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說，一些報紙取消了副刊稿酬。這在網上并沒有引起什么反響，但在寫作圈激起了劇烈反應，有一滴水落進油鍋般的效果。

作為一個前副刊編輯和現在用筆養家半生的寫手，我其實也沒有太強烈的感覺，更沒有被人奪了飯碗掐了生計的末日感——雖然報紙副刊曾是我重要的發稿渠道和收入來源。

這一輪取消稿費潮，據說與 AI 有關。有人用 AI 寫稿群投群發，給副刊帶來了極大困擾。這不過是 AI 對社會各領域 造成侵襲的又一個新案例，跟之前原畫師、程序員、會計面對的沖擊一樣，只是寫作者的表達能力更強，話題顯得更熱烈些罷了。

關于報紙副刊的歷史變遷，以及它與文學、文化、商業、傳播學之間的糾結淵源，足夠寫很多書、支撐許多課題，無需我多言。我僅從作者和編者的視角，聊一聊與副刊的個人交往，為轟轟而過的大歷史提供一些記憶碎片。

我的處女作就發在副刊上。那是1990年12月，我在山區一家小電廠上班，業余時間讀書寫詩，想以此跳出山溝里 “三班倒” 的命運。身邊有前輩因發表詩歌，從煤礦礦工變成工會干事，后又調到文化館當只坐半天班的文化干事 ——這是我目光所及最值得羨慕的 “前程”。于是我寫詩寫小文，寄往能接觸到的所有報刊：詩歌刊物、文學刊物、黨報副刊及內部行業報。三個月投出 180 封信，把郵票錢都花光了，一篇 126 字的 “小說”（其實就是個段子）終于發表。那天，意外看到報紙的我像中了舉的范進，揮舞著報紙對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喊 “發了發了”，讓大家對我的 “不正常” 印象又加深了幾分。

之后我像打了雞血般繼續寫稿投稿。當時正值紙媒蓬勃發展期，報紙版面增多，副刊也相應擴容，從文學副刊到文化副刊，再到專刊、特刊、周刊，越來越細分豐富，為讀者提供多樣信息，也為我們這些躍躍欲試的文青提供了發表陣地。十幾二十元一篇的稿酬雖不高，卻是我每月工資的幾分之一。

拿到處女作 5 元稿費那天，我像阿凡提故事里種金子的巴依老爺那樣盤算：“一篇 5 元，十篇 50 元，一百篇 500 元，一千篇……” 我用 5 元錢買了一斤肉、幾斤萵筍，燒了一大盆，還打了一壺啤酒，招待曾在夜色里一同對大山干嚎過的弟兄們，向他們證明每天抱書握筆并非無用，并搖頭晃腦地重復了一遍“巴依老爺的算法”，引得他們歡呼唏噓，紛紛祝我文思泉涌、多收稿費，且不要忘了請客。

那之后，我開始井噴式寫作發表。倒不是文筆突飛猛進，而是當時報刊發展太快，有種 “風口來了豬也能飛” 的感覺。此后多年，每當聽到這句話，我就想起埋頭寫稿、四處找投稿地址、用復寫紙抄一摞摞稿子往郵筒里塞的場景。

那時的副刊發詩歌、散文、小說，后來分得更細：家庭隨筆、情感故事、美食掌故、旅游指南、故事連載、社會紀實，催生出風行一時的特稿，以及強調縱深感的周末版風潮。與此同時，一群從其他行業沖入報界的人開始整頓副刊，首先拿文學副刊開刀，理由是“文學是作者個人化情緒表達，不適合占用公共信息傳播平臺”。當時我所在城市最大報紙的副刊編輯是位文學博士，正是此論的推行者。在他主持版面期間，詩歌、散文、故事性不強的小說在報紙上基本絕跡。那場景與當下取消副刊稿酬的形勢相近：寫作圈群情激憤，社會卻云淡風輕 —— 時代并未因報紙版面上多幾篇或少幾篇抒情文字而有明顯不同。

我因發表作品入行成為 “媒體人”，對此事的看法頗為矛盾：既贊同“剔除無病呻吟”的觀點 ——每天從成堆來稿中看到太多“對著風落淚、見花悲傷、愛人的唇像冰淇淋” 之類的文字，除了讓作者名字變成鉛字，對讀者毫無用處；又因熱愛文學多年，覺得報紙剔除文學過于干癟功利。畢竟，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包括《阿Q正傳》在內的很多經典都來自副刊，金庸先生“新聞為攻，副刊為守”的辦報理念我也認同。所以關于副刊，或曰“文學在報紙中的價值地位”，我始終處于“兩可又兩非”之間。

那段時間，我在一家廣播電視報當編輯，手里兩個版面：一個是市井趣聞、笑話，偶爾發篇暗諷不良現象的小雜文或漫畫；另一個是散文、隨筆、小小說、書評，配一幅本地畫家的近作，加首小詩。這種妥協搭配得到讀者、作者認可，上級部門也滿意，時不時給我們這個地區小行業報頒個省級或更高的獎，我在單位得以爭取到更寬松的工作空間。

此時我迎來創作高峰期，平均每天寫1-2篇200-1000字的副刊文章，幾乎每天都有文字見報。起初文友笑我寫的是“報屁股”“豆腐塊”，離文學太遠，容易“寫壞手”，但看到我隔三岔五領匯款單，累積起來是工資的好幾倍，便也紛紛買復寫紙、翻投稿地址“學起了墮落”。

關于匯款單還有段趣事。因嫌在每張單子背后寫身份證號碼麻煩，我專門刻了個方章，刻著身份證號等取款信息，取款時在郵局柜臺“咚咚咚”一通蓋，場面夸張。二十多年后在成都，一位女律師竟能輕易叫出我的名字——她當年是郵局柜員，對我這“蓋章大戶”印象極深。我取錢的場景還被偶爾來郵局的一位管文教的副書記看到，她便常在群眾文化工作中把我厚厚的稿費單作為勵志案例。我之后被文化系統薦為“拔尖人才”，二十來歲成為政協委員，多少與此有關——這是經濟和傳媒上升期帶給我的直觀影響，既有虛榮心滿足，也有實實在在的實惠。

這與我在山區電廠的寒夜里饑腸轆轆時的想象差不多，只是此時我寫的已不是詩了。

有編輯發現我的文字“牙尖嘴利”，且關注時事，便約我寫評論。我正好喜歡魯迅和王小波，也愛對剛發生的事說幾句，于是無師自通寫起評論，一發而不可收。評論本是從副刊小雜感欄目分支出來的，因能提供觀點和新聞延展而受讀者歡迎，逐漸成為媒體重要版面上的文體。許多報刊將其作為體現思想觀念的“重器”，市場化走得好的報紙更不惜成本招編輯、攬作者。我因文風適配、速度快，漸漸成為評論版常客，甚至在某些版塊開了專欄。

評論講求時效性，“快”是第一需求。當時沒有互聯網，報社收稿靠傳真：編輯來電話約稿，說完選題就動筆，寫完請專業打字員打出來，激光照排（一張5元），再往郵局發傳真（8 元一份）。雖折騰，但每篇一兩百元甚至更高的稿酬很誘人——那時工人月薪也就兩三百塊。為優化流程，我先后裝電話、買傳真機、電腦、打印機，還娶了個每分鐘能打 150 字的美麗女孩。聽說文友們的傳稿方式更 “原始”：趕車送稿、在電話里念稿子讓對方錄入。

這一切都因互聯網的出現而徹底改變。作為新傳播工具，互聯網最初的優勢體現在信息傳輸上：以往需十天半月的“十萬火急”，一封郵件“嗖”地就到了。報社開始用Email收稿，我們都有了“伊妹兒”號，還工工整整印到名片上（另一種已近失傳的社交工具），逢人就發。我曾鬧過笑話：讓別人別關電腦，等我發“伊妹兒”——滿腦子傳真操作思維的我，以為發郵件也需要對方接起電話給個“信號”。

互聯網促使我開始 “無紙化” 學習。當時我年近30，在地區報紙已是資深員工，本不必親力親為錄入文字，但我覺得用電腦寫字很神奇，直覺未來有用，便拉著照排部的小弟小妹從“王旁青頭戔（兼）五一”開始背五筆字根表，從幾分鐘打一個字的“蝸牛速”，到能在QQ 上跟人吵架。換筆后，我迎來寫作生涯又一次飛躍——確切地說，這是報業噴發大潮裹挾下的“浪花式飛躍”。

我目睹報業大戰的驚心動魄，親歷許多可吹一輩子牛的事，寫過令自己和更多人激動的文字。最高峰時，我一月在不同報刊開二三十個專欄，每天找選題、寫稿、傳稿；本職工作是管理一個有十多個記者、負責千萬級人口城市所有社會新聞的部門。那時沒有疲憊，只有亢奮，感覺像個驍勇戰士在打一場美麗的仗，卻不料大戰落幕，殘陽如血，所有高潮都在接近終章。

當我們用電腦和網絡為武器縱橫馳騁時，也在無意之中“殺死”了曾帶給我們榮耀的傳統紙媒。許多聲名響亮的報刊消失，如今報紙版面不付稿酬，都與此有關。

我們的祖先因紙筆難得而敬惜文字，我們的少年時代因書籍短缺而對文學充滿興趣。但隨著選擇增多、稀缺性消失，尤其是AI時代來臨，文字如海中海水般易得，副刊不發稿酬、紙質報刊徹底退出生活或成大概率事件。這不是AI對世界的唯一改變——它對人類生活甚至人類本身的改變，將超出我們想象。

有人說我們將是最后的碳基生命、最后的智人，硅基生命及其文明即將來臨。而我們還在為副刊有無稿酬、有無報紙慨嘆，是否像電子郵箱時代我讓人家別關電腦等發“伊妹兒”一樣可笑？

在時間的長河中，報紙、副刊、文學，乃至我們自己，或許都如大小不一的浪花，注定湮滅。相較于浩瀚星空中如砂粒般的地球，這又算得了什么？但我還是想把它們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