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在河北邯鄲發生了一起令無數人憤怒的悲劇,13歲的王子耀被3名同學霸凌并殺害。
此案在當時轟動全國,幾乎所有人都希望能夠嚴懲兇手,但由于3個兇手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此案很難審理。
直至今日,最高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將此案作為經典案例點名,并揭露一組數字。
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依法核準追訴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34人,為何會有這么多未成年惡性案件呢?
青少年犯罪在中國的上升趨勢引發了廣泛擔憂,2024年,最高檢在工作報告中首次披露,依法核準追訴34名低齡未成年人涉及嚴重暴力犯罪。
這一數據來源于最高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4)》,白皮書分析了未成年人“四大檢察”業務開展情況,強調“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原則。
具體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14-16歲青少年犯罪案件9,317件,逮捕審查65,198件,批準逮捕34,329件,同比增長27.8%。
起訴審查101,526件,起訴56,877件,青少年犯罪類型以盜竊罪、詐騙罪、聚眾斗毆罪、QJ罪和搶劫罪為主。
對未成年人的犯罪起訴74,476人,其中QJ罪、猥褻罪、搶劫罪等占一半往上,例如2024年常德學校門口撞人事件。
其中包含18名小學生,隨后司機被家長和保安控制,事情發生一個月后,該司機被判處死刑,此案也被當最高檢當做典型寫入了白皮書。
檢察機關還采取了多項民事保護措施,包括發出31,809份“督促監護令”,辦理支持起訴案件5,155件,支持5,623件。
民事訴訟監督案件725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77件,公益訴訟案件12,062件。
以上的這些數據反映了最高檢在嚴懲嚴重犯罪的同時,也注重預防和源頭治理。
核準追訴34名低齡未成年人顯示法律對嚴重犯罪的強硬態度,但也需關注這些青少年背后的社會環境。
許多涉案者可能來自單親家庭或經濟困難背景,缺乏家庭教育和心理支持。
懲罰固然重要,但更需投資于預防,例如加強家庭教育和社區干預,早期的心理輔導和職業培訓或許能幫助這些青少年改過自新。
社會應認識到,青少年犯罪往往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單純依靠法律手段難以根治,平衡嚴懲與教育,是未來治理的關鍵。
34起核準追訴案件具有標志性意義,這些案件的共同點是,犯罪者年齡均在12至14歲之間,涉及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或以極端殘忍手段致人重傷。
而這些案子中最受關注的就是“邯鄲埋尸案”了,這是一件影響極大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例。
邯鄲埋尸案案發于2024年3月10日,河北邯鄲市肥鄉區北高鎮,三名13歲初中生(張某、李某、馬某)預謀殺害同班同學王某,并將其埋于廢棄蔬菜大棚內。
手機支付記錄顯示,生命的最后一刻,這個內向的男孩給同學張某的微信轉了191元。
受害者王某面部被鏟子毀容,尸體發現時引發社會震動,犯罪系預謀行為,案發前一天已挖好56厘米深的坑,顯示犯罪的計劃性。
最高檢核準追訴后,2024年12月30日,邯鄲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主犯張某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李某被判12年徒刑,馬某因罪責較輕未被刑事處罰,但接受專門矯正教育。
此判決依據《刑法修正案(十一)》,該修正案于2021年3月生效,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降至12歲。
案件引發廣泛社會討論,鑒于犯罪性質惡劣,判決合理,公眾對馬某未被刑事處罰的處理也存在爭議,認為其他二人處罰過輕。
與邯鄲案形成對比的是另一起發生在同地的慘案,2025年正月初三,王家三姐妹在祭父時被親大伯王某東預埋的炸彈炸死。
這位68歲的老人因土地糾紛,耗時7個月拆解煙花制作爆炸裝置,法院最終判處其死刑。
兩起案件的判決差異清晰展現了司法理念的分野,對成年人犯罪嚴懲不貸,而對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仍以矯治為主要導向。
邯鄲案的殘酷性令人震驚,尤其是3名涉案者僅13歲,而他們的作案過程就像提前準備好了一樣,令人細思極恐。
年僅13歲的孩子為何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不得不讓人深思。
這些案件反映了當下中國青少年司法的不普及性,在一些偏遠的地區,人們的法律意識沒那么好,尤其是青少年的司法普及。
在當前的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犯罪處理強調教育與矯正,但極端案件如邯鄲案顯示,法律在面對嚴重暴力犯罪時可以采用更嚴厲的措施。
根據白皮書數據顯示,2024年檢察機關受理的強制報告案件3,793件,占比6.8%,其中醫院占比45.7%,學校29.4%,顯示學校和醫療系統在預防中的重要角色。
包括如何處理12-14歲低齡罪犯、如何完善專門矯正教育系統等,機會則在于利用技術手段,如大數據分析早期識別高風險青少年,并加強社區支持。
青少年司法需綜合治理,預防、教育和康復缺一不可,34名低齡未成年人被追訴和邯鄲案的判決,提醒我們單純依賴法律難以解決問題。
社會應投資于家庭教育和社區支持,早期干預可避免更多悲劇,康復項目如心理輔導和技能培訓,能幫助罪犯改過自新。
邯鄲埋尸案體現我國的青少年司法的普及任務任重而道遠,那34名青少年有的需要一個改正的機會,有的則必須嚴懲。
而我國也可以借此構建更人性化的司法體系,既嚴懲重罪,又給青少年改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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