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省試時的“《春秋》對義”，不是省試科目之一的墨義試，亦不是“說書舉”，而是始于宋仁宗景祐年間的“經術取士”別奏名科目試。

此科以考試“大義”為主，是一種在提倡“經義”考試的背景下，對參加進士科和諸科考試舉子的補充性科目。

“說書舉”開始于天圣四年，以國子監考試經書講說為主，與“經義取士”科目不同，只是在報考資格方面，與“經義取士”科比較相似，致使后人將兩科相混淆。

那么，蘇軾的“說書舉”背后有什么不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不妨就讓我們一塊來掰扯掰扯其中的秘密吧！

嘉祐二年省試的第一名是李寔，并非蘇軾，是不爭的事實，故蘇軾省試中“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并非指省試總名次，這是肯定的。

對于其中的“《春秋》對義”，拙文曾經理解為慶歷新政失敗后，科舉恢復舊制后的進士科省試科目之一“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現在看來，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

拙文寫作時，有兩個失誤:一是沒有注意到現存《蘇軾文集》中所題《三傳義》十道，究竟是何性質的文體，及與之相關的科舉考試內容“大義”與“墨義”的區別。

二是簡單總結前人對于北宋進士科內容變化的認識，并僅僅依據慶歷八年(1048年)四月八日“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的詔令，推斷此后至蘇軾嘉祐二年的省試中，“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仍為實質性考試科目之一。

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對義”與“墨義”具有內容和形式的不同，并認為《蘇軾文集》中所題《三傳義》十道，就是蘇軾參加進士科省試時的“《春秋》對義”。

至和二年(1055年)出臺的《刪定貢舉條制》是一項重要舉措，在此基礎上，陳文甲考證出嘉祐二年省試是以“通較工拙”(即不是逐場淘汰，是諸場通考定去留)的形式，僅試詩賦、論、策三場，墨義在制度上雖被保留，但形同虛設，不曾考校。

蘇軾之“《春秋》對義居第一”是另外一種專門考試。

而將蘇軾省試時“《春秋》對義”歸為“說書舉”的認識前提是，“對大義十道”是嘉祐二年以前“說書舉”這一專門科目的考試內容。

以此為立論基礎，將蘇軾省試時之《春秋》對義歸為“說書舉”。

其直接證據不僅是《蘇軾文集》中所題《三傳義》的內容與形式正與之相合，更有注文及后來文集收入者將這十篇文命名為《南省說書十道》《南省講三傳十事》，及《宋史·藝文志》著錄蘇軾有《南省說書》一卷。

特別是南宋郎曄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南省講三傳十事》將其與嘉祐二年省試相聯系，在題前稱:“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修考試禮部，既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即此十事。見公《墓志》?！?/strong>

以上證據給人感覺直接而充分，似已無可置疑。但仔細推究，仍有諸多疑點。

其一是《蘇軾文集》中的《三傳義》，又被注者和文集收錄者名為《南省講三傳十事》《南省說書十道》等，以及郎曄注文，這些都是南宋以后形成的。

北宋時期，尤其是蘇軾之弟蘇轍記述蘇軾進士科考試情況時，并未將“《春秋》對義”之試稱為“說書舉”，蘇軾對于自己科舉經歷的敘述中，更是不見“說書舉”蹤影。

按宋人考中“說書舉”者，不乏有同登進士科者，如鄭揚庭“皇祐中登進士第，復中說書科”。

商傅“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皆是進士登科與說書登科并述。

試想，如果蘇軾省試時“《春秋》對義”就是專門的一個科目“說書舉”，其弟蘇轍在為其所作《墓志銘》中，為何不直接稱“復以說書舉居第一呢”？

而現存文獻中凡直接提到應“說書舉”事或人，均不見蘇軾之名呢？

在此舉出幾位參加過說書舉的人例，如錢藻、顧臨、劉恕、商傅、張宗雅、鄭揚庭等，來作為“說書舉”這一考試科目存在及蘇軾參加此科考試的旁證，但仍然無法證實蘇軾參加過“說書舉”，以及“《春秋》對義”就是“說書舉”的考試內容。

其二是蘇軾參加“說書舉”的前提和動機對此，蘇軾是在省試被黜落的前提下參加“說書舉”，“說書舉”考試合格獲得殿試機會這一認識提出的。

蘇軾在省試中只是詩賦成績不理想，被試官所落，但沒有任何證據說明蘇軾省試不合格。

蘇軾第一次參加進士科考試，全部精力應聚焦進士登科，雖然其才高又通曉經術，但參加說書舉畢竟會分散精力和時間。

且三蘇父子剛參加完開封府發解試，初來乍到，短時間內參加內容完全不同的兩場考試，也無此必要。

二是詩賦進士地位遠高于諸科及說書進士，進士登科是古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參加說書舉考試無非是增加一次登第機會，但未試而先加保險，這對于首次參加科舉年輕氣盛頗以才學自負的蘇軾而言，似不符合他的性格。

如果不能進士登科而只是說書登科，估計蘇洵、蘇軾父子都不會甘心。

以蘇軾之秉性才華，在進士登第以前，他應該不屑于去參加說書舉考試的。

這種推論完全是站在后世立場對預設結果原因的想象，看似有其道理，但對作為推斷前提的蘇軾當時之性格、才華及蘇氏父子的心態之判斷，亦是未能求證，殊不無臆測之嫌。

而同樣是對于此事，陳文甲則認定為“蘇軾選考‘說書舉’，應該有著為登科加層保險的意圖”。

因為當時朝廷下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蘇軾在確保能夠進士登科的前提下，很可能未參加殿試后舉行的“說書舉”復試，孰是孰非，一時令人難以分辨，無從求證。

其實，以上所列疑點，皆非問題之關鍵，更不是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蘇軾進士科省試時參加的“《春秋》對義”考試是不是“說書舉”。

如果對“說書舉”的認識有誤，那蘇軾進士科省試時參加的“《春秋》對義”考試，很可能不會被認定為“說書舉”科目。

蘇軾省試時“《春秋》對義”，應該是始于景祐時期的“經義取士”科目，屬于給參加進士和諸科考試的舉子一個別奏名的機會。

這才能解釋北宋時期直接記述蘇軾進士科考試者，包括蘇軾本人在內，在敘及其省試情況時不稱“說書舉”的緣故。

雖然蘇軾參加的“經義取士”科目不是“說書舉”，卻與“說書舉”科目的報名條件和考試方式比較相似。

這導致此科取消以后的人，特別是南宋以后的人，對北宋前中期施行過的和經義相關的考試科目，虛實難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