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演講你一定已經看過。短短八分鐘，中國留學生蔣雨融在哈佛畢業典禮上的發言，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了激烈爭議。她仿佛陷入了一場雙面夾擊——既是“西式精英話術”的操弄者，又是為“體制背書”的既得利益者，兩種意識形態標簽彼此矛盾，卻共同指向她本人。

爭議的迅速發酵與她的專業背景密切相關：蔣是哈佛肯尼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而“公共服務\管理”（以下簡稱“公管”）這一領域，在中美兩國輿論場中都處于一種微妙、甚至被污名化的位置。在中國，自2011年“郭美美紅十字會事件”以來，公眾對于“公益”和“公共”等詞匯始終保持著警惕心理，極易將涉及社會關懷的言行視為虛偽的道德秀或資源攫取手段；而在美國，自特朗普政府以來，常春藤高校和非營利機構則頻頻遭到“左翼意識形態溫床”的批評，“公共事業”被裹挾進一場更大的文化戰爭。

這種“污名”的異曲同工，反映了一個橫跨中美的認知誤區：我們越來越難以將“公管”視為一種專業選擇，而是將之看作政治立場或個人動機的投射。事實上，“公管”早已是一個全球化、制度化的專業領域，僅在美國，非營利機構就吸納了超過1,280萬個就業崗位，占私營部門就業總量的9.9%；全球范圍內，約七成年輕人傾向從事具備社會意義的職業。

因此，蔣雨融事件真正暴露的問題，并非演講本身與家庭背景——這些問題當然可以追問，但更關鍵的是，我們如何理解“公共事業”作為職業選擇和價值承諾，在今天為何變得如此艱難？當信任缺失與身份焦慮交織，“公管”就不再是一門專業，而被消解于一場關于真誠與偽善、理想與功利的輿論拉鋸中。

文｜谷雨

編輯｜陽少

公共服務\管理行業的真實輪廓

在中文語境中，將“公共服務\管理”簡單等同于仕途晉升或資源攫取，的確與特殊國情有關，卻不應成為一種被理所當然接受的想象。事實上，公共服務早已是一個專業性極強、在全球范圍廣泛實踐的治理領域。

以英國為例，其政府的公共服務采購體系已經高度成熟。英國政府自2013年起建立了名為“What Works Network”的政策評估體系，設立了十個專業化政策評估中心，每年對數以千計的政策方案進行隨機對照實驗和成本效益分析，確保公共資金被用在具有實證依據、能夠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項目之上。這種評估方法并非依靠官員的個人意志，而是通過數據、證據以及嚴格的外部驗證，建立起政府、公眾與第三方共同參與的透明決策機制。

美國聯邦政府近年來也興起GovTech（政府科技）運動。以美國數字服務部門（US Digital Service, USDS）為例，這支由約400名跨界人才組成的小團隊，在短短幾年內成功幫助聯邦政府完成了一系列數字化轉型項目。其中一項典型案例，是幫助美國國稅局建立Direct File系統，使超過1240萬低收入家庭可以免費、便捷地完成報稅手續，僅此一項便為政府節省了數億美元商業軟件采購費用。GovTech 的發展也正是非政府力量參與公共管理的典型體現，也才讓像Elon Musk推動的 DOGE 有一定的社會接受度，盡管最后弄得一地雞毛。

公共服務也不是“英雄個人”和“技術革命”的專利。在巴西，波多阿雷格里市（Porto Alegre）通過實行參與式預算制度，讓普通市民直接決定城市20%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用途。該機制經過30多年的運作，顯著改善了當地貧困社區的基礎設施，貧困區道路鋪設率提升了43%，新接入自來水的家庭也增加了29%。這里的公共管理者不是精英決策者，而更像是為市民提供專業意見的技術支持人員。

有時，公共服務就是平臺設立，而非權力運作?？夏醽喌碾娮庸穹掌脚_（eCitizen）同樣展示了“公共管理去官僚化”后的新面貌。該平臺在短短數年內實現了護照申請時間由21天縮短至7天，日均交易額從6000萬先令躍升至9億先令。這種治理效率的提升不是通過官員增加權力，而是借助平臺設計、技術優化和服務創新來實現。

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個事實：在當代，公共服務早已超出傳統官僚體系的范疇，不再是“官員意志”的體現，而是一套面向問題解決的專業機制。它強調跨部門協作、數據驅動、績效透明與公眾參與，重技術能力、輕行政級別。公共管理與“官本位”之間，本應保持清晰的距離。

如果我們仍將“公共服務”等同于“考公上岸”“謀取資源”，不僅低估了全球公共治理的結構性變革，也容易忽略那些本可以改善社會生活的治理工具與制度創新。不管現在此地是否具有這樣的機會，若對這波公共管理的“偽善批判”照單全收，肯定會產生巨大的認知盲點。

/肯尼亞eCitizen的網站界面/

社會公益與個人回報，并不矛盾

當中產家庭的子女選擇投身公共服務或公共管理相關職業時，一些輿論往往將其視作“道德高調”或“精致的自我標榜”，甚至質疑其真實動機。然而，跳出這種情緒化與標簽化的視角，從職業邏輯與現實數據出發，我們會發現，這樣的選擇其實更像是一種理性的職業投資，而非單純的道德表演。

首先，公共服務并非等同于“清貧志業”或“自我犧牲”。以國際組織世界銀行為例，2024年數據顯示，其專員級職位的年薪區間為98,700至186,600美元，亞洲開發銀行同類職位的薪資更高，折合年薪達21至30萬美元。即便不談金融屬性，以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為參照，2024年美國全行業年均工資為67,920美元，而非營利部門的薪資平均比社會整體高出約46%，甚至略高于私營部門。

其次，從頂尖高校的就業趨勢也可以看出公共管理領域的吸引力。蔣雨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學院2024屆畢業生中，有68%進入公共或非營利部門，其他則流向咨詢、氣候科技、ESG等領域。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同屆數據顯示，雖然私營部門中位年薪高達10.2萬美元，公共與非營利部門的畢業生也分別達到7.3萬和8.2萬美元，并不構成懸殊的落差。這些數據說明，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選擇公共管理，并非出于仕途規劃，而是看重這一職業在技能提升、跨界流動和長期成長中的潛力。

除了薪酬，“價值認同”同樣是中產背景青年不可忽視的考量。麥肯錫2024年的職場調查顯示，82%的受訪者認為“工作目的感”比利潤更重要，72%甚至愿意為了更有意義的工作犧牲部分收入。《財富》雜志與LinkedIn的聯合調研亦表明，近四成年輕員工愿意為社會價值讓渡薪酬。這種價值傾向，并非“白左”專屬，而是人在面對職業抉擇時的基本心理需求——若無法在職業中實現，就可能在情緒表達甚至網暴行為中尋找替代性滿足。

這并非西方獨有的趨勢。在中國，根據2024年發布的《公益行業薪酬與人才管理實踐報告》，國內公益機構四級崗位平均年薪約為11.3萬元人民幣，盡管薪資尚有限，但行業流動正趨于良性——29%的離職者會繼續在公益領域求職，而非完全退出。同時，LinkedIn數據顯示，擁有公益項目經驗的候選人，獲得面試機會的概率比無相關背景者高出32%。公益和社會服務經歷，正在成為職場中日益被認可的“軟實力”。

因此，中產家庭的子女選擇公共服務作為職業，并非一種虛偽的道德炫耀，而是一種以經濟理性、技能增值與社會認可為基礎的長期職業投資。這一選擇所追求的是現實的職業回報、風險對沖，以及長期個人發展與社會意義的融合。將這種選擇單純視作道德表演或資源占位，確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新聞編輯室·第三季》/

對“公正”的埋冤，

也可能造成更大的誤傷

當下的輿論里，公眾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敏感度極高，從過去一段時間的新聞熱搜中不難看出：無論是“協和4+4”還是“230萬的天價耳環”，一旦某人獲得某種學位、職級或是不成比例的財富，輿論便迅速聚焦于其背后的“公平性”：是否依賴特權？是否占用了公共資源？

質疑當然是合理的。而在公益領域，民眾更是長期存在信任赤字。2011年郭美美事件就是一個標志性節點。在事件曝光后的短短三個月內，全國慈善捐款驟降86.6%，全年社會捐贈總額比前一年減少105億元。

到了2024年，類似危機再度顯現。盡管“騰訊公益99公益日”的捐贈驟降部分受制于配捐機制的調整，但整體趨勢仍然明顯：公眾捐贈熱情大幅下降、公益行業的整體離職率高達16%，一線社工更達到25%。除了資金流出、人員流失，整個行業還面臨著愈發復雜的審查機制與項目運營成本上升的問題。這些都直接削弱了公共服務系統的可持續性。

社交媒體的推送機制無疑加劇了這一信任危機。在算法主導下，那些激起憤怒與懷疑的內容更容易被放大，“觀看—憤怒—轉發”成為輿論的默認路徑。而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與建設性的探索，卻很難進入公眾視野。所謂“揭示真相”的內容，往往不過是在復制偏見。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情緒性敘事常常與意識形態對立綁定，迅速演變為對女性主義、環保主義等公共價值的系統性攻擊。陰謀論與虛假信息流行開來，而它們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為人們對不公的敏感被轉化為某種“懲罰性正義”的快感。

顯然當前輿論已經形成了這種情緒的“慣性”，不管是指向一個社會組織，還是指向個體。對“虛偽”的歸因和厭惡變得極其熟練，這當然來自社會與政治的絕望和犬儒主義。

可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將對社會模糊的“不信任”和怨恨不加分辨地投入公共領域，泛化到社會方方面面的人和組織，實際上在削弱社會的力量并反噬自身。最近發生數起的水源污染事件無疾而終，社會末端的服務能力因為上述資金和人力缺乏受限，藍天救援隊因被拆分而失去協調與調度的能力。更大的問題是“解決式輿論”的喪失，受眾將更多注意力投入到快意恩仇的批判，甚至這些批判很多時候就指向對實際做事的人的苛責。

/《切爾諾貝利》/

當情緒取代理解，

斗爭本身成為最大的遮蔽

在我們的輿論場，似乎存在兩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第一，將“公共管理”與“官僚體系”緊密捆綁，默認凡是從事公共事務的人必然謀求權力與資源，是體制內部的“受益者”；第二，對于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擁有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人，公眾更傾向于將其公共服務選擇解讀為“精致利己”或“階層固化”的表現，甚至進一步投射為意識形態上的“帶路黨”或“文化買辦”。

這兩種思維，都是當下社會普遍焦慮的映照。一方面，就業形勢困頓，上升通道收窄，公眾對一切權力資源的流動保持高度敏感。這種語境下，即使公共服務崗位其實并無實質利益，也極易被視作體制延伸與資源占位。另一方面，當“名校”、“海外背景”、“家庭優越”成為蔣事件里不斷被提及的關鍵詞，它自然被迅速納入“精英的傲慢”的批判邏輯之中。公眾已經非常熟練地將此類表述歸入“高位道德表演”的慣性理解中，并迅速貼上“道德高調”、“資源壟斷”的標簽。

在蔣事件后，很多人感嘆說這是“理想主義”很難實現的時代。當然我不認為蔣能夠擔當理想主義的代表，她本身的疑點和問題極大。但回到我們的話題，「公共服務 = 理想主義」的假設也許就是問題本身。我上面希望論證的，就是公共服務是一個和其他工作一樣正常、回報合理、理性計劃、分工合作的領域。

把“公共服務”想象成一種“理想主義”或使命，非要用一套大詞來包裝它，并要求極高的道德標準、自我犧牲、個人英雄主義，甚至忍受貧窮、表現出某種虛浮的同情心——這種過度道德化的期待，恰恰才是問題的根源。它將公共服務從正常的市民社會中剝離出來，變成一種不切實際的道德表演。這也是蔣的演講空洞之處，但她的演講恰恰在迎合對“公共服務”的這種刻板道德化形象。

而以上一切，讓公共服務更容易意識形態化，并挑動公眾對“虛偽”和“權力”的敏感神經。這并不讓公共服務更高尚，反而讓他更扁平和過度簡化。

于是我們看到，在這次事件中，社會迅速滑入兩種簡化敘事：一邊是對“體制代言人”的懷疑，一邊是對“偽理想主義”的控訴。而這兩種視角的合力，最終讓“公共服務”這個詞本身失去了表達空間。蔣雨融的演講并沒有承載多少實際的公共服務，卻因為她的身份成為整個公共管理的代表，并被總結融入“白左”。

/《東城夢魘》/

到這里，有個問題呼之欲出了，以西方公共管理\服務為代表的進步主義虛偽嗎？過度嗎？這種判斷是2008金融危機到今天的“時代精神”，并在全球掀起政治浪潮。但經歷脫歐、特朗普兩任期的亂象、菲律賓在小馬可斯政府執政下的各種動蕩——至少批判者的陣營沒有交出有意義的答案。

不管支持還是反對，我們離真正的答案恐怕相當遙遠。一些進步主義與公共服務的支持者，可能很多也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偏好，基于“同理心”、基于一些概念化的思考與潮流。其表達可能比蔣更精致，但沒有根本不同；反對者亦然，他們往往基于另一種情感邏輯——強調“真實但殘酷”的底色，選擇性地接受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并將此視作某種“清醒”或“誠實”。

對這兩種立場而言，世界往往被簡化為一場“高尚但虛偽的理想主義”與“殘酷卻真實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斗爭。而蔣雨融的演講，也被不由分說地卷入這場沖突之中，成為雙方情緒的投射載體。

如果說這場爭斗留下了什么提醒，那也許是：當公共討論不斷落入這類二元對立時，斗爭本身是否已成為我們理解世界的最大遮蔽？在情緒與立場的驅動下，我們是否已經不再有耐心，也不再有條件，去理解那些既不完美也不徹底，卻仍試圖在縫隙中實踐公共價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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