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造訪某不算富裕的內陸城市，朋友帶著我去當地一家高規格特色餐廳，門前冷落車馬稀。我詫異，如此富麗堂皇的裝修，頗受本地人好評的菜肴，價格也還公道，晚餐時間卻只坐了三分之一的客人。朋友告訴我，這是推進違規吃喝專項整治的成果，從前天一擦黑，這家餐廳火爆到一座難求，現在成了這個樣子。幾個服務員百無聊賴地在收銀臺閑聊，大廳人更少，幾個包間坐著人，卻也少有喧嘩。

最近人民網評發了一篇文章《禁止違規吃喝，不是吃喝都違規》，強調“不是防住人間煙火”，從來只有“禁止違規吃喝”，沒有所謂“禁止正常吃喝”。為這個道理點贊，但道理和禁令相比，兩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語。

關鍵就在于違規吃喝的“邊界”在哪里。比如遇到這種情況，下班后能不能參加同學聚會，聚會能不能喝酒，同學之間有沒有利益關聯。或者說，下班后幾個同事找個餐廳小聚，該不該聚能不能喝。再有就是，下班后參加親友的宴請，什么滿月酒、生日宴、接風洗塵，親戚朋友間有沒有業務往來。以上三個場景，都可能清清白白，也可能藏污納垢。

那么，判斷違規就需要回到特別具體的細節，這頓飯誰付錢、總花費多少、就餐人員之間的關系等來分析。要想還人清白，就必須像做人類學田野調查一樣，把一頓飯徹底搞清楚，沒個十天半個月不太可能。誰來調查，怎么調查，調查成本誰承擔。

沒有人能承擔如此高的成本與風險。高成本在于判斷是否違規吃喝太難，高風險在于一旦有人舉報，由于高成本調查難以實現，處理結果大多傾向于有錯推定。

這些問題之下，最理性的決策就是“不吃喝”。

因此，我始終認為吃喝是否違規，是個原則問題，而非制度問題。當然，如果涉嫌貪污受賄、權力尋租就是法律問題，不在討論之列，如果由吃喝引發這類問題，直接按照法律來判就好。懲戒貪污受賄，就屬于可執行的制度，因為邊界清晰，拿了不該拿的錢，做了破壞公平的事，可以通過行為來裁決，而且行為辨析的成本也不算太高、且目標清晰。

所謂制度問題，需要考慮明晰性和可行性，因為要動用調查和裁決的力量，這些都是成本，就要充分考慮投入產出比。做個不恰當的比喻，某工廠里偶發材料被盜，如果新成立一個調查組，并且增加監控和安保，固然可以組織材料被盜，但由此增加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被盜的損失。

我當然不是說要放任，而是把制度設計變成原則問題。原則是非剛性的，通過樹立典型、宣傳教育和懲戒極端個案，來樹立某種價值共識。樹立典型無非是獎勵標桿人物，懲戒極端個案也就是處理一些過于不像話的人，然后再通過傳播渠道推廣下去。你獎勵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懲罰什么就失去什么。最終大家在心中達成共識，知道哪些飯不能吃，哪些飯能吃不能喝。自己內心的標尺，比剛性制度更有效。這也許無法禁絕違規吃喝，但不會因為邊界的模糊，而讓大家因“理性”而走極端。