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學人讀書”，原題《回憶吳宓師》，載《思想的葦草》。有刪節。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一

早在抗日戰爭以前，自己還是在北平（京）師范大學附中作中學生的時候，就知道清華園里有位大名鼎鼎的吳宓先生，是號稱“情圣”的。可惜當時自己太小，還無緣親聆教誨，只有每逢假日和同學騎車去西山游玩的途中，遙遙望園興嘆。

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風采，是1939年秋入西南聯合大學作學生，在昆中南院的一間教室里聽先生講《歐洲文學史》。

我不是外文系的學生，聽文學史 的課純粹是出于個人興趣，有似北京觀眾們所說的“聽蹭”。當時這類的自由旁聽是校園內的一種風氣；據說當年老北大有很多外面來聽課的人，并非是正式學生， 從遠地來到沙灘租一間公寓住了下來，一聽就是一年、兩年。另一位陜西籍老師張奚若先生的兩門課“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現代西方政治思想”，我也是在兩年時 間里從頭到尾旁聽了下來的。

對吳先生的初次印象，倒不是先生講授的內容，而是他那發音。他的英文發音實在不怎么好，夾雜著濃重的鄉音；吳先生是哈佛大學出身，有名的哈佛標準英語，發音竟然如此，不免有點暗自驚異。

只是到了后來才逐漸體會到，一個人的學識和他的發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吳先生的至友陳寅恪老師是當代學術界的泰斗，但連他那中文的發音，實在也是遠不夠標準的。學識好就是外語好，外語好就是口語好，口語好就是發音好；這一流俗的以言取人的偏見自昔已然， 于今尤烈，卻不知誤盡了天下多少蒼生。其實，吳先生是很重視學生的基本訓練的。學生選課，他總是要學生先選語音學，把基礎先打好。

在課堂上，他也屢次指出我們中文基礎不夠，———我們一代人和吳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吳先生一代人是從舊學發蒙的，所以舊學根底都非常之好；我們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育，從小是文、史、地、數、理、化、音、體、勞一起都上，所以就沒有老一輩那種深厚的舊學基礎了。先生要我們從文字學入手，并特別推薦吳契寧的《實用文字學》一書，要我們認真閱讀。

對細微處，吳先生是很認真的。有一次他指責我們說：英國小說家Thack-eray不是Thackery，你們總是把語尾的-ray寫成-ry。又一次，先生搖頭感嘆地說：林語堂寫了一篇小說， 名字叫《風聲鶴淚》；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戰謝玄擊破符堅，八公山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鶴還會流眼淚（The Tears of the Storks）？每次考試，先生必定有一道題目是要學生默寫出自己所能背誦的最長的一篇詩文，并且往往還有一道題目是評論一部文學名著。大都意在強調學生的基本功。

二

1939年秋，同學們請吳先生在昆中北院作過一次公開講演，先生選的題目是“我的人生觀”。這是先生在昆明的幾年中少數幾次公開講演之一（另有一或兩次是講《紅樓夢》）。先生以非常誠懇的語調把自己的人生觀歸結為四個字：殉情、殉道。應該說，先生這次所講的內容在當時的時代氣氛下，顯得多少有點不合時宜；但是這一點正足以見先生對文化深層意義的追求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

今天回顧起來，這同樣是一個民族文化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十八、九世紀之交，德國面臨著政治分裂，經濟落后，在異族侵略的鐵蹄之下山河破碎；而德國的哲人和才士卻執著于去追求那種玄之又玄、脫離現實的詩歌、樂曲和哲學理論。一個社會的優越性不僅僅表現在它的物質生活上，也表現在它的精神生活上。當時的德國民族就在精神生活上大放異彩而表現出令人嘆止的優越性。先生的這種精神也貫穿在他常年講授的課程里。那時候，先生每年都開兩門課，一門是歐洲文學史，為必修課；另一門是選修課，課程名稱每年不同。

1942年我聽課的那年，先生開的 選修課程是“文學與人生”。先生自己說，課程名稱雖變，但思想是一貫的。選修課的內容，也就是廣義的“我的人生觀”。先生博通今古，學貫中西，講起課來旁 征博引，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但我的印象，主要內容是三個方面：一為先生所服膺的柏拉圖哲學（柏拉圖對話錄的最早中譯本，就是在先生指導下進行的），一為先生所熱愛的《紅樓夢》，一為先生平素喜歡以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式所闡發的人生哲學的精義。

先生是熟讀中國小說的，掌故之熟，一時無兩。有一次談到吳沃堯，先生就順口解釋說，吳沃堯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為他是“我佛”“山人”，其實他是廣東佛山人，故爾自稱“我”“佛山人”。當時金岳霖老師亦以博覽小說聞名。

記得有一次金先生講演，題目是“小說與哲學”，系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羅常培老師主持。羅先生介紹金先生時說：金先生所讀的西洋小說之多，不下于吳先生所讀的中國小說。可見兩位先生在同儕人心目中的地位。先生 還有一次說及，當年在清華作學生時，他曾和湯用彤先生兩人合撰過一部小說，書中主人公的籍貫是貴州修文，因為他們覺得修文這兩個字非常好。

在課堂上談論 《紅樓夢》時，先生對書中的全部詩詞都能脫口而出，背誦如流，這時候聽者也覺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其中；那真可以說是一場精神的享受。不僅古今中外的名著， 就連一些流行的通俗小說，如張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他也熟讀。有一次他曾提到，《金粉世家》是仿《紅樓夢》的，所記為錢能訓（浙江嘉善、 北洋時期曾任國務總理）家事。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按一般看法，是不能登學院講壇的。于此可見先生的眼界之廣與識見之卓，他從沒有（如人們想像的）把自己局限于所謂士大夫的狹小天地里（我以為陳寅恪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改造了柏拉圖哲學，其要旨是把世界分成兩個：一個先生名之為the World of Truth，另一個則名之為Vanity Fair（均為先生的原文）；真、善、美必須求之于前者，而名利場中人則執迷于后者。先生即以此兩個世界的學說來解說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義諦。例如，賈寶玉一流就是屬于前一個世界的，而王熙鳳一流則是屬于后一個世界的。

先生曾撰有一篇長文，發揮此義，載在當時的《旅行》雜志上，還親筆寫了一則廣告張貼在校 園的墻壁上。先生講《紅樓夢》，要求每個同學都寫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圖書館里面，供大家借閱，相互交流。至今我還記得其中兩篇的大意。一篇是評論探春 的，認為作者把探春作為一個正面形象，著意描寫，過于美化；其實探春對于自己生身母親趙姨娘采取那么鄙薄而苛刻的態度，是叫人無法同情的。一篇是說，寶玉 并非用情不專，事實是寶釵所要求于寶玉的是一套世俗的東西，寶玉也報之以一套世俗的名利；黛玉所要求于寶玉的是崇高的愛情，寶玉也報之以崇高的愛情。

在先生的領導之下，實際上（雖然不是在組織形式上）形成了一個紅學會和紅學專刊。尤其在一個烽火連天的年代，還能有一批青年人專心致志地探討思想和學術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聯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闋難忘的插曲。

當代講紅學的，大抵似可分為三派。一派是義理派，由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發其端，而先生繼之，旨在從中尋找人生的哲理。一派是索隱派，以蔡元培先生《紅樓夢索隱》為鼻祖，下迄“四人幫”紅學所謂的“階級斗爭的教科書”論，都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 要，從中尋找微言大義，硬把自己的政治意圖強加于古人。一派是考據派，以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為始作俑者。平心而論，胡文對于《紅樓夢》的研究，功不 可沒。隨后，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又別開生面，拓展疆域，其貢獻也是不能一筆抹殺的。

然而無可諱言的是，自噲而下，考據派的路子卻越走越狹隘，由自我作繭馴致走火入魔，把紅學弄成了曹學，支離破碎、繁瑣不堪且又言不及義。曹雪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有價值，在于他寫了一部不朽的藝術品；現在撇開這部不朽的藝術品的價值不顧，而一味捕風捉影，專門去考據一些與紅學毫無關系的私人起居注，終至淪于“演丹麥王子而不要哈姆雷特”的魔障。

今后紅學的發展，恐怕需要某些紅學家們對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乃至價值觀首先進行一番必要的自我批判。義理派是要求對《紅樓夢》這部不朽的藝術品作出思想理論上的理解和評價的；因此，考據派對于義理派似乎應該給予更多的重視，包括吳先生（和他當年教導的那批青年學生）的貢獻在內。惜乎當年先生指導之下以手抄形式流傳的許多篇習作 文章，歷經離亂，如今恐怕是都已蕩然無存了。

三

先生是率真的人，是誠摯的人，在他身上沒有絲毫言行不符或虛假造作的痕跡。先生不吸煙，室內便赫然貼有一張“請勿吸煙”的告示。先生平生的戀愛事跡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先生自己亦從不隱諱。有一次講詩，先生說到詩有以含蓄為佳者，但亦有直抒胸臆者；隨即各舉數例。

而后者的例子之一，就是先生自己的《詩集》中的“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先生之率真有如此者。一次講紅學，一個同學問道：聽說當年清華園內，先生以妙玉自況，不知有無其事；同學為之哄堂。先生從容答道：妙玉和大觀園內其他的女孩子們是同樣地年輕、熱情而又才華橫溢，為什么她就沒有權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呢？有一樁小事是大家當年都知道的，昆明文林街開了一家小飯館，取名“瀟湘館”，先生大不以為然，前去說服，飯館終于改名為“瀟湘食堂”。

另有一樁小事，大概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了；當時有位同學為了感情問題很苦惱，遂寫了一封信給先生，說明自己思想的苦悶，請求先生指教。先生立即以極其工整的墨跡寫了一封回信說：請把我看作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請信任我，有什么痛苦請盡情告訴我。這位同學果然去請教了先生，并從先生那里得到不少教益和安慰。為學和為人，在先生乃是一回事。

先生生平不求聞達，在學院的圈子之外，亦無籍籍之名；而學生遇到困難時，卻把先生看作真正是自己的導師和引路人。先生畢生執教，桃李滿天下，其間人才輩出，不少都是蜚聲海內外的學者，如錢鐘書、李賦寧諸位先生，我想他們受益于先生的風格者，恐怕并不亞于受益于先生的學問。

先生不但是學人，而且是詩人，是至性中人。有一次上課，先生說到前一天曾和沈有鼎先生相與討論，說到沈先生是真性情中人；又說到：假如要沈先生和我（先生自稱）去搞政治，去做官，那真會叫我們痛苦死了。接著，先生就把前一天兩人的討論內容畫了一張七級浮屠式的圖，把對權力的追逐放在最下層， 以上各層依次是對物質的追求、對榮譽的追求、對真理的追求、對藝術創造的追求。他說，沈先生看了以后提出，應該把宗教置于頂層。

先生自己非常欣賞沈先生的這一補充，說話時流露出一種深沉的欣慰。先生是那么執著認真，又是那么易于動情；有一次看到一匹馬負重倒斃在路旁，不禁唏噓地對我們說：“我覺得我自己就是那匹忍辱負重的馬。”

關于先生的天真和誠摯，我的記憶里還保留著幾件事。一次先生說到，學校里應該把教師授課當成隆重的大事，他曾建議教師授課應該穿上大禮服以 昭鄭重，但終以格于輿論，未能實現，他很引為憾事。又一件事是，先生曾經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時，聘請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幾位大師擔任導師，學生不多，卻大都已卓然成家，這是他最感欣慰而引以為榮的事。

先生說這話時的神情，就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地得意，使人深深感到“詩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還有一件是對我個人的事，那是先生離去昆明的前夕，在百忙之中還曾親手為我作研究生的課程細心擬定了一個讀書計劃和一份書目， 使我終生難忘。

四

1944年秋，先生終于離開了自己求學和任教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母校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其中原委之一是由于和系主任陳福田先生之間鬧矛盾。這里面固然有兩人性格、思想和作風上的分歧，然而或許更多地是出于兩人文化背景的熏陶不同的緣故。吳先生是一個深厚的古典主義者而兼人文主義者（當然，也是浪漫主義者），屢屢稱頌他所敬仰的兩位業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和黃聞晦，這在當代是很罕見的，也是與陳先生迥然不同之處（陳先生是由美國歸國的華僑）。甚至于吳先生講浪漫詩人時，也偏愛拜倫，和我們學生一輩之偏愛雪萊或濟慈者，就頗有差距。因之，先生有時候就顯得與世寡和，這也是意料之中的。

談到這里，似乎應該提一下與先生一生頗為有關的《學衡》。這樁公案迄今已近七十年，似乎是應該做出歷史評價的時候了。《學衡》的學術立場和文化立場是眾所周知的。如果把學術等同于政治，雖然貌似簡單，實際上倒把問題弄復雜了。

反之，如果把學術和政治截然分開，則又把問題簡單化了。困難的是：學術既不能等同于政治，而又是不可能和政治截然分開的。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二者又總是交相影響的。尤為困難的是：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往往是互相轉化的， 其間并不存在一道永恒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神奇可以化為腐朽，腐朽也可以化為神奇。

那全賴我們如何去加以領會、吸收和運用。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無神論曾經 是民主革命理論來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紅樓夢》里，無神論卻是王熙鳳弄權鐵檻寺貪污受賄的理論基礎。五十年代湯用彤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自我思想檢 查，曾提到當年他參加《學衡》是一個錯誤。現在又已為時三十多年，我們是否也應該站到更高的一個層次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呢？

每一種歷史文化傳統之中，總有一些成分是有價值的，應該作為人類的共同財富而加以繼承和發揚光大；又總有某些成分是過了時的，乃至已經成了 前進的阻力的，就不能不加以摒棄了。總有些人會傾向于肯定得多一些，而否定得少一些；又總有些人會傾向于否定得多一些，而肯定得少一些。這本來是很自然 的、很正常的事。

不過，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里，這種現象往往會表現得格外突出，而且采取激烈論戰的形式。法國大革命是近代史上影響最為巨大的事變，而當 時的柏克（Ed-mund Burke）就反對革命的破壞行為。他認為歷史文化是人類智慧歷代努力的結晶，任何人都無權以革命的名義一筆抹煞這份珍貴的遺產。

今天看來，柏克的論點也并非全無可取。以我們的親身經歷而論，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砸爛舊文化的；但事實上或許不如不去砸爛它，倒更能為我們的民族及其歷史文化多保留一份元氣。

《學衡》反對白話文，這無疑是個很大的錯誤，因而曾被魯迅先生譏之為其行文言必稱“英吉之利，法蘭之西”。湯先生思想檢討中也提到過，這種文風是由于他欣賞傳統士大夫的情調所致。或許是如此，然而文體或文風之爭，終究還只是個形式，而過去人們較為看 重的，卻大多在這一方面。但另外那更為重要的方面，即《學衡》所宣揚的文化論點究竟應該如何評價，至今似乎尚沒有進行過認真的、深入的研究和評論。

無論如何，人類認識的進步、思想文化的繁榮，總是要通過各種不同見解的交鋒而促成的，定于一尊就不免要引向僵化和停滯。不同意見的爭鳴，總比一言堂要好。詩人哲 學家居友（M.J.Guyau）曾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說過：人類的文明需要有千萬只眼睛、千萬只耳朵，才能適應事物發展的無限繁復性。一個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的繁榮局面，是不是也應該包括給予已經成為歷史的各家各派以一席合法的地位呢？

吳先生生平的業績固然遠遠不止于《學衡》一端；但其他各端大抵上應該是 受到高度評價的，不致有什么分歧的意見了，唯獨《學衡》仍然給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一項課題。假如能有人對當年《學衡》與當時思想文化的關系做出進一步的研 究，這項工作應不失為對先生一種最好的紀念。這個研究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即使是這段歷史應予全盤否定，也無損于先生的高風亮節。畢竟，先生是一個真實的人，是詩人、是學人，而不是一個虛假的完人、圣人。

五

最后，補充有關先生的兩件小事，作為尾聲。

1943年我即將畢業時，尚缺體育課一學期未修，請示了梅校長，梅校長要我去找體育主任馬約翰老師商量。馬先生向我說：體育不及格也是不能畢 業的；吳宓是大教授了，當年在我（馬先生）的體育課上跳遠不及格，就不能畢業。我只知道有一次鬧學潮，學校開除了一批學生；后來學生們都寫了悔過書，又復了學，吳先生也在內。當時唯有先生的好友白屋詩人吳芳吉不肯寫悔過書，便失去了學籍。

但我不知道先生有因體育不及格而不能畢業的事。既然此事是馬先生親口 向我說的，想來不致有誤。而按規定，不畢業是不能出國的。研究吳先生傳記的同志們可以核實一下，吳先生有沒有畢業，或是推遲畢業，或是以什么別的方式畢了業（我是寫一篇讀書報告，代替一學期的體育課，由馬先生批準的）。

吳先生與賀麟先生幾十年來誼兼師友。1981（或1982）年我去看望賀先生，賀先生談起：有一個夜里，他夢見了吳雨僧（賀先生是這樣稱呼吳先生的），醒來覺得很奇怪，怎么多年不見，故人忽然又入夢來，后來才知道吳雨僧就是在第二天逝世的。

今年是先生誕辰96周年，有關各界在西安召開紀念會，爰草此篇以為紀念，并志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