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嫂子，中央的同志都在想辦法。”1994年2月5日的北京，寒風裹著零星的雪粒敲打著窗欞。張震握著楚青布滿皺紋的手，能感覺到這位遺孀壓抑了十六年的情緒在微微發顫。這位七十八歲的軍委副主席，此刻不過是個想為老上級討個公道的普通老兵。

粟裕這個名字，在建國前后的戰史里是座繞不開的豐碑。可當歷史的塵埃落定，這位“常勝將軍”的戎馬生涯卻蒙著層洗不凈的陰翳。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那場突如其來的批判，像把生銹的鈍刀，在粟裕的人生里劃出道經年滲血的傷口。直到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聯合刊發《追憶粟裕同志》，才將這把銹刀徹底拔出。

張震和粟裕的緣分，始于1946年的華中野戰軍指揮部。那年深秋，三十二歲的縱隊司令帶著戰報去見首長，推開門卻見個穿粗布軍裝的瘦削身影正伏案研究地圖。粟裕抬頭時眼睛滑到鼻尖，倒像個教書先生。這和他想象中的“軍神”形象大相徑庭，直到聽見對方對蘇中戰局條分縷析的研判，張震才驚覺傳言里“用兵如神”的分量。

1948年的渡江方案之爭，讓兩人真正成為生死相托的戰友。當中央決定讓粟裕率軍南下時，指揮部里煤油燈徹夜未熄。張震至今記得粟裕在地圖上劃出的弧線：“與其分兵過江，不如攥緊拳頭在中原打殲滅戰。”這話說出口需要何等膽魄？畢竟這是要改寫毛主席親自部署的戰略。他們用了整整二十天推演，電報稿紙堆得比搪瓷茶缸還高。當那份改變戰局的“子養電”最終發出時，粟裕的鬢角竟白了幾縷。

淮海戰役的沙盤前，張震見識了什么叫“運籌帷幄”。粟裕能同時處理五部電話，還能抽空問炊事班的面粉夠不夠。雙堆集圍殲黃維兵團那夜，指揮部外的炮火映得帳內忽明忽暗。粟裕突然轉頭問：“張參謀長，記得咱們在蘇中吃的槐花餅嗎？”沒頭沒腦的話讓張震愣住，卻見首長指著地圖笑道：“等打完這仗，得找片槐樹林慶功。”

這樣的細節，在張震記憶里多得像滿天星斗。1954年他調離總參時，粟裕把跟隨多年的鋼筆塞給他：“仗打完了，該用這筆寫太平文章了。”誰料四年后的軍委擴大會上，這支筆的主人竟被扣上“極端個人主義”的帽子。張震坐在會場后排，看著老上級挺直的脊梁微微發顫，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狀的血痕。

特殊年代結束后，張震每次探望粟裕都心如刀絞。1981年深秋，病榻上的老將軍攥著家鄉照片喃喃：“長興的銀杏該黃了吧？”張震轉身就帶攝影組奔赴浙江，把滿山金葉和斑駁的老墻門全拍了下來。相冊送到醫院那天，粟裕摸著照片笑了整刻鐘，笑著笑著突然劇烈咳嗽，雪白的手帕上洇開點點猩紅。

1992年張震重披戎裝出任軍委副主席，頭件事就是翻查1958年的會議紀要。泛黃的檔案紙頁簌簌作響，那些歪曲事實的批判詞句扎得他眼眶生疼。老部下們聯名上書時，他提議用紀念文章代替座談會：“白紙黑字登在黨報上，才算真正蓋棺定論。”

當《追憶粟裕同志》的樣稿送到楚青手中，這位歷經滄桑的夫人撫著丈夫遺像輕嘆：“太遲了。”張震何嘗不知遲到的正義帶著苦澀，但歷史有時候就需要這種苦澀來警醒后人。文章見報那天，他特意買了瓶紹興黃酒，對著南方灑了半杯，自己仰頭飲盡剩下半杯。酒液入喉的灼熱，恰似當年孟良崮的烽煙。

從平江走出的篾匠養子，到運籌百萬大軍的參謀長，張震這輩子最驕傲的不是肩頭的將星，而是陪粟裕改寫“過江方案”的二十個晝夜。那些被戰火熏黑的筆記本，至今鎖在他書房最深的抽屜里。偶爾翻看，還能聞到硝煙混著槐花香的味道——那是屬于中國革命最驚心動魄也最蕩氣回腸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