國家治理邊地統治的有力見證。更為重要的，是同樣于2021年自貴族“作冊奐”墓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銘文記載：“太保墉燕，延宛燕侯宮。”

“這句話太珍貴了。”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它清楚表明遠在國都輔佐周王的太保召公千里迢迢來到燕地，親自筑城，主持祭祀儀式。而“雙重城垣結構目前在西周封國中還從未見過，此次在琉璃河遺址中發現，讓我們知道了西周時期的封國也可以有如此復雜的結構。這很有可能是因為燕國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才分封‘三公之一’的召公到這里，為它進行了復雜的城市規劃設計。”王晶說。

從這個角度看，琉璃河發現的城市遺址可以說是實物版“考工記”，因為它直接反映了西周初創時周王對封國城市的設計理念，包括城市規模、幾層城圈、滿足多少人生活……曾有學者認為西周早期的分封是一種由部落聯盟轉變而來的“聯邦”或“邦聯”式松散結構，王晶不同意這種觀點：“從燕國來看，它遠離王朝中心，在西周時代處于邊疆，王權依然對它保持著緊密的控制和聯系，西周的國家結構并不松散。”

無獨有偶，2012年在隨州文峰塔發現的曾侯輿編鐘上有長篇銘文，其中記述“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周初著名賢者，文王、武王時的重臣南公似乎也有親赴封國，協助建國的舉動。

在有效控制的基礎上，西周王權同時展現出一種強大的變通性格。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來看，不同地區的周人文化因素構成或者說人口來源大致為以下幾種模式：周人＋殷人，周人＋殷人＋土著人，周人＋土著人。這些模式顯示出周人對其他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區文化所采取的一種承認、寬容、吸納和主動與之融合的態度和政策。

2022年，陜西旬邑西頭遺址發現約80萬平方米的西周大型城址和高等級墓地，其中M90墓葬內排列殉人43具，是迄今為止國內殉人數量最多的西周墓葬。西頭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豆海鋒認為，M90墓葬很可能是西周初年的墓葬，墓內隨葬品保留著明顯的商文化特色，他推測，是西周初期，周王朝將一部分商人遷到旬邑，墓主正是那時的“商遺民”，而且是個高等級的管理者。

如許倬云所說，“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編組，每一個封君受封的不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領了不同人群”。被打散的殷商移民并沒有被歧視，被奴役，相反，他們得以保留自己的傳統，哪怕是周人所不齒的人殉、人祭，畢竟這在典型周人遺址中幾乎未見。

有才能的商遺民還會被重用。例如“太保墉燕”銘文青銅器的墓主人，被稱為“作冊奐”，名字叫“奐”，官職是“作冊”，相當于史官。他的人生因為科技考古同位素分析被還原——鍶同位素分析判斷了他可能從殷商故地，跟隨燕侯移民燕都。“北漂”之后，他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依然是貴族，能夠攝入大量肉食，還找到了相當不錯的“新工作”，身為史官，他見證了“太保墉燕”的全過程，并記錄在青銅器上。

徐良高覺得，如果說商文化傳播猶如肯德基快餐連鎖店，全球一個標準，那么周文化的傳播就像中國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變化，以適應各地人們的傳統口味偏好。

琉璃河遺址出土作冊奐器組及銘文。圖/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

“天下共主”

善于吸收其他文化，不斷與各種政治勢力結盟，是周人迅速發展壯大，以“小邦周”最終戰勝“大邑商”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為這種成長過程和發展模式決定了周王朝的政治體制“分封制”，具有分權和權力共享的特點，世家大族和世襲制的諸侯封國、方國、部族廣泛存在，使王權難以做到專制獨裁。

迄今為止，在西周的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周王陵，也未發現與西周王室密切相關的高等級遺跡遺物，即使如周原齊村出土的明確為厲王之器的（hú）簋，雖然器形巨大，顯示了王器所應具有的氣勢與等級，但由于出土背景復雜，也尚難以得到關于周王的更多認識。西周考古大量發現的高等級遺跡遺物都是各世襲貴族家族的墓地、居址，如晉侯家族墓地、三門峽市虢國墓地、平頂山市應侯墓地、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等等。

就連近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村發現的名不見經傳、面積只有50里見方的霸國，其掌權者“霸伯”墓中也出土了1000多件青銅禮器、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豪華的隨葬品陣容顯示出這個小國的國力。如此小國也未被王室輕視，出土的霸伯尚盂銘文顯示，周王曾派大臣出使霸國，勉勵霸伯并饋送苞茅、鬯酒，霸伯接受并鑄作禮器以作銘記。

而商時期遺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遺址如鄭州商城、殷墟都規模巨大，獨一無二，王陵、宮殿基址豪華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大都集中出土于這些大型都城性質遺址，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

徐良高感慨，周王權的存在感遠不如商，周王留下的遺存也就稀少，這些現象支撐了周王作為“天下共主”的說法——社會分層有序，分權明顯，世襲的大貴族家族經濟、政治力量雄厚，勢力強大且廣泛存在，王權似乎受到制約，財富和權力集中于王室的現象不明顯，王權至高無上地位的特征不彰。

各地諸侯為充實自身國力，供養軍民，他們逐漸發展起了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多元經濟。考古學證明了分封制下的經濟繁榮。例如，在陜西和河南等地的考古發現顯示，西周晚期出現了大量青銅器、陶器，象征著當時社會的繁榮興盛。這些文物無不昭示著分封制不僅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推動了經濟發展。

諸侯帶去封地的武力，除周人之外，還有殷商遺民，諸侯在封地，又聯絡當地族群，與其精英互結婚姻。于是，無論哪一個封國，都是若干族群與文化系統的融合。

周文化借分封之勢向四方擴散。諸侯在封國行周禮，從祭祀大典到日常禮儀，規范民眾行為，辦庠序，推雅言，書寫系統伴隨分封落地生根。與商代甲骨文相比，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顯示周人的語言文字能力出現巨大躍遷。至少數百篇長銘文，完整翔實，為后世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實錄。例如出土于陜西岐山的毛公鼎銘文，字數接近500字，是現存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完整記錄了周王對重臣毛公的冊命。例如霸伯尚盂銘文，116字詳細記錄西周時期的完整聘儀，是研究周代賓禮的重要材料，可與傳世文獻《儀禮·聘禮》互相印證。

不同于商代文字主要用于記錄占卜，西周文字應用廣泛，銘文雖多鑄于祭祀禮器，內容卻常記載真實歷史，涵蓋王命、軍功、官職、婚姻、宗譜、經濟、外交、法律等。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西周史學者李峰所言，這些高質量書寫證據極大增進了對西周政治、禮儀及社會狀況的連續性理解。

西周的文字應用也從祭祀走向民間。銘文顯示，竹木簡牘已用于商品交易、土地契約等日常事務，雖實物不存，卻印證了讀寫文化在西周社會各領域的滲透。邊緣族群在周文化浸潤下，從陌生到接納、融入，華夏文化圈日益穩固。

但是，周人與殷商文化滲透各國地方文化的同時，也受其地方文化的同化。天長日久，諸侯必然“本土化”，不免與中央逐漸疏遠。是以西周分封，建構了各地上層的周文化禮制，也孕育了后來網絡崩解的結局。許倬云曾感慨：“西周分封，誠然有其巧妙之處，卻也有先天帶來的弊病，分封越多，宗周越弱；時間越久，親情越疏。”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但徐良高認為，“成敗”都是相對的，要看站在哪個角度了。周當然以滅亡告終，但如果回看中國整個古代史，它共延續近800年，是壽命最長的朝代，從這一點來說，它無疑是成功的。而分封制的王者余暉，在后世歷史中不時閃現——到底是應該采取諸侯分封制政體，還是應該采用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政體？這種爭論和嘗試從漢初到明初都出現過。

分封制，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個多元化的動力與壓力交織的歷史事實。它體現了周朝對權力分配的精妙設計，同時也揭示了人性的多變與復雜。也許，周的歷史正是一個佳例：任何系統，都是變動不定的，變動之中，如果失去了調節能力，這個系統即會崩解。

參考資料：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許倬云；

《西周史》許倬云；

《考古發現所見商周文化與政體之異同》徐良高；

《封建諸侯，以屏周室》徐良高；

《考古學視域下的西周封國研究》張明東

發于2025.6.16總第119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血契與王土：西周的分封制

記者：李靜（li-jing@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