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guān)注、評論，為學(xué)、交友！

　　作為底層官員，李善德的薪俸有多少，他為何能在長安買房？今天我們就了解一下唐朝基層文官的薪俸。

　　1、唐代基層文官的收入

　　唐代官員的正規(guī)收入，主要有三項：一是俸錢，二是祿米，三是職田土地。

　　祿米和職田依官品高低分配。例如，基層文官當(dāng)中，屬正九品京官者，如秘書省校書郎和正字，按典志規(guī)定，每年可獲祿米五十七石，職田二頃，但真正實行的情況是否如此，卻無實例可證，不甚明確。

　　從中晚唐起，俸料錢逐漸變成唐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這里集中討論俸料錢（又常簡稱為“俸錢”和“月俸”)。

　　韓愈在呈上《論今年權(quán)停舉選狀》時說：“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茍有所知，不敢不言。”可證唐代俸錢一般是“月受”，“祿粟”則“歲受”。

　　唐官分為京官和外官兩個系統(tǒng)，俸錢也分成兩個系統(tǒng)來管理。京官俸錢在唐前期由太府寺掌管發(fā)放，后期改由度支。外官的俸錢，則就地籌集和分發(fā)，前期主要依靠各州縣公廨本錢的利息所得，后期則漸依賴戶稅、兩稅等稅收充俸。

　　敬宗（在位825-826)的《條流滄德二州官吏俸料詔》說：

　　“滄德二州州縣官吏等，刺史每月料錢八十貫，錄事參軍三十五貫，判司各置二人，各二十五貫，縣令三十貫，尉二十貫。其俸祿且以度支物充，仍半支省估匹段，半與實錢。”

　　中晚唐縣尉（赤尉除外）的俸錢一般是二萬文。此詔也透露唐后期俸錢的發(fā)放方式：半物半錢。

　　宣宗（在位847-859）的《給夏州等四道節(jié)度以下官俸敕》，則提到夏州、靈武、振武等四道（缺其中一道名。夏州、靈武、振武皆位于長安西北黃河河套地區(qū))，“土無絲蠶，地絕征賦。自節(jié)度使以下，俸料賞設(shè)，皆克官健衣糧，所以兵占虛名，軍無戰(zhàn)士。緩急寇至，無以支敵”，所以朝廷要特別給這些地區(qū)的節(jié)度等使和僚佐提供“料錢廚錢”及“賞設(shè)”。

　　此敕中所列的俸錢數(shù)額，和《新唐書·食貨志》所說的會昌俸錢額相合（縣尉亦為“二十貫”），而且還列出了“賞設(shè)”錢額。“賞設(shè)”是一種賞錢，唐史料中常見，如《舊唐書》所說：“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不得賞設(shè)，乃令〔舒王李)誼與翰林學(xué)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

　　在唐前期，京官俸錢有三種變動。貞觀初的俸錢是按散官來發(fā)放的。

　　但散官繁多，按散官品發(fā)俸有費國家倉儲。于是，到了乾封元年，便改為依職事官品發(fā)俸，且不分正從上下階。如秘書省校書郎為正九品上，正字正九品下，但同為九品官，所以俸錢都一樣，同為一千五百文。換句話說，只有職事官才能領(lǐng)俸，散官便無俸了。開元制和乾元制一樣，也是依職事官品發(fā)俸，但此時俸錢數(shù)額有所調(diào)高，以配合當(dāng)時物價的上升。

　　2、京官與地方官的對比

　　到了唐后期，大歷制的京官俸錢，又改為依職事官的職務(wù)“閑劇”來分配，不再依官品。也就是說，官品相同，月俸未必相同。例如，從五品上的郎中，大歷時月俸為兩萬五千文，但同樣為從五品上的著作郎，月俸卻為二萬文，低了百分之二十，因為郎中遠(yuǎn)比著作郎“劇要”。甚至還有官品低者，其月俸多于官品高者。例如，正九品的校書郎，月俸為六千文，但官品更高的律學(xué)博士（從八品），其月俸卻僅有4175文，也正因為校書郎遠(yuǎn)比律學(xué)博士清要。

　　唐人官職的高低不能單看官品，這正是其中一個原因。

　　貞元制也依職事官的閑劇發(fā)俸，但俸錢數(shù)額普遍比大歷時調(diào)整高達(dá)一倍左右。這主要是順應(yīng)物價的上升，同時也是為了縮小大歷時外官俸錢遠(yuǎn)遠(yuǎn)高于京官的差距。但即使如此，在晚唐會昌年間，外官的俸錢還是普遍高于京官。會昌制亦依職事官閑劇制定，而且俸錢數(shù)額和貞元制大同小異。

　　據(jù)《新唐書·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后不復(fù)增減”。所以會昌制可說是晚唐的最后定制。

　　至于唐前期州縣外官的俸錢，史文缺載，錢額不詳。日本學(xué)者筑山治三郎以為外官和京官一樣，按職事官品給俸。

　　關(guān)于這點，《通典》說：

　　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shù)，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準(zhǔn)二佐，以職田數(shù)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

　　但《通典》沒有以實例說明如何分配。這段話不好理解。唐人的算學(xué)書《夏侯陽算經(jīng)》（原為《韓延算經(jīng)》）中有一道計算俸錢的模擬數(shù)學(xué)題，雖非實例，而且沒有把醫(yī)學(xué)博士等州官算在內(nèi)，又不包含任何縣官，但它所呈現(xiàn)的演算方式，很有助于我們理解上引《通典》那段話，以及州縣官俸錢的分配方法：

　　今有官本錢八百八十貫文，每貫月別收息六十，計息五十二貫八百文。內(nèi)六百文充公廨食料。五十二貫二百文逐官高卑共分。太守十分，別駕七分，司馬五分，錄事參軍二人各三分，司法參軍三分，司戶參軍三分，參軍二人各二分。問各錢幾何？

　　答曰：太守十分，計十二貫七百三十一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九。別駕七分，計八貫九百一十二文，四十一分文之八。司馬五分，計六貫三百六十五文、四十一分文之三十五。錄事參軍二人各三分，各得三貫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司倉參軍三分，計三貫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

　　其演算方式是：官本錢每月利息率為百分之六，得五十二貫八百文，扣除食料六百文，還余五十二貫二百文可供作俸錢，分成四十一份，每份一點二七三一貫，然后乘以各官員所應(yīng)得的份數(shù)。如太守（刺史）為十份，便可得十二貫七百三十一文，余此類推。

　　從上面這些材料看來，唐前期州縣官沒有固定的俸錢，要看他所屬的州縣等級和該州縣的公廨本錢數(shù)額而定。

　　但安史亂后，唐外官的俸錢，不再依賴公廨本錢，而和京官一樣，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有了固定錢額。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唐前期京官俸錢高于外官，后期則外宮俸錢高于京官。此外，唐后期的俸錢，雖有固定錢額，但許多時候，官員所得到，卻并非全是現(xiàn)錢，而是“半錢半帛”。

　　在大歷制下，外官如縣尉、州參軍和判司的俸錢，普遍高于同等級京官如校書郎、正字、奉禮郎和協(xié)律郎，而且高出好幾倍。到了貞元制，京官月俸大幅調(diào)高，始拉近他們和外官的差距。至于幕職如巡官、推官和掌書記，他們的俸錢最高，比州縣官的還高，簡直和中、高層京官如郎中、員外郎和殿中侍御史等不相上下，可證幕職極尊貴，遠(yuǎn)非正規(guī)州縣官可比。

　　晚唐詩人李商隱，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各幕府任幕職。有不少學(xué)者因而說他的官運不濟，但就俸料錢而言，他的收入應(yīng)當(dāng)很可觀，可能還好過他那些在京城朝中任官的朋友。

　　再以晚唐宰相李德裕為例，他二十七歲那年“以蔭補校書郎”，月俸為一萬六千文。過了約四年，他三十一歲時，應(yīng)河?xùn)|節(jié)度使張弘靖之辟為掌書記，月俸馬上驟升至五萬文，和京城一個郎中的月俸一樣，也比他任校書郎的月俸高了整整三倍多。但兩年后，他隨張弘靖入朝，任監(jiān)察御史，月俸反而下跌到三萬文。

　　當(dāng)然，唐代官職的輕重不能單看俸料錢。監(jiān)察御史是清要的京職，也是遷往朝中高官的重要門戶，就長遠(yuǎn)的出路來說，比掌書記有前途。

　　3、基層文官的俸錢是否能夠養(yǎng)家糊口？

　　一般而言，唐人重京官，輕外官，但中晚唐外官的俸錢等收入高于京官，又產(chǎn)生一種外官重于京官的趨勢。雖說官職輕重不能純以俸料錢來決定，但唐后半葉的確有人因外官俸錢高，而寧愿舍棄京官，改任外職。

　　最有名的一個例子，當(dāng)數(shù)詩人杜牧。他在大中三年(849)間任司勛員外郎，月俸當(dāng)為四萬文。但他為了供養(yǎng)病弟和孀妹，以京官俸薄，上書宰相求為杭州刺史。

　　杭州屬上州，刺史月俸有八萬文之多，比員外郎多了整整一倍，難怪杜牧有此請求。他在《上宰相求杭州啟》中透露，他有“四十口”的“家累”，然后說了幾句很感人的話：“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但他這次的請求沒有成功。第二年，他轉(zhuǎn)為吏部員外郎，月俸應(yīng)當(dāng)和司勛員外郎一樣，所以他又三次上書宰相，這回求為湖州刺史，最后總算如愿以償，在這年秋天出為湖州刺史。

　　湖州也是個上州，他的月俸應(yīng)當(dāng)為八萬文。過了約一年，他又被召回京城，任考功郎中、知制誥。郎中月俸五萬文，比上州刺史少了百分之六十。但杜牧一回到京城，就有能力修治長安城南樊川別墅，常召親友前去游賞。只不過一年時間，為什么他突然間變得如此富裕？

　　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一開頭，就給我們揭露內(nèi)情：

　　“上五年（指大中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chuàng)治其墅。”

　　可見他回到長安，花的卻是“吳興俸錢”。這“吳興俸錢”當(dāng)即他在吳興（湖州）當(dāng)刺史約一年期間積存下來的，回到長安便“創(chuàng)治其墅”，生活轉(zhuǎn)眼間變得豐足起來。

　　回到基層文官，令人關(guān)注的是，他們的俸錢以當(dāng)時的生活水平來說，是否豐足？這方面例證雖不多，但可以據(jù)以舉一反三。

　　白居易任校書郎時，便說“月俸萬六千，月給亦有余”，很有一種自滿和自得的情緒。京兆府戶曹參軍任翰林學(xué)士，有詩云：“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可證州判司的俸錢和“廩祿”都很不錯。韓愈在汴州董晉幕府任觀察推官三年后，竟然寫信告訴友人衛(wèi)中行說：“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于人；其后相見于汴徐兩州，仆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

　　他任觀察推官時的月俸約三萬文，比起他之前毫無官職和收入，的確是“豐約百倍”。而且，他任了三年推官后，一轉(zhuǎn)到徐州張建封幕，還沒有開始工作，便有詩云：“篋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

　　這“余衣”和“余糧”的積存，應(yīng)當(dāng)來自他任董晉推官時的俸錢。有了這些，生活才有安全感，韓愈才能寫意地去追求那“窗戶忽已涼”的讀書生活。

　　至于縣尉，《舊唐書·李義琰傳》說：

　　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琎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琎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進曰：“凡入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gòu)，其木為霖雨所腐而棄之。

　　“凡入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可知縣尉（和縣丞）的俸錢應(yīng)當(dāng)也豐足，任此兩官時，便可以開始“營第宅”。

　　俸錢比較不足的，可能要數(shù)京城王府的判司和參軍，各僅有六千和四千文，遠(yuǎn)低于一般縣尉的兩萬文，也遠(yuǎn)不及校書郎和正字的一萬六。這也很能佐證宋代洪邁“王府官猥下”之說。

　　4、灰色收入

　　最后，還有一點應(yīng)當(dāng)留意：

　　京官實際所得，可能跟典志上的規(guī)定相同，但外官的實際收入，卻可能比這紙面錢額還要多。這就是陳寅恪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中，所提出的重要論點。

　　按白居易掛職京兆府戶曹時，說他的“俸錢四五萬”，和典志所定的“三萬五千文”不合。他在《江州司馬廳記》又說他“歲廩數(shù)百石，月俸六七萬”，也跟典志規(guī)定的上州司馬俸錢“五萬”不合。陳寅恪因而推論：“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rèn)為正當(dāng)之收入者，為數(shù)遠(yuǎn)在中央官吏之上。”

　　中晚唐官吏之所以會有“不載于法令”的“正當(dāng)之收入”，可能是各地方在兩稅法下，上繳了應(yīng)上供的稅額之后，可以“自圓融支給”俸錢，然后按照唐前期州縣官以“份數(shù)”方式分俸錢的辦法分配。

　　像這種俸錢以外的收入，很可能也包括“紙筆錢”之類的，如《舊唐書·趙涓傳》所說：

　　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zhǔn)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后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余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jiān)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潮、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將行，并召于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冤。”

　　三人將退，裴懈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余貫，雖于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為甚，未知燒鉛何如？”

　　《唐會要》卷五九“尚書省諸司下”刑部員外郎條下亦載此事，有明確日期，但錢額不同，可與《舊唐書》互校：

　　貞元十二年〔796)五月，信州刺史姚驥，舉奏員外司馬盧南史贓犯。

　　鞫按南史，準(zhǔn)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南文以官閑冗無職事，放典令歸，納其紙筆直，前后五年，計贓六十萬貫。

　　依《舊唐書》，“每月請紙筆錢，前后五年，計錢一千貫”。一貫為一千文，一千貫即一百萬文。這數(shù)額太大，且跟下文所說的“六十余貫”矛盾不合。《唐會要》說：“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前后五年，計贓六十萬貫。”

　　亦誤，應(yīng)作“六十貫”(“六十萬貫”是個非常龐大的天文數(shù)字，比“一千貫”還要多)。

　　《舊唐書》之誤是把“文”當(dāng)成“貫”。《唐會要》之誤則多一“萬”字。這種簡單的算學(xué)錯誤，史書上屢見不鮮，不足為怪。綜合兩者，應(yīng)當(dāng)是“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前后五年，計贓六十貫，即六萬文”。這便大約符合《舊唐書》下文所說的“六十余千”，或裴懈所說的“六十余貫”(“一千文”和“一貫”意思相同)。

　　皇帝派三司前去按鞫，但其中一人裴澥“獨留”奏曰：“計贓六十余貫，雖于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

　　皇帝也說：“此事亦未為甚。”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只追究盧南史燒鉛之事。由此可知外官有不少像“紙筆錢”之類的額外陋規(guī)收入，雖然“于公法有違”，但只要不括錢太過，事“非巨蠹”，連皇帝也覺得“亦未為甚”，非常體諒?fù)夤佟?/strong>

　　《唐會要》卷五八“尚書省諸司中”戶部侍郎條下，有一條大中年間的奏疏，提到州府錢物“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史專擅破除”盜用之事（疏中也提到了“紙筆錢”)：

　　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奏下州應(yīng)管當(dāng)司諸色錢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緣當(dāng)司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后，即推在所腹內(nèi)。徒煩勘詰，終無可征。今后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并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準(zhǔn)常平義倉斛斗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盜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并請準(zhǔn)元救，以贓論。…”從之。

　　可知州府錢財，極易被州官本身以種種名目“盜使”，或“借貸與人”收利息，中飽私囊。這些都是外官俸錢以外的額外收入。

　　綜上所論，唐代基層文官的俸料錢，應(yīng)當(dāng)可以提供他們不錯的生活，除了唐后期王府判司和王府參軍俸錢稍低之外。中晚唐基層外官如縣尉、州參軍和州判司的俸錢，又比基層京官如校書郎和正字來得高。在基層文官當(dāng)中，巡官、推官和掌書記的月俸最高，甚至可以媲美中層京官如郎中、員外郎等。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