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徐福東渡

要想搞懂日本人為什么認徐福當祖先，咱得先回到源頭，兩千兩百多年前的中國秦朝。那時候的皇帝是秦始皇嬴政，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成大一統的猛人。這人雄才大略，也怕死怕得要命。他統一六國后最大的心病就是，怎么才能長生不老？

他找遍了能人異士，給足了資金和權力，就為了尋訪傳說中的仙山和不死藥。這時候，一個叫徐福（也叫徐市）的方士（古代搞神仙方術、煉丹求仙的道士）走進了秦始皇的視野。徐福肯定很能說會道，他給皇帝畫了一張誘人的“大餅”：

地點：東海之外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那地方有仙人居住，藏著不死靈藥。

難度：去神山路途遙遠，海里還有大鮫魚（鯊魚或大鯨魚）阻擋，非常危險。

條件：要給我準備幾千童男童女（純潔勞動力），還要有五谷種子、百工技藝（各行業工匠），再加上龐大的船隊和足夠的物資補給，并配備強大的武裝（弓箭手），我才能為您去求取仙藥。

秦始皇一聽長生有望，哪管這么多！立刻拍板：要啥給啥！于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國家項目啟動了。

史書《史記·秦始皇本紀》里記載了兩次徐福東渡（大約在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第一次出發后，好像沒結果。徐福可能只是在近海轉了轉，或者運氣不好。他回來報告說：“陛下，眼看就要到仙山了，結果出來好多大鮫魚擋路，船都靠不了岸啊！神仙使者也見不著，得給我配上強弓勁弩去打魚妖才行！”秦始皇居然又信了，親自跑到海邊射殺了一條大魚（估計是某種大型海洋生物）。然后，徐福帶著更多資源，幾千童男童女，還有各行各業的能工巧匠，船隊浩浩蕩蕩，再次揚帆出海。

這一次，徐福和整個船隊，還有那些童男童女、工匠們，徹底消失在茫茫東海中，再也沒回來過。司馬遷在史記里也只寫到這兒：“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意思是徐福最后找到了一片廣闊的平原和湖泊，自己在那里稱王，再也不回來了。

中國的史料（主要是漢朝以后的）對徐福的看法，大多認為這是個方士欺騙皇帝、借機帶著人和資源跑路的典型故事。他成了一位神秘的逃離者。

徐福傳說在日本的“神化”之路

徐福在中國史書上消失后，他的故事卻沒結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傳說漸漸漂洋過海，到了隔壁的日本列島。而且，在日本這塊土地上，它發生了神奇的蛻變，從一個“騙子”的故事，演變成了日本文明的“起源神話”之一！

那么，徐福的傳說是什么時候、怎么傳到日本的呢？目前認為主要有兩個階段：

早期接觸與文獻傳入（漢唐時期）：隨著日本與中國交流的增多（比如“遣隋使”、“遣唐使”時期，約7-10世紀），中國的書籍和文化也傳到日本。像《史記》這樣的著作，日本的上層知識分子（貴族、僧侶）應該是能讀到的。他們從《史記》等書中知道了徐福東渡的故事。

中世（平安到室町幕府時期）：“本地化”扎根。光看書還不夠。這個傳說要流行，必須和日本自己的土地和神明產生聯系。最關鍵的一步發生在日本的中世（大致11-15世紀以后）。日本人開始說：徐福登陸的地方找到了！就在今天的和歌山縣新宮市附近（靠近熊野速玉大社）！他們把附近的一些地名和徐福連在一起：

“蓬萊山”：說附近的山就是徐福要找的蓬萊仙境。

徐福登陸地點的各種遺跡：比如徐福登陸的“七重之浜”，停靠過船的“波多須港”（據說“秦”和“波多”在日語發音Harata上有點聯系）。后來這里真的叫“新宮”（Xingu，有“新的宮室”之意），也和徐福建了新的“宮殿”聯系上了。

最最最重要的證據！？日本最古老的“徐福神跡”：在日本有個非常古老的神社，仁治神宮（后來叫熊野速玉大社），據說到13世紀（鐮倉時代初期），有文獻提到這個神社里藏著一把當年徐福帶來的“環頭大刀”，上面刻著“秦”字！雖然這把刀已經不存在了，但這個記錄在日本早期的《神皇正統記》等文獻里有提到（大概14世紀），這讓徐福和日本古老神圣之地建立了強聯系，可信度在日本人心中飆升。

有了具體的地點，有了神圣神社的遺跡關聯，再加上中國史料《史記》的“背書”，徐福的故事在日本“活”了起來，不再是外國書里的故事，而是扎根于本國的祖源傳說。尤其是當日本江戶時代（17世紀以后）學問大發展時，有些學者（比如著名的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他組織編纂《大日本史》）認真研究了這個傳說，通過中國的史書（《史記》、《三國志》、《后漢書》）和日本地方上的傳聞、遺跡相結合，大力推動了這個觀點的傳播。

這一下不得了，經過幾百年的發酵和傳說層的不斷疊加，徐福在東渡的故事中，從秦始皇派出的使臣，逐漸演變成了給日本帶去一切文明火種的“神武天皇”級別的奠基者和祖先人物！

日本人認為他帶來了什么？

童男童女：這不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嗎？生息繁衍，血脈之始。

五谷種子：教會了日本人種莊稼，解決了吃飯問題。

百工技藝：帶來了農耕技術（鐵器農具？）、紡織（養蠶織布？）、冶金、造紙、造船、醫藥等各種高級技能，讓日本直接從狩獵采集或原始農業飛速升級到更文明的階段。

還有文化道德：傳說徐福帶來了“儒教、道教思想”，教導禮義廉恥。

這種說法，完美解決了日本古代史中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文明飛躍期”的來源問題。在徐福到來之前（史書中“彌生時代”早期），日本還比較原始落后。徐福之后（特別是彌生時代中期以后），日本的農業技術、社會復雜程度都出現了顯著進步（比如突然出現水田稻作、鐵器使用等）。日本自己的早期歷史（《古事記》《日本書紀》）對這段又是語焉不詳的神話時代（神武天皇東征等）。于是乎，徐福作為帶著中原高級文明的“渡來圣人”出現，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解釋力MAX啊！

徐福真的到日本了嗎？

前面說了日本人怎么“認”徐福這個祖宗的傳說，那現實中，徐福這個人真帶著幾千童男童女、百工渡海到了日本了嗎？嚴謹的歷史學者（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主流學者）基本都持懷疑態度，認為徐福東渡到日本的記載主要來源于傳說，缺乏過硬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證據支持。就像司馬遷也只是聽到傳聞寫的“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那地方在哪兒，他可沒指認是日本。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日本人和中國（或朝鮮半島）沒啥關系！更不等于日本人憑空認徐福！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細微的塵埃里。

大量的考古發現告訴我們：在徐福故事發生的時期（公元前3世紀左右的日本彌生時代），確實有大量的外來移民（主要是來自朝鮮半島，但文化根源可追溯到中國黃河、長江流域）渡海來到了日本！而且，他們真的帶來了：

水稻種植技術（水田稻作農業）：這是日本從繩文時代的原始采集漁獵或旱作農業，一躍進入以稻米為主食的農耕社會的革命性變化。這些技術最初很可能是從中國長江下游傳到朝鮮半島南部，再由朝鮮半島傳到日本九州北部。

先進的金屬器具（鐵器和青銅器）：帶來了金屬武器（劍、戈）、工具（鐵制農具如鋤頭、斧頭）以及青銅禮器（銅鐸、銅矛、銅劍，后期本土化了）。

新的工藝技術：比如紡織（尤其是先進的機織和養蠶繅絲技術）、高水準的陶器（彌生陶取代繩文陶）、土木水利工程（修建水田需要的灌溉系統）。很多技術源頭都能追溯到大陸。

大規模村落和階級分化：隨著農業生產力提高，人口大增，出現環濠聚落（有防御工事的大村落），社會結構也復雜了，出現了首領（王）和明顯的貧富分化、階級差別。

這批移民（或者叫“渡來人”或“歸化人”），在日本的史書記載和文化記憶里被稱為“秦人”或“漢人”或更泛的“渡來人”。他們人數眾多，影響力巨大。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從彌生時代一直到古墳、飛鳥、奈良時代），這些掌握先進技術的“渡來人”家族（比如著名的秦氏、東漢氏、西文氏等）活躍在日本社會的核心圈層。他們是天皇朝廷的重臣，負責財政（大藏）、手工業（機織、冶煉）、文書、外交（因懂漢語或朝鮮語）、甚至軍事（有些家族是軍事貴族）。他們的姓氏（秦、漢、坂上、內藏等等）至今仍是日本常見的姓氏之一。

這些渡來人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深刻地改造了古代日本社會，是促成日本從蒙昧走向古代國家形態的關鍵外因。這些渡來人（特別是早期的）與本土居民（彌生人，包含繩文后代和渡來人混合基因）共同構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祖先來源（現代日本人的基因組里包含了繩文、彌生渡來人以及少量后世其他來源的成分）。

那么，問題來了：傳說中的“徐福東渡”和這段真實的“渡來人歷史”有什么關系？

可以這樣理解：徐福的傳說，為日本集體記憶中那段規模浩大、改變文明進程的早期“渡來人時代”，提供了一個具體化、人格化、英雄化的超級符號！面對史前那段模糊不清（尤其在日本自身早期史料匱乏的情況下）卻無比重要的外來技術涌入期，面對祖先中有大量渡來人血脈的事實，日本人需要一個“標志性始祖”來解釋這一切。而徐福的故事，時間吻合（彌生時代開啟）、人員組成吻合（數千童男女、百工）、帶來的文明要素高度吻合（五谷、百工）、甚至姓氏暗示（徐福，被認作“秦”的來源），簡直是天造地設的完美主角模板！于是，徐福不再僅僅是傳說中的方士，而成了無數早期渡來人群體的化身和象征。他們借徐福之名，認可了自己身上流淌著大陸先進文明的血液。

神國與王權

日本人認徐福，光說填補歷史空白和象征渡來人，那還只是技術原因。更深層次的，是文化和政治心理的需求。這個心理密碼，和日本獨特的“神國意識”以及對最高權力（天皇）來源的思考緊密相關。

“尋根問祖”背后的文化歸屬渴望：每個民族都會追問“我是誰，我從哪來”。日本作為一個接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文字、制度、佛教、藝術等全方位）的國家，其早期歷史的模糊性（尤其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三千年連續書寫歷史的鄰居時）需要一種歸屬感。承認自己文明的源頭之一來自偉大的中華（漢）文明（通過徐福這個具體代表），既是對文明源流的認同，也是一種文化自尊的體現。因為徐福是“帶著神的使命”（為神武天皇服務？）或者本身就是神道教的神？），而不是流亡者。他帶去的不是簡單的物品，而是文明的種子，是神的旨意。

成為“神國”的一部分：徐福傳說的神道教化。徐福最終登陸并扎根在熊野地區，這地方可不得了！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神道教圣地之，“熊野三山”被視為眾神居住的地方，是日本的“心靈故鄉”。徐福的故事被編織進熊野本地的神道教神跡中（如前章提到的神社、神刀），他本人被祭祀在神社里（和歌山縣新宮市就有徐福神社），逐漸被賦予神格（農業神、藥神、航海神）。把這位帶來文明的祖先封神，就把中華文明的貢獻巧妙地納入了日本自身的神道信仰體系。等于在說：你看，我們的神國文化，也得到了來自大陸“神使”（徐福）的加持和貢獻！這讓日本人在接受外來文明的同時，沒有喪失本土神道的至高性。

對天皇“萬世一系”理論的補充（或潛在挑戰？）：我們都知道，日本官方意識形態核心是“天皇萬世一系”，宣稱天皇從神話時代的神武天皇開始，血脈就沒斷過，一直是統治者。但問題是，如果天皇真的是純粹的神之后裔，怎么解釋皇室早期跟渡來人（如秦氏）緊密合作甚至大量通婚的事實？（想想推古天皇時期的圣德太子，據說也有渡來人血脈，身邊重臣如蘇我馬子也有強烈渡來人背景）。徐福的傳說在這里提供了一個既接納又區隔的巧妙答案：

一種溫和說法是：徐福是來輔助神天皇（神武天皇或其后的天皇）的。他帶來了技術和人才，是天皇的得力助手。這樣，天皇還是神的后代，而徐福帶來的渡來人也是天皇體系下的優秀臣屬，共同建設了日本。

另一種在民間和部分傳說、歌謠里（甚至江戶時代學者也議論過），則可能暗示徐福本人就是“神武天皇”的另一個名字或原型！ 這就更厲害了！徐福“止王不來”，他登陸日本后成了“王”。這種傳說雖然不可能被官方承認（沖擊萬世一系），卻在民間流傳甚廣。即使在現代，一些地方（特別是靠近熊野新宮一帶）的居民在情感上更愿意相信徐福就是他們的先祖和開國之君（神武）。這背后其實也隱含著對“天皇中心史觀”的地方性疏離或不同解讀。

無論哪種解釋模式，徐福這個符號的存在，都為解釋日本皇權和早期國家形成的復雜性，提供了一個有別于純神話（古事記路線）的、更具人間英雄色彩的想象空間，更能容納歷史的真實互動（渡來人貢獻巨大）。

所以，徐福傳說在日本不僅是個故事，它成了一套文化密碼的載體。這套密碼用來解釋：我們的文明從哪里來（源頭在大陸）？我們的文化身份如何定位（既認同優秀外來影響，又不放棄本土神國自信）？甚至我們最高權力的早期形態可能是什么樣子（人神共治，或英雄建國）？

徐福信仰

到了近現代，雖然歷史研究更加科學化、精細化，對徐福這個人是否真帶著船隊到日本當“王”質疑更多了（比如日本著名漢學家宮崎市定就持懷疑態度）。但這股“認祖歸宗”的勁頭在日本民間和一些地方社區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濃烈和儀式化了。這又是為什么呢？

地方認同的象征：“我們的”大英雄！在傳說中徐福登陸并扎根的地區，比如和歌山縣新宮市、佐賀縣佐賀市（金立神社一帶）、京都府伊根町（傳說徐福在此地得“伊根”之名）、鹿兒島縣坊津町（也有徐福傳說）等等。徐福被看作是地方保護神（“地方神”）。這些地方建起了徐福廟（神社），定期舉辦隆重的祭祀活動（新宮市有盛大的徐福祭）。村民們會穿著傳統服飾游行，表演傳說中徐福帶來的儀式（撒豆驅邪、獻供稻米藥草）。這種祭祀活動變成了本地重要的文化節日和旅游資源。對當地人來說，徐福不是遙遠的歷史人物，而是保佑一方水土、與大家血脈相連的祖先神。是他們地方獨特的身份象征和文化標簽。

民間信仰的力量：求平安、求豐收、求健康。徐福在神道教里被尊為農耕神（帶來五谷豐收）、藥神（帶仙藥，能治病）、航海守護神（保佑漁民出海平安）。老百姓去徐福神社（廟）祭拜，求的是風調雨順、身體安康、出海順利。這種切身的信仰需求，超越了歷史真假的爭論，滿足了人們對基本福祉的期盼。

中華文明認同的親切感：對于許多日本人來說，雖然國籍是日本，文化根基也在島國，但承認先祖中有來自中華的渡來人，是歷史事實（通過早期移民）。徐福的傳說，作為一種溫和而有溫度的符號，讓這種歷史上的血脈和文化聯系變得可感、可敬、甚至可親。它表達的是對滋養日本文明的華夏文化的敬意和情感上的親近感。尤其是在中日關系改善的時期，徐福會被稱為“中日友好的象征”。

對民族身份復雜性的一種包容姿態：現代日本社會的民族觀念其實也受到“單一民族神話”的影響（強調是純粹的大和民族）。但歷史研究表明，現代日本人本身就是不同來源融合的結果（繩文人、彌生渡來人等）。徐福傳說的存在和流傳，恰好提供了一種對民族來源復雜性的溫和接納方式。它不強迫所有人承認是徐福直系子孫，但接受和尊崇徐福作為帶來先進文明的“文化祖先”和眾多祖先移民的總代表之一，這種心態其實是日本民族心理中對自身多重血脈來源的一種寬容的認可（至少在這個傳說層面）。

回到最初的問題：日本人為什么堅信徐福是他們的祖先？僅僅因為“徐福東渡”這個傳說？

顯然不“僅僅”是。

徐福東渡的傳說，更像是一顆千年流傳的文化種子，落在了日本社會肥沃的土壤里，這片土壤由三重養分培育而成：

真實的歷史基礎：公元前3世紀左右確實有大規模“渡來人”（帶著來自東亞大陸的先進技術）遷移到日本，深刻改變了日本社會。徐福故事的時間和人員結構完美契合了這段真實歷史過程（或作為象征）。

日本內部的深層需求：它提供了一個理解彌生時代文明飛躍之謎的合理解釋框架。

它巧妙地被融入日本神道體系（尤其在熊野圣地），使接納外來文明成果不威脅本土神國的神圣性。

它為解釋皇室早期權力結構與渡來人集團的緊密關系（或甚至想象其源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天皇萬世一系”的官方敘事之外開辟了一條包容性的民間路徑。

現代社會的持續滋養：地方社區的榮耀認同和文化節日。民間求福佑（農、藥、漁）的信仰寄托。

作為表達對中華文明敬意、構建友好情誼的文化紐帶。

在心理層面象征性地包容民族源流的復雜性。

所以，徐福從一個中國史書上的傳說人物，變成了日本文化心理上真實的“精神祖先”和族群認同的重要符號。日本人的這種“堅信”，遠不止是輕信一個故事，而是民族歷史記憶、文化認同構建、地方情感維系、宗教需求與現代社會心理相結合的復雜產物。它體現了傳說在塑造民族身份、連接異域文明時所展現的驚人生命力。

當新宮市的居民在徐福祭典上虔誠祈禱時，當學者在爭論早期天皇與徐福的關系時，當旅游者參觀徐福公園時，他們共同參與的，不僅僅是紀念一個人物，更是在觸摸一種跨越時空的民族共同記憶和對自身文化根源的認同表達。這份認同，因其背后的深沉歷史底色與復雜心理交織，已然成為日本文化基因中的獨特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