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秋剛過，張子靜收到了一封從大洋彼岸傳來的訃告。

那是姐姐張愛玲的死訊，她死在洛杉磯的出租公寓，幾天后才被人發現。

張子靜聽到消息后，只是把家門悄悄打開了一條縫，不是為了通風，也不是為了等人，而是怕自己哪天在屋里倒下，也像她那樣沒人發現。

這一扇門，開了兩年。

直到1997年秋，鄰居敲開門，張子靜已經靜靜躺在屋里，走了。

1921年，張子靜出生，比張愛玲小一歲，是她唯一的親弟弟，張家是那個年代少見的文化之家，父親張志沂是清末進士，母親黃素瓊有留學背景。

張愛玲寫過他們小時候一起玩麥芽糖，讓傭人用筷子卷出“棕色像金蛇一扭一扭”的糖絲，像是童年能咀嚼出的快樂。

她曾說弟弟“像蘇打餅干一樣脆弱”，她想把他護在懷里，他也的確漂亮，小臉干凈，睫毛長得像刷子，有一次大人夸誰家太太漂亮，他插嘴問：“有我好看嗎？”惹得滿堂笑聲。

但這種親密，在父母離異、繼母入門后，慢慢變了味。

1930年代，父親續娶孫用蕃，張愛玲視她為“敵人”，而張子靜卻在她羽翼下長大。

張愛玲叛逆，常與繼母沖突，還被父親關禁閉，差點餓死，而弟弟，不僅沒有出手相助，反而在信里“通風報信”，寫下“家姊事想有所聞，家門之玷”這種字眼。

她傷心又憤怒，也從那時起，開始把弟弟劃到了“對面”。

他們成了兩個陣營的人：她跟著母親、姑姑去了港大和文壇；他留在父親和后母身邊，平庸長大，最終在銀行做事，教書糊口，過著“穩妥又無聲”的人生。

1981年，張子靜在《文匯月刊》上看到一篇《張愛玲傳奇》，興奮不已，終于鼓起勇氣去打聽姐姐的地址。

他在第二年寫了封信，告訴她后母已盲、父親已逝，自己退休在即，也希望能再見一面。

張愛玲收到了那封信，卻在等公交時把它落在了車上。她在寫給友人的信里輕描淡寫地說：“掉了也好，不用看了?！?/strong>

七年后，她終于回信，言辭禮貌卻冷淡：“傳說我發財，也有人說我赤貧，其實我勉強夠過。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p>

這一句“慚愧”，成了她與弟弟之間四十年聯系的句點。

1995年張愛玲去世，她留下遺囑，所有遺產，包括銀行存款和作品版權，全部由摯友宋淇夫婦繼承。

她沒提弟弟一個字。

據統計，那筆資產折合近270萬港幣，放在當年，足夠在香港買兩套大戶型。

有人說她薄情，但張愛玲有她自己的邏輯，弟弟早已“不是同路人”，他讓她想起父親、繼母和那個讓她受盡冷眼的家。

她寧可資助姑姑，也不肯接濟他分毫。

張子靜住在上海西區一幢舊樓的14平米小屋里，屋子里只有老家具、破棉被、沒電視沒電話，一個人過了幾十年。

得知姐姐去世那天，他沉默一整晚，第二天起，他把門留開了一條縫。

不是為通風，而是擔心哪天倒下后沒人知道。

兩年后，鄰居果然敲開了門。

屋里人已經走了，但至少不是腐爛發臭才被發現。

他逃過了姐姐的“孤死”，用自己最后的力氣，保住了作為一個人的體面。

張子靜晚年寫了一本書，《我的姐姐張愛玲》，文筆平淡，卻誠意十足。

他寫：“我了解她的個性，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strong>

“即使無音訊，即使未再見，我依然知道，姐姐在地球的另一端?！?/p>

他知道他們的關系已回不去，但他還是愿意在74歲時，坐在那間14平米的小屋里，回憶小時候她摟著自己，用麥芽糖哄自己笑的模樣。

他沒成名、沒結婚、沒離開過那間屋子，卻在某種意義上，像張愛玲小說里的那些被人遺忘的小人物那樣，用沉默詮釋了命運的寬容與不公。

張子靜不像張愛玲，也沒想成為張愛玲。

他的一生，就是一個普通男人的靜默一生。

沒人記得他做了什么，但所有了解這段往事的人，都會記得那扇開著的門。

那不是等人回家，而是提醒世界：我還在，我沒死，我想被看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